印度小额贷款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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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小额贷款危机(Small-scale Loan Crisis in India)

　　印度小额贷款危机是指印度发生在2010年9月的因为无力偿还小额贷款的民众抗议示威而引发的小额贷款信用危机。

　　2010年9月下旬以后，多起抵制小额贷款偿还的抗议示威行动，使曾帮助千百万印度人摆脱贫困的小额信贷运动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由于担心小额贷款借款人被高昂的利息压垮，印政府已加紧出台限制措施。政府官员甚至逮捕放贷机构的工作人员，指控他们纠缠借款人。与此同时，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则将数10起自杀案件归咎于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偿还自己的贷款。在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客们的力劝下，成千上万小额贷款借款人干脆停止偿还贷款，即使他们并非没有还钱的资金。

　　印度是世界最大的小额金融市场之一，小额贷款多通过妇女团体放贷，贷款人多因居住偏远或过于贫穷而无法从银行借贷。印度小额贷款利息很高，年息从25%至100%不等。随着小额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国际资本逐渐涌入，增强了该行业规模。这引发了印度政界人士、监管机构及部分小额贷款业人士的担忧，小额贷款规模不受约束的扩张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放贷、大量贷款集中到同一批借款人手中以及普遍拖延贷款偿还等问题。

　　2010年10月，《华尔街日报》刊出一篇关于印度安德拉邦小额信贷客户自杀的消息，安德拉邦政府在未经调查与确认的情况下，将当地多人自杀的原因归结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高利率，宣布将强制取缔过于泛滥的信贷行为，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及时归还自己的贷款。政府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遏制性干预措施直接影响了多数贷款人的还款意愿，一大批原本资金充裕、准备按时还本付息的借款人纷纷选择停止归还贷款，小贷公司资金链就此断裂，从而诱发了此次小额贷款的危机。

　　《华尔街日报》在2010年11月报道，曾帮助千百万印度人摆脱贫困的小额信贷运动，最近几周已陷入了混乱。印度政府已经加紧出台限制措施，因为它担心小额贷款借款人被高昂的利息压垮。某些情况下政府官员甚至会逮捕放贷机构的工作人员，指控他们纠缠借款人。与此同时，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则将数十起自杀案件归咎于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偿还自己的贷款。虽然目前为止小额贷款引发的这些不利事件还仅出现在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但在小额贷款业务领域，该邦经常是印度以及整个世界的风向标。全印度约30%的小额贷款都是在这个邦发放的，而印度则是世界最大的小额金融市场之一。

　　1、选举政治、选票政治的作用

　　地方上的政治人物将数十起自杀案件归咎于小额贷款发放机构，并敦促借款人不要偿还自己的贷款。在地方政府官员和政客们的力劝下，成千上万小额贷款借款人干脆停止偿还贷款，虽然他们并非没有还钱的资金。小额贷款公司在对那些被归罪于它们所发贷款的自杀事件展开调查之后，发现小额贷款只是自杀者遇到的很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问题之一。

　　因为担心小额贷款借款人被高昂的利息压垮，2010年10月，印度安德拉邦政府颁布了“安德拉邦小额信贷机构2010年法令”，这一法令触发了印度小额信贷行业危机，可见，政党间的竞争和政客自身的利益驱使他们为拉拢选民争取选票，而不惜牺牲小额机构的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利益以及小额信贷市场的发展。另外，一些媒体对发生事件不当渲染和不实信息传播，有意无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2、过度扩张忽视了风险控制

　　印度是小额贷款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国家。从2005年到2009年短短的四五年的时间，它的小额贷款的规模涨了将近10倍。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印度小额贷款总额从2.52亿美元增加到25亿美元。截至2010年8月，印度登记有超过3000家小额贷款机构，贷款总额近50亿美元，借款客户达2800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105%。

