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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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

　　卡爾·波普爾出生於1902年7月28日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一個猶太裔中產階級家庭，畢業於維也納大學。1928年，他獲授哲學博士學位，1930年至1936年間在中學任教。1937年，納粹主義勢力抬頭，波普爾移民至紐西蘭。他在紐西蘭克賴斯特徹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49年獲得教授職銜。1965年，他經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獲封爵位，1976年當選皇家科學院院士。1969年從教壇退休後，他仍活躍於知識界。1982年，波普爾獲頒榮譽侍從勛章。1994年9月17日逝於英國倫敦。

　　波普爾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他認為經驗觀察必須以一定理論為指導，但理論本身又是可證偽的，因此應對之採取批判的態度。在他看來，可證偽性是科學的不可缺少的特征，科學的增長是通過猜想和反駁發展的，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因而其理論又被稱為證偽主義。50年代後，他的研究重點轉向本體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著有《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科學發現的邏輯》等。

　　波普爾的一生是一個化絢爛於平淡的故事。這位猶太裔思想家於1902年出生於維也納，10歲時就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進化論，17歲時曾為弗洛伊德的弟子、精神分析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工作過。早年崇拜的這些思想大師都成為波普爾後來懷疑與批判的對象，唯有愛因斯坦是一個例外。1919年愛因斯坦在維也納的演講對他的一生髮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波普爾1928年在維也納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來與著名的“維也納小組”成員接觸。1932年完成《知識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手稿在維也納小組中傳閱。1934年在石里克的推薦下，手稿的壓縮版《研究的邏輯》以德文出版。後來兩年中，波普爾訪學英國，結識了哈耶克、羅素和伯林等學者，又到哥本哈根會見了物理學家波爾。在反猶太主義浪潮的壓力下，波普爾計劃離開奧地利。1936年末，他向英國學術資助委員會提出申請，希望在英聯邦地區的學術機構獲得工作。他推薦人當中有愛因斯坦，波爾，李約瑟，羅素，魯道夫·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和摩爾。委員會批准了他的申請，在劍橋大學為他安排了一個臨時教職，但波普爾同時獲得了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的一個永久職位。1938年到紐西蘭任教，開始寫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發社會及其敵人》，前者在1944年哈耶克主編的《經濟學》上發表，後者1945年在英國出版，使他獲得了國際性的聲譽。

　　在哈耶克的幫助下，倫敦大學經濟學院授予波普爾高級講師的職務。他 1946年初抵達英國就職，教授“邏輯與科學方法”。1950年應邀訪問美國，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大學演講，期間與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會面討論。1959年出版英文版《科學發現的邏輯》，這是25年前德文版著作的擴充。1963年出版《猜想與反駁》。1969年波普爾放棄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全職工作，專註於研究和寫作。1972年發表《客觀的知識》。1974年，由謝爾普（Schilpp）主編的《在世哲學家文庫》發表兩捲本的“波普爾及其思想”（上捲為自傳，後來以《無窮的探索》單獨出版）。1977年發表與艾克裡斯（John Eccles）合作出版《自我及其大腦》。198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包括《實在論與科學的目的》，《開放的宇宙》和《量子理論與物理學的分裂》。

　　在學術界，沒有一個希臘哲學和現象學的外行敢於奢談海德格爾，沒有一個不曾潛心研讀柏拉圖、馬基雅維里和霍布斯的學者敢於評論施特勞斯。但是，一個對愛因斯坦相對論、對當代科學基本無知的人卻可以完全自信地評判波普爾的學術工作而毫無輕率的感覺。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波普爾的主要思想建築於他的知識論之上，而他在知識論方面的批評性創見則源自他對當代科學發展的深刻洞察和闡釋。在20世紀的著名思想家中，沒有人像波普爾那樣熟悉以至於介入當代科學內部的重要辯論，並與科學家共同體之間保持如此長期和密切的聯繫。他自己曾經坦言，他的許多工作實際上只是對愛因斯坦思想的一種哲學表達。那麼，為什麼一個人文學者在理解和評價波普爾思想時似乎不需要基本的現代科學知識準備而不感到困難？

