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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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法則源於1956年美國心理學家George A. Miller（喬治·米勒）的一項科學研究，他通過對一維絕對判斷的極限和短期記憶極限之間的巧合得出了結論，人的大腦短時記憶儲存空間有限，對信息塊的記憶容量大約為“7”，併在7+2與7-2（5~9中間）之間浮動，再多就會影響記憶精度、導致出錯率上升，因此將這個神奇的記憶規律稱為“7±2”，又以該心理學家的名稱命名為“米勒法則”。
米勒法則指出，人們在工作中的短時記憶因受到生理、方法、環境等不同程度的影響，只能記住7±2個信息塊，並且將內容分組、分段、分流程都有助於我們保留有效信息。不過，後來在學者的進一步研究中發現，人的短時記憶組塊大約在3至5個，即4±1左右。
簡單來說就是普通人只能在工作記憶(即短期記憶)中保持7（±2）項信息。
米勒法則出現的原因[1]
Cowan(2000)對於米勒法則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4個觀察大腦信息處理能力限制的邊界條件，即信息超負荷(information overload)將信息限製為單個的刺激項目，採取了其他步驟以防止刺激項目被重新解碼成更大的信息團，能觀察到由信息處理能力引起的表現不延續性以及能觀察到信息限制的多種不同間接作用，在這些條件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操練和長期記憶就不能用於將刺激項目組成不定大小的信息團，記憶存儲機制也不是無限容量的。儘管對於米勒法則的原因和信息團的確定數量，學界還存在著許多爭議，對於米勒法則的解釋也很多樣，但對於大腦存在信息存儲限制這一論斷的共識是明顯的。
米勒法則在其他領域的運用[1]
雖然米勒法則在心理學上已經有深入研究，在一些產品應用設計上也有所運用，如電腦軟體的標題欄設置在7個為宜，一般不超過9個，這是便於用戶記住而隨時使用，但這一法則在經濟學研究中很少用到，這不能說不是經濟學的一個遺憾。
由於缺乏對於大腦信息存儲機制的理解，經濟學中對於經濟人的判斷與信息處理能力的分析過於樂觀。偏好排序是微觀經濟學中的重要議題，作為消費者行為理論中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偏好排序是顯示性偏好的重要基礎。根據Sugden(2006)的研究，規範經濟學就是建立在每個人都有持續和穩定的偏好的基礎上的，這種假定存在且持續穩定的偏好是個人價值評價的標準。但行為經濟學研究往往發現人們並沒有持續穩定的偏好，因此探究持續穩定的偏好難以形成的原因和障礙也是很有意義的。
根據我們對米勒法則的研究可知，由於人類大腦信息處理能力是有限制的，人們進行偏好排 序的能力也是有限制的。在進行偏好排序時，人們需要對所有排序項目進行比較，即便是最簡單 的比較，也需要將所有項目放人大腦激活部分的“記憶體”中，用一個或多個指標來衡量這些排序項目，因此，偏好排序也應當服從米勒法則這一心理學定律，當要求排序的項目數量超過一定數量(如7±2)時，則參與者給出的排序是不穩定的。
米勒法則的應用[1]
微觀經濟學中對於消費者能夠迅速對各種不同商品及其組合給出偏好順序的假定在現實中應當是難以成立的，如在Jehle和Reny(2001)中作為公理給出的消費者對於任何兩種物品都能賦予偏好關係，這一公理在現實中難以得到滿足。特別是當商品種類多，遠超過人腦能夠處理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許多經濟參與人不能做出理性判斷的一個原因。甚至一些行為學家列舉出的反常經濟行為也可以用這一原因進行解釋。這就是行為經濟學對於主流經濟學的推廣和修正。
如Hsee(1998)所指出的一些少比多好的反常現象，就可以用米勒法則來解釋。消費者之所以願意買一個7盎司滿滿的冰激凌，而不願意買一個8盎司但沒裝滿的冰激凌，也許是因為在分開估價的情形下，由於缺乏其他參照物品，消費者必須將這些冰激凌與所有消費者曾經購買過的類似產品進行比較才能報出價格，這就使得被試者的大腦需要處理太多組商品束的比較，從而容易犯下少比多好的錯誤。因此，並不存在特別的心理學現象和心理學原因，不需要額外的心理學理論來解釋。
再比如說在管理學中，為什麼管理的層級需要有一定的幅度要求，這是因為在管理過程中有時需要對管理對象進行比較和排序，由於人腦信息處理能力的限制，上一層管理人員最多只能管理一些人，這個人數的限制就是管理幅度。根據我們的分析，管理幅度顯然受到工作內容、管理者個人信息處理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同時我們也能得出結論，如果採用科學方法，如採用量化考核的方式，將多維評價變數變為一維變數，則管理幅度能夠得到很大的擴展。
無論按心理學的哪一種研究，魔法數字都不會超過10，11個變數的排序和比較超過了人腦所能處理的信息，從而肯定會得到一些錯誤的數據。因此Klahr(1970)、李春林(2005)的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嚴謹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值得商榷的。同理，歐洲社會調查的主觀指標也過分細緻，被調查者很難區分幸福感2和3、4和5等細微的差別，在調查中給出的分值一定會有一些偏差，因此，基於這一調查數據中的研究結果也是有一定問題的。相比之下，通用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對於幸福感的調查採用的是5級打分法，其結果的可靠性就比11級的ESS調查結果要好。
在生活學習中是熟悉的字詞或數字，短時記憶容納的就不是7個。如c-o-o-p-e-r-a-t-i-o-n ,這個字母是11個，學過英文的，知道意思是“合作”意思，並能很好的回憶出來。這是不是違背短時記憶的“7+/-2”效應？不是，這恰恰是他的另一個神奇的現象。因為短期記憶的信息單位“組塊”本身具有神奇彈性。一個字母是一個組塊，一個有多個字母組成的字詞也是組塊。甚至可以通過一些方法把小一些的單位聯合成熟悉的、較大的單位，而且對知識的熟練程度也會產生他的影響。例如“認知心理學”對於不懂心理學來說5塊，對於稍懂得心裡的是2塊（認知，心理），對於心理專業的就是一塊。因此無論組快是什麼，短時記憶的容量是7+/-2各組塊。這樣像遺忘曲線一樣給我們的學習帶來極大的幫助，意義深遠。
過多的選擇會使人們造成決策癱瘓，所以特別是導航欄設計我們可以發現微信的導航一直都是4個，因為過多的選項反而會降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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