　　商业投资者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过度扩张的结果之一是导致了员工培训流于形式，风险控制放松。2010年，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公司SKS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从2006年3月到2010年3月，SKS的客户从5个邦的20万人扩大到19个邦的678万人，分支机　　　构从80个扩大到2029个，2009年SKS大概有2000个员工，2010年3月有2万名员工。2005-2009年，SKS的贷款人和信贷员的比例不断上升。2005年为235：1，到了2009年已变为488：1。即4年间，平均每位信贷员负责的贷款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我们再看看这个数字，你有12000名员工，同时你还有三分之一的离职率，就是说在12000名员工中，年底有4000人要离职。这样的话，在每年要新培训4000名员工，因为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员工要离职，这样的话每年剩下来的老员工只有8000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贷员培训周期也在缩短，一位印度学者描述他在一家MFIs的经历：“我亲眼看见还在培训中的学员正在培训下一批信贷员”。在乡村的选择上，一些MFIs不再对乡村进行考核，而是选择其他公司已经选择的乡村。此外，对团体贷款者贷前培训、贷后的每周追踪等风险控制流程都可能被省略，新培训的员工在迅速的时间内难以了解公司的文化，致使培训流于形式，加大了公司经营风险。

　　商业投资者对小额信贷机构的过度扩张的结果之二是导致了机构重复放贷和客户过度负债问题。在印度就发生了一个很疯狂的情况，放贷员经常去抢其他的信贷机构的客户。因为他们想与其他的信贷机构去抢人家的客户，然后也向这些客户去放贷。因此，超过70%的客户有20%的过度负债，20%的客户有50%的过度负债。而过度负债的原因主要来自商业投资者对小额信贷机构的扩张压力。在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那里平均每户居民背负的小额贷款债务是全国平均贷款负债率的八倍。该邦1600万户家庭中，有2000万个小额贷款客户。小额信贷机构在扩张冲动促使下，放松风险控制，不同机构给已经过度负债的客户继续提供多笔贷款，这造成了印度小额贷款出现危机问题。

　　3、过分商业化导致了危机潜伏

　　印度小额贷款机构的资金来源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除此之外，还允许通过资产证券化、公司上市等方式从资本市场取得资金。由于印度的资本市场也不是很发达，因此，75%的资金是由银行体系来的，这无形助长了小额贷款公司过度扩张和商业化的趋势。全国小额贷款公司净资产回报率也由2008年的5.1%上升至2009年的18.3%。如此高的回报率，吸引了大量国际热钱及私人资本，使得小额贷款这项以扶贫为宗旨的非营利性行业颇有变成私人资本主导的高回报行业的趋势。印度主流银行和跨国银行2010年已拿出40 多亿美元贷款来支持印度的小额贷款业，而私募股权基金仅2009年一年就向印度的小额贷款业投入了超过2.5 亿美元的资金。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期待其投资的高回报率，导致小额信贷机构产生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均忽视了小额信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从而严重影响了小额信贷行业的形象，恶化了小贷公司发展的外部环境。

　　以SKS为例，1997年到2003年，SKS的前身SKS社团以非政府机构(NGO)形式存在。2003年，SKS初涉商业化经营。SKS私人公司成立，5位互助信用方(MBTs)作为新公司的原始股东投资了160万美元，其它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机构的捐赠，市场也主要是安德拉邦。这段期间，SKS的大股东5位互助信用方(MBTs)代表的是客　　户的利益，这一期间，SKS的贷款规模虽然在增长，但是效益却一直为负。 2005年情况发生逆转。SKS把其微型金融部分转为一个新的非金融机构，名为SKS MicroFinance，并且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第一次打算在安德拉邦以外的地方开设分支。 这一期间也是私募基金进入的主要时期：2007年SKS从美国红杉资本为主导的私募基金处共获得1670万美元投资，2008年获一家美国私募资本750万美金的投资。 变革立竿见影。2005年SKS税后净利润为50万美元，2006年81万美元，2007年414万美元，2008年为1746万美元，2009年为3686万美元。