　　在我看來，這多少是波普爾的“咎由自取”。正是他獨特的學術風格——以罕見的清晰表述深奧而複雜的思想，使其著作具有“難以閱讀但容易概括”和“論證複雜但結論明確”的特征。因此，人們不需要研讀他的著作，就能夠方便地將其學說概括為一些簡單的論點。這使他變得“通俗易懂”而得以流行，但同時也在流行中被簡單化、通俗化進而被曲解。在這個意義上，麥吉（Bryan Magee）的評論是頗有見地的，他說波普爾的清晰性“甚至掩蓋了他的深度”。波普爾的學說在獲得廣泛的傳播和影響過程中，流失了其複雜與深刻的部分，其重要意義被低估、被忽視以至被淡忘。而他自己也最終為世俗的聲譽付出了世俗的代價。

　　當然，“清晰”本身至多是一種優異的學術風格，絕不是所謂“一流工作”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其必要的條件。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在思想和學術上的價值究竟何在？這仍然需要進一步辨析。

　　從對絕對真理（以及各種決定論）的普遍至信，到對其根本性的質疑和警惕，這是20世紀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最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爾的學說，特別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中闡發的觀點，對這一歷史性的轉折做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對於只註重波普爾某些結論要點的人來說，這個判斷當然是無稽之談。在挑戰決定論的陣營中，波普爾絕不是第一個甚至也不是最激烈的鬥士。西方思想史從前蘇格拉底開始就有著悠久的懷疑主義和不可知論的傳統，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絕對真理觀和決定論的攻擊。波普爾所謂“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何從談起？我的觀點主要依據以下三個理由。

　　首先，在波普爾之前，反決定論的批判聲音幾乎被科學洪流所吞沒，完全無力抵禦由“現代科學奇跡”所創造的真理神話。這主要是由於人文思想家難以進入現代科學的內部知識結構，無法對科學真理觀做出知識論上的有力反駁，而只能從外圍發出邊緣性的異議，且主要針對的不是“科學真理”本身，而是科學與技術導致的文化與社會的“負面後果”。在公共思想界，科學奇跡造就的絕對真理觀絲毫沒有被抑制，反而不斷走向強盛，成為支配性的意識形態。而波普爾的批判恰恰是從現代科學內部開始，甚至是從其 “硬核”（hard core）——現代物理學——進入，由中心顛覆“科學定律”的絕對確證性和可靠性，然後向外拓展到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種種“科學”，對各種形式的絕對主義與決定論予以清算。

　　其次，以往對科學真理的攻擊，主要來自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無論具有怎樣的顛覆性，也仍然無法解釋科學知識的發展與科學奇跡的“鐵的事實”。而波普爾以“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對此提出了新的另類解釋，在肯定知識成長的有效性同時瓦解其絕對真理性。這是啟蒙傳統內部對絕對真理觀的一次真正的“解構”批判。在思想史的意義上，是審慎的理性對“理性的自負”的一次勝出。

　　最後，尤為重要的是，證偽主義學說遠不只是一個天才性的邏輯洞見。如果波普爾不具備進入複雜而深奧的科學內部知識討論的能力，那麼“科學陳述不能被證實而只可能被證偽”之類的論述只會被看作痴人說夢，成為一個笑柄，而根本無力對思想史發生任何影響。波普爾反潮流的新科學觀念贏得許多自然科學家的支持和肯定。愛因斯坦早在1935 年讀到德文版的《研究的邏輯》就寫信予以熱情的支持，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而波普爾理論最堅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梅達華（Peter Medawar，他稱波普爾是“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薛定鄂（Erwin Schroedinger）、波爾、莫納德（Jacques Monod）和艾克裡斯，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如Ernst Mayr，Alister Hardy，Konrad Lorenz，Alfred Landé，David Bohm，Jean-Pierre Vigier，John Bell，Herman Bondi，Percy Bridgman，和Dennis Gabor。可以想象，如果沒有來自科學家共同體的支持，對絕對真理觀的顛覆以及對決定論的批判至多是哲學圈子內部的議論或牢騷，而不可能成為思想史的一次轉折。

　　在學術界，我們習慣於敬畏晦澀的學說，但我們常常忘記：正是通過極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複雜的思想謎團才變得清澈起來，一些被許多晦澀的文本反覆討論的問題才獲得了可能的解決出路。而波普爾正是這樣一類卓越的思想家。一個世紀前，對絕對真理與決定論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還是一個異端，而波普爾以他獨特的風格（以及近乎偏執狂一般的雄辯熱情），推動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轉折，使這種異端學說在今天甚至成為了常識。但這絕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常識，而是改寫了人們的科學觀、歷史觀與社會演進觀的意義重大的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可以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也許還比較容易澄清，但對他在哲學上的貢獻則有非常多的爭議。雖然波普爾本人傾向於將自己看作哲學家，但在專業哲學領域中他的聲譽是相當可疑的。許多人輕視他的工作，也有人根本不承認他的哲學家資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我以下的分析將著重於指出，對波普爾哲學成就的評價是困難的，這與他的研究領域和個人風格的獨特性有關。

