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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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工作也叫毫無意義的工作、無意義工作（Bullshit Jobs、pointless/meaningless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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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去的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大衛·格雷伯）早在2013年就發佈了一篇文章《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結果引起了大量的共鳴，上百名讀者給他發郵件講述自己的經歷，最後《Bullshit Jobs》（中文譯名：《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出版了。
在這篇文章里，Graeber提出了疑問：為什麼科技發展了，凱恩斯也預言了，然而我們並不能一天只工作幾個小時，反而工作時長越來越長？
他給的答案很簡單：狗屁工作越來越多。
狗屁工作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於是他們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判斷是否屬於狗屁工作，主要依賴一項工作的市場價值之外的社會價值，而這社會價值的高低主要來自工作者本身的主觀判斷。“如果某類工作的大部分從業者暗自覺得這份工作毫無社會價值，那我們就應當相信，事實正是如此。”
——砍掉這個崗位，世界不會有任何看得見的變化，甚至很多事情會變得更好。
——從事這項工作的人都確信自己的這份工作毫無意義，甚至覺得這工作根本不該存在。
——狗屁工作不僅無益甚至有害，往往還包含不同程度的欺騙和捏造。從事狗屁工作的人必須假裝這份工作有充分存在理由。狗屁工作的一大特性是“不誠實”。
大衛·格雷伯將這些“狗屁工作”分為五類，分別是：隨從（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補者（duct taper）、打鉤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隨從”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襯托另一個人的重要性，讓這個人看起來很重要或者讓這個人感到自己很重要。
格雷伯回憶，在馬達加斯加高地從事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時候註意到，在每一座知名貴族的墳墓邊上，都會有兩三座朴素簡單的奴隸墳墓。
這種操作用意非常明確：貴族有權對人呼來喝去，哪怕是死了，都得拉幾個下人一起死，否則就稱不上真正的貴族。
在公司環境中，也有一套類似的邏輯運行著。因為每當領導下達命令的時候，只有起碼傳遞三層的公司才能讓人另眼相看，因此才會出現諸如身著制服的電梯操作員、公司前臺的接待員、高管秘書等崗位。
要不然，這家公司就不夠正經，充其量就是個嬉皮士團夥。
“打手”說的是那些有一定進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僅僅是有人花錢讓其存在的崗位。
大部分游說者、公關專員、電話推銷員和企業律師就符合這類情況。和真正的打手一樣，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會給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幾乎在所有案例中，此類工作的從事者之所以厭惡自己的工作，都不僅僅因為他們覺得這份工作缺乏積極價值，還因為這份工作在他們眼中，從本質上來講，具有操縱性和攻擊性。
《毫無意義的工作》提到了呼叫中心員工的例子。他們之所以認為自己從事的是狗屁工作，並不是因為工作環境，而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內容涉及哄騙和脅迫。他們每天都在連哄帶騙帶人入坑，而非真正為客戶考慮。
“拼接修補者”的崗位完全是為了應對組織的某個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些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馬虎的上司屁股後面，一直忙著收拾爛攤子的下屬。
當系統設計得足夠愚蠢，愚蠢到完全可以預見最終的失敗時，組織想到的辦法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解決問題，而是在失敗達成、損失造成後，再去雇用全職員工來處理這些損失。
就好像發現房頂漏水後，房主覺得找專業人士修理屋頂太麻煩了，於是就在漏水處下方放了個水桶，然後雇人全職來照看這個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不用說就知道，幾乎所有拼接修補者都知道他們從事的是狗屁工作，並且往往對此心生憤怒。
“打鉤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來掩蓋某個組織不作為的員工。這類工作者存在的全部意義或者絕大部分意義就在於，雇用他們的組織可以對外聲稱，他們正在做某件他們其實沒有做的事情。
正如封建領主隨從大軍中，有人專門負責騎馬比武前的馬匹盔甲擦拭工作或慶典前領主的鬍子打理工作，今時今日，公司高管的下屬團隊中，也有專人負責他們的演講PPT 和報告中的地圖、漫畫、照片與插圖。
這些報告的命運大都類似於歌舞伎舞臺上那些道具和服飾，沒人會真的仔細看。
但野心勃勃的公司管理層對此毫不在意，他們興高采烈地花著公司大把大把的錢養著這些專職人員，只不過為了說上一句：“是的，我們委派了專人負責撰寫這項事務的報告呢！”
“分派者”可以分成兩類。
第一類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內容就是給他人派活兒。如果分派者認為自己的介入其實毫無意義，哪怕沒有他們的介入，下麵的員工依然可以把活兒乾好，那麼我們可以說，他們從事的是狗屁工作。
這類分派者正好和前面說的隨從相反：後者是沒必要存在的下級，前者是沒必要存在的上級。
第一類分派者只是沒用，第二類分派者則直接有害。
第二類分派者的主要工作便是製造狗屁工作給他人，監督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還要招更多的人來完成這些狗屁工作。此類分派者可以被稱作“狗屁工作生成器”。