　　 同时，SKS股东结构发生变化。2005年，SKS 48%的股份由5位互助信用方(MBTs)拥有，商业投资者的股份为30%，政府的股份为22%；而到了2009年，商业投资者的股份升至72%，MBTs降为16%，政府和管理层股东合占12%。SKS在2010年3月底有一个年报显示，股本只占总资产的1.76%，大家想它的杠杆放的多大了，由于杠杆放的太大，也导致一些风险产生。2010年SKS Microfinance在印度国内上市，当时SKS它最开始股价是22美元，后来上市之后两个月升到32美元，两个月实际上当时就有了非常快速的增长，后来出现了危机，它的股价又有了下降。小额贷款机构的上市，当股价暴涨而使投资者满载而归时，小额贷款客户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上市两个月之后，他们就把CEO给解聘了。一个大公司上市之后，两个月之后就把CEO给炒了，因此引发了媒体很多的关注。然后就审查了一下这个公司之前做了哪些事情，很多记者来到全国各个地方检查了很多小额信贷方面的运作，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找一些负面的东西。由于媒体一放大，也给人们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又了自杀的情况，媒体又进一步放大，因此在印度产生了一个非常全民恐慌的情况。

　　4、过快增长致使内外控制失灵

　　从内部风险管理来看，印度小额贷款公司普遍缺乏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没有科学的客户筛选机制，甚至只要身份证和一张照片就能轻易取得贷款。在印度的一些乡村，农户获得4家甚至5家MFIs的贷款并不稀奇。开发客户过程中受内部考核机制的影响，追求高生产率，信贷员负责过多的借贷客户，导致机构员工和客户间应有的密切接触大幅减少，也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没有能够考虑到客户的还款能力。

　　从贷款管理模式来看，客户首笔贷款金额小一些，只要还款正常，他们就会不断给他增加放款额度。仅以简单化的方法和少量标准化的产品运作，使产品和服务不能完全符合客户的需求，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看有95%的还款率，实际上用不断增加的贷款额度去覆盖或者是掩盖风险。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期待其投资的高回报率，导致小额信贷机构产生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他们均忽视了小额信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从外部监管角度讲，印度政府对高风险的行业采取低监管的门槛，破坏了小额信贷环境。同时，同一地区内过于集中的分布也激发了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多重贷款行为，同一客户往往以相同名义在多家公司获得贷款，进一步助长了危机爆发后的违约风潮。在信贷投放过程中，所有的借款者的信息和金融行为都应该在一个征信平台显示出来，放款者可以查阅这些借款者是否在别的地方已经有借款。印度也有这个体系，但是由于整个征信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很多小额贷款公司没有加入其中，无法查阅，导致很多借款者从不同的贷款公司以超过自己还款能力的数额，重复借贷。

　　虽然中印小额贷款模式的区别决定了中国短期不太可能爆发印度式的系统性风险，但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发生风险，应当未雨绸缪，借鉴印度小额贷款危机的经验，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小额信贷市场。

　　第一，利率要适中，同时，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小额信贷利率的控制和管理，警惕小额贷款机构通过评估费、手续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

　　第二，适当的风险控制，积极采取措施来限制多重贷款行为。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应通过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安排，明确小额贷款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其合法性和规范性，促进小额贷款与正规金融体系的融合，严格其客户筛选机制，避免“垒大户”现象的发生。

　　第三，注意防范中介机构因逐利采取欺骗等手段而产生信贷风险。

　　第四，出台相应政策，扶持公益性的小额贷款。国家可以从财政或专项扶贫资金中拨出一定的资金，作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铺底循环基金，或由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为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批发信贷资金，政府进行补偿性贴息，以解决目前一些合格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严重缺少融资来源的问题，从而与商业小额信贷形成良性竞争，避免小额贷款因逐利而累积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