　　波普爾的學術生涯開始於對歸納問題的批評性研究，這屬於典型的知識論領域。他的證偽主義學說來自於對歸納方法作為知識成長邏輯基礎的質疑，但這並不是一個原創性的發現。休謨早在200年前就提出“歸納問題”，羅素也曾以詼諧的方式重提（一隻每天被主人照常喂養的雞，怎麼也“歸納”不出終有一天自己會被主人擰斷脖子）。而維特根斯坦（這位波普爾一生都耿耿於懷的論敵）在1921年出版的文體獨特的《邏輯哲學論》中清晰地重述了這一點：“歸納過程在於此：即我們採取能與我們的經驗相協調的最簡單的規律（6.363）。可是這個過程沒有邏輯基礎，而只有心理學的基礎（6.3631）。”所以，就歸納問題的發現而言，前有休謨提出，後有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等人再論，波普爾對此毫無原創性可言。

　　波普爾的哲學貢獻在於對歸納問題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與維也納學派的基本思路相反，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以經驗檢測的“可證偽性”而不是“可證實性”作為科學與非科學陳述的劃界標準，並以“問題－猜想－反駁”的“試錯機制”代替“觀察－歸納－證實” 的“實證機制”，為科學知識的成長提出新的解釋。波普爾早在193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了這個想法，無疑是具有原創性的。但如何在哲學上評價這一創見是可以商榷的。也許，可資對比參照的是維也納學派的工作。

　　以羅素和維特根斯坦為精神領袖的維也納學派，聚集了許多極為優秀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他們曾在長達一年的時間內，逐字逐句地閱讀和討論了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不是一遍，而是兩遍！），當然早就充分意識到歸納問題的困難所在。也就是說，他們和波普爾面對的是同樣的難題。但邏輯實證主義學派的主要成員仍然堅持在實證的方向上予以解決。其中，卡爾納普（R. Carnap）以概率詮釋來拯救歸納方法的路徑起初看來頗有希望，但後來遭遇到許多（包括波普爾在內）有力的反駁，看不到更有希望的進展前景而放棄，卡爾納普本人最終轉向語義學研究。維也納學派也因為多種原因（特別是石里克被刺身亡）而終於解體。

　　波普爾在其思想自傳《無窮的探索》中聲稱，正是他“扼殺了邏輯實證主義”，雖然他不是有意的，但還是要對當時這個重要哲學流派的破產“負有責任”。這雖然有自誇之嫌，但以下結論還是可以成立的：對於科學知識論中的歸納難題，沒有人（包括維也納小組的成員在內）完成了足以與波普爾證偽主義相競爭的可能的解決路徑。這在哲學上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雖然可能難以稱作“第一流的成就”。

　　波普爾人格傾向中的偏執與固執可能多少影響到哲學家對他的評價。比如，他堅定的聲稱自己已經完全解決了200年來困擾著哲學家的休謨難題，這個被布勞德（C. D. Broad）稱作“哲學的家醜”的問題。但這個自信的論斷受到許多哲學家和一些科學家的質疑。特別是波普爾難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在日常經驗中仍然依賴歸納方法的問題（在艾耶爾看來，這才是休默難題的關鍵所在）。波普爾為此作了大量的自我辯護，包括對科學發現的心理過程與邏輯基礎做出區分。許多辯論的確帶來了理論的完善，但如果波普爾能夠更為謙遜，或許會獲得更多的肯定。

　　在“猜想－反駁”機制的實踐有效性問題上也是如此。拉卡托斯後來發展出的精緻證偽主義或“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對此做出了更好的解釋，雖然這更多的是技術性的修正和補充而不是在哲學上另闢蹊徑，但波普爾不能容忍學生對自己的批評性繼承，最終導致他們友誼的破裂。而對專業哲學家來說，或許最難以接受的是波普爾對維特根斯坦的攻擊。他傲慢地宣稱，維特根斯坦後期的研究，以及由此發展出的語言哲學完全是誤入歧途。無論如何，波普爾的人格中有著與他自己倡導的開放與寬容精神十分矛盾的獨斷特征，以至於有人戲謔波普爾是“開放社會的敵人”。

