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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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責任最初是德國民事訴訟法的術語，後經日本傳入中國。其基本含義是，在民事訴訟中，應當由當事人對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並予以證明，若訴訟終結時根據全案證據仍不能判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真偽，則由該當事人承擔不利的訴訟後果。

　　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的訴訟主張，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和在無法證明時，要承擔的敗訴責任。

　　在封建時代的糾問式刑事訴訟中,除審判機關外,沒有專門的公訴機關，控訴和審判職能不分。法官主動地採用殘暴手段追查犯罪，收集證據，證明被告人的罪責，承擔著證明責任。但是控告人和被告人雙方也都有證明義務。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刑訴中，原告人、被告人雙方均負有證明責任。法律要求，控告別人犯罪，必須屬實，否則要承擔一定的後果。《唐律疏議》規定：“諸告人罪，皆須明註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還規定，在審訊中拷打被告人達到法定限數而不供認的，要“反拷告人”。《明律·刑律·斷獄》規定：“凡告詞訟對問得實，被告已招服罪，原告人別無待對事理，隨即放回。”

　　反之，如果所告之罪通過審問不能證實，被告人不招認，原告人就要被押在官府，不得放回。這些都說明原告人負有證明責任。至於被告人的證明責任，則首先表現在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就要受到拷打上；對疑罪的處理原則也說明瞭這一點。所謂疑罪，“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無證見；或傍有聞證，事非疑似之類”,即有犯罪嫌疑,但證據不足，難以處斷的案件。唐律規定：“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疑罪以贖論，一方面反映了統治者的慎刑思想,另一方面也反映被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罪,仍要受到一定的處罰。

　　資本主義國家的刑事訴訟中的證明責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規定不相同。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採取辯論主義，證明責任基本上實行民事訴訟的規則,即：當事人雙方,“誰主張，誰舉證”。首先是控訴人負有義務提出證據，證明被告人有罪。法官、陪審官對控訴人所舉證據有懷疑或認為不充分時，即宣告被告人無罪。但被告人在反駁控訴的情況下，證明責任就轉移到他身上。例如，被告人若辯解自己生理上、精神上不健全，沒有犯罪行為能力；發生犯罪時自己不在現場；自己的行為當時是在別人威逼下進行的；自己的行為是合法的職權行為；否認占有的被盜贓物是偷來的，等等，則被告人必須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如果提不出無罪證據，就推斷該罪行是存在的。

　　大陸法系

　　在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中，檢察官和法官依職權原則主動證明案件事實。檢察官代表國家向法院提起控訴,提出不利以及有利被告人的各種證據;被告人有拒絕陳述、沉默的權利，沒有證明自己有罪無罪的義務。法官主動詢問證人、被告人，調查證據，調取證據，不以當事人的建議、申請、提供證據為條件，也不受其約束。因此，關於大陸法系的刑事訴訟理論,許多學者認為,證明責任由檢察官和法官承擔。但是有的學者認為，證明責任是指當事人中誰應負責提出證據，因而認為應由作為控訴人的檢察官負責。

　　在蘇聯

　　《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刑事訴訟綱要》第 14條第2款規定：“法院檢察長、偵查員和調查人員必須採取法律所規定的一切辦法，對案情進行全面、充分和客觀的調查研究，弄清證明刑事被告人有罪和無罪以及加重和減輕罪責的情況。法院、檢察長、偵查員和調查人員無權把證明的義務轉加到被告人身上”。這說明，在蘇聯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由檢察長、偵查員、調查人員和法院承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2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式，收集能夠證實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實踐中,有罪無罪的各種證據,都是由偵查、檢察、審判人員主動收集並查證屬實的。這不僅是偵查、檢察、審判人員的職權，也是他們的責任。訊問被告人不能強迫他自供。但被告人對司法人員的訊問，應當如實回答，沒有拒絕陳述、沉默的權利。

　　在自訴案件中，自訴人負有證明責任。法院認為自訴人控訴證據不足時，可要求他補充，如提不出足夠證據，有權駁回自訴。如被告人提出反訴，反訴人負有證明責任。法庭在當事人提證的基礎上，對爭執事實不清時，應主動在庭內外調查，事實調查清楚後，才能處理，不能消極地依靠雙方提證。

　　法律不允許犯嫌、被告人搜集證據，防止串供、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所以犯嫌、被告人不應承擔定罪的證明責任。但是，被告人可以提出有關量刑的證據，在量刑上有主張就有證明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