　　波普爾對柏拉圖的公然冒犯可能是他失去哲學家青睞的另一個原因。他在《開放社會》上捲中對柏拉圖的闡釋，從希臘文的翻譯細節，到具體文本段落的理解，到對柏拉圖意圖的整體把握，都受到了許多激烈的批評。希臘哲學專家R. B. Levinson特別發表專著《保衛柏拉圖》，對波普爾做出了全面的抨擊。而波普爾在第4版中特別加了一個附錄對此予以反駁。當然，也有哲學家支持波普爾對柏拉圖的解釋。牛津大學著名分析哲學教授賴爾（Gilbert Ryle），自己曾發表研究柏拉圖的專著，他在《心》（Mind）雜誌上發表書評指出，波普爾“對希臘史和希臘思想的研究顯然是深刻而賦有原創性的。從此對柏拉圖的解釋不再會是老生常談了”。而羅素也說，波普爾“對柏拉圖的攻擊雖然有悖於正統，但在我看來完全是成立的”。要對這樣的爭論做出恰當的評判，沒有對柏拉圖和希臘哲學深入的專門研究是不可能的。況且，阿弗烈·諾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有句名言，“整個西方哲學都是對柏拉圖的註腳”。不同註腳之間的爭論也很難有明確的結論。但有一點事實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專業哲學的研究中，波普爾對柏拉圖以及黑格爾的闡釋不會被當作一種重要的觀點予以認真討論。

　　總的來說，波普爾在人文學術界最熱衷的贊賞者（如哈耶克和伯林），多半是“思想家”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專業哲學家。波普爾在一次訪談中曾指出，哲學的任務是反省我們不自覺的偏見，並明確反對哲學在專業化的問題上“仿照現代科學的模式”。在現代的學科建制中，波普爾的專業身份是頗為曖昧甚至尷尬的。這也對評價波普爾的學術成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他在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邏輯和科學方法”方面的課程甚至不設教授席位。這在當年使這位“國際知名”的高級講師晉升教授的問題都頗費周折。直到1948年（《開放社會》一書出版三年之後），在哈耶克的動議下，校方同意為波普爾專門設立一個“邏輯與科學方法教授”席位，才最終解決了他的“職稱問題”。 　　

　　大多處於專業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尤其反映在他那些不太著名的專門性研究中。例如，在 1958年威尼斯國際哲學大會上，波普爾提交的一篇論文，分析了萊布尼斯對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批判如何影響了物理學從原子論到“法拉第－麥克斯維爾場論”的發展。這篇論文在極小的圈子裡獲得盛贊，但大多數哲學家幾乎不知所云。他與艾克裡斯合作的《自我及其大腦》一書也有類似的命運。波普爾更像是萊布尼茲時代的學者，在自然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地帶展開工作。在這個意義上，他在當代是沒有多少同行的，也難以在專業哲學界獲得承認。

　　對波普爾的思想有兩個流行的誤解，似乎又必要予以澄清。由於波普爾對科學與偽科學的劃界標準做了大量而細緻的解釋，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這是一種非常初級的誤解。

　　在波普爾看來，科學與非科學的區別在於經驗上的可證偽性，但他堅決否認這是區分“有意義”和“無意義”的劃界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波普爾與邏輯實證主義者有著尖銳的衝突，後者認為，只有邏輯命題和科學（經驗可檢驗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而波普爾則堅持，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的劃界標準絕不是“意義”的劃界標準。相反，他認為宗教、神話和形而上學等命題，雖然不是科學陳述，但他們有自身豐富的意義和價值，有些可以成為科學猜想的源頭。他甚至認為許多被他稱作“偽科學”的理論，如弗洛伊德心理學，本身可能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們的學說有可能是正確的，只是不具有可證偽性，無法在經驗上予以檢測。

　　在波普爾的詞典里，“科學”不是“有意義”或“有價值”的同義詞，更不是“正確”或“真理”的同義詞。科學知識也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他強調，科學理論都只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更是否定了將科學等同於真理的迷信。所以，與那種流行的誤解恰恰相反，波普爾實際上是一位科學至上論和唯科學主義的最強烈的批判者。

　　另一個對波普爾政治立場的誤解值得更為認真的討論。哈耶克被普遍看作 “右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他與波普爾之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親密關係是人所共知的，他甚至在給波普爾的書信中提及“我們的哲學”。另一位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也曾對波普爾予以盛贊。伯林在他的《馬克思傳》1963年版的序言中，稱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是“一部具有罕見創造性和強有力的著作”，並認為在所有在世的作者中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學說做出了“最謹慎、也是最攝人的批判”。而波普爾本人也的確自稱是自由主義者。這些因素都會使人們很自然地推斷，他會在政治上持“右翼立場”。這種觀點雖然不是空穴來風，但仍然有嚴重的偏差。實際上，波普爾在政治立場上與他的自由主義同伴具有相當的距離。

　　首先有必要指出，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但並沒有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攻擊。《開發社會》一書是從批判理性主義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做出的分析性批判。波普爾對馬克思本人懷有很深的敬意，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也敏銳地意識到，馬克思將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是正當的，而且他的理論在當時的確是科學的，因為提出了大量可以被經驗事實檢測的預言。只是在波普爾看來，其中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偽了。但他主要批判的對象是他所謂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管社會實踐中出現了多少與理論相悖的事實，仍然要堅持理論的教條併為此不懈地的辯解。這種教條主義的自圓其說恰恰違背了科學的一個基本品質，那就是理論要勇敢地面對實踐的檢驗。這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不再具有科學的品格。同時，波普爾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決定論，這將導致對社會實踐做出整體的和長遠的計劃安排。雖然當時波普爾並沒有觸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弊端，但他所倡導的“漸進社會工程”理念，主張一種在不斷嘗試中修正錯誤的社會演進模式，對今天的社會主義實踐並不是沒有啟示意義的。

　　波普爾少年時期曾是一名共產主義者，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一信念，但此後許多年仍然信奉社會主義，而至今仍然對馬克思關於人類平等與自由的道德理想抱有很深的認同。他在《無窮的探索》中寫道： “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麼我仍然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什麼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一種朴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了。”他後來意識到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因為力求實現平等可能危及自由，但在不自由的人們中間是不會擁有平等的。在這個意義上，波普爾的確強調自由對平等的優先性。但是由此並不能推斷他持有右翼的政治立場。恰恰相反，他在很多重要問題上的觀點似乎更具有“左翼”的政治傾向。

　　在《開放社會》第二捲中，波普爾明確反對極端自由主義，特別是經濟放任自由主義；激烈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論，認為這將使富有者無限度地剝削窮人，結果將使窮人喪生自由。因此，他強烈支持國家的經濟干涉主義：“我們必須建立保護經濟上的弱者不受強者侵犯的制度，並且通過國家權力對此加以鞏固……，這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不幹預的原則和經濟體制不受約束的原則，如果我們希望自由得到維護，那麼我必須要求國家用有計劃的經濟干預取代不受限制的經濟自由政策，我們必須要求經濟干預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段引言自身是極為明確的，如果說波普爾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那麼一個要求取代經濟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在我們這裡至少稱得上是 “自由左派”。

　　一個深刻而清澈的思想者，一個徘徊在科學與哲學之間的學者，一個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一個以偏執的風格竭力宣揚審慎與開放的雄辯者，一個享有盛名又在流行中倍受誤解的知識分子，這就是卓越而獨特的卡爾·波普爾。他一生無窮的探索，最終將蘇格拉底“我一無所知”的箴言作為自己思想的墓誌銘。他以最有力的方式告誡人們知識的局限性，以警惕理性自負的危險。對於20世紀人類歷經的災難與恐怖來說，波普爾是一位診斷思想瘟疫的醫生。如果他的告誡已經成為今天的常識，那麼他被淡忘也正是他傑出的成就。倘若有一天，類似的瘟疫再度流行，人們才會重新想起他，並記起他的診斷。

• 真正的無知不是知識的缺乏，而是拒絕獲取知識。

• 不管我們已經觀察到多少只白天鵝，都不能確立“所有天鵝皆為白色”的理論。只要看見一隻黑天鵝就可以駁倒它。

• 也許你是對而我是錯，但只有我們一起努力，才能更接近真理。

• 無限的寬容必將導致寬容的消失。

• 如果我們過於爽快地承認失敗，就可能使自己發覺不了我們非常接近於正確。

• 那些許諾我們人間天堂的人除了地獄什麼都沒有搞出來。

• 一切偉大的科學理論都意味著對未知的新征服。

• 科學必須始於神話，並伴隨著對神話的批判。

• 自由比平等重要。實現平等的企圖危及了自由。如果失去了自由，就連在不自由的人中間也不會有平等。

• 我們應該把所有法則或理論都視為假設或推測。

• 人們需要的與其說是好的人，還不如說是好的制度。

• 如果你認為一個理論是唯一可能的理論，這表明你既不理解這個理論，也不理解這個理論要解決的問題。

• 嘗試在人間建立上帝的國，終究只會創造出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