第二類分派者除了分派工作，或許還有其他工作，但如果他們全部或者大部分工作內容是生產狗屁工作然後分派，那麼他們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被歸到狗屁工作中。
現實工作中，你會發現，有時候你能肯定某個崗位是狗屁工作，但還是沒辦法精確地將其定位到五大類狗屁工作中的一類，那麼這很有可能就是“複合型狗屁工作”。
例如，有些公司為了改善非人性化的工作環境，會招聘一些人員來專門負責人性化工作。
有時候，這些人全部的職業生涯都圍繞著化裝舞會和無聊小游戲展開，來給辦公環境增添所謂的友愛融洽氣氛。而這種氣氛很可能根本不受待見，身處其中的辦公室員工不堪其擾。
最後，還有一類工作很難歸類。這類工作本質上絕非狗屁工作，可它們最終服務於狗屁工作，這就是“次級狗屁工作”。
比如，狗屁公司的清潔工、保全、維修人員和其他各種後勤人員。
Graeber從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認為現代工作中的雇佣制與過去的奴隸制並沒有什麼區別。在以往，奴隸主可以控制奴隸的時間、身體甚至意志。在某些現代工作環境中也是如此。你並不屬於你自己，你用以換取財富的，是你的時間、精力、身體、甚至想法，而這些都要受到雇佣你的人的剝削。
這就是管理封建主義。
從另一個層面來說，一個擁有閑暇的高產的員工，並不受歡迎。
似乎人人都有這種體驗，閑下來就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這並不是一種胡思亂想，那些鼓吹“閑下來就廢了”“讓自己忙起來忘掉一切煩惱是正途”——忙於工作，沒有時間思考，才是真正的反人類。
《美麗新世界》里的soma，就是這種充滿了精神掠奪性的藥。吃過藥的人，只庸庸碌碌沉浸於目前的秩序中，不懂得辨析，更不懂得反抗。
延伸來說，職場pua或者洗腦，也可以看作是“奴隸制”想法的變形。
要知道，吃苦耐勞並不是天生就有的美德，畢竟在西方，這種傳教士精神，是隨著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的形成才逐漸產生的。
這詞語在我國，也並不排除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官話。自古家天下的統治，也註定只有吃苦耐勞的人，才能更好地生存下來。
格雷伯在研究中發現，如果世界上37% 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剩下63% 的工作中又有37% 服務於狗屁工作，那麼經過計算，我們可以得到：從廣義上講，略微超過一半的工作是毫無意義的。
如果把上面這些全部去掉，再減去那些正在狗屁化的有用崗位（辦公室工作中起碼有50% 的工作正在遭遇狗屁化），以及那些僅僅因為所有人都過於忙碌而存在的職業（比如狗狗洗澡師等）。
《毫無意義的工作》認為，每周人均實際工作時間或許真的就能減到15 小時，甚至12 小時。減完後，對我們真正的生活毫無影響。
格雷伯所說的“無意義”狀況，並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脫離了人類社會真實需要、人為疊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
對於個人而言，“狗屁工作”純屬“精神暴力”。
狗屁工作的核心就是虛偽和無目標感。在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同時，等級制度的工作環境更是日益讓人難以忍受，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諸多苦難都直接來源於此。
格雷伯在書里援引了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期間提出的一種理論：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
對於整個社會來說，“狗屁工作”也毫無益處。
美國制度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提出過“生產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這兩個概念。
生產性努力具有強大的創新性，不斷增大社會財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的狀況下搶占社會的優勢地位，在分配結構中奪取更大的個體利益。
在什麼樣的年代會產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諾思指出，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時，生產性努力沒有回報，分配性努力卻風生水起，人們自然不願再將時間投入生產性努力，紛紛奔向分配性努力。
長此以往，整個社會就會失去創造的激情，經濟結構趨於單一，失去增長的原動力，從而必然陷入停滯。
日本傳說中有個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體，就會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創性。
1987 年大熱的美國電影《華爾街》有個熠熠發光的主題：“金錢永不眠。”整個世界在大資本的驅動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盤中，沉重不堪。
紐約大學教授阿納特·利希納說得很形象，長期過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種迷幻：
我們美化了這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實際上就是呼吸、睡覺，醒來後整天工作，然後睡覺，不斷重覆，無休無止。
格雷伯舉了這樣一個例子。
庫爾特是德國軍方的一家做信息技術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後勤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負責人事管理分包公司的雇員。他的工作內容如下：
某天，士兵A要換工位，他要做的事情並不是拿起電腦直接搬去5米開外的辦公室，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做信息技術的分包公司收到了這份表格，審閱批准之後，在將表格轉給了做後勤的下一級後勤分包公司。
後勤公司批准了這次工位調整，然後向庫爾特所在的人事分包公司發出請求。於是公司將工單派給了離營房500公裡開外的庫爾特。
庫爾特到達之後，先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 原來工位上的電腦，封進箱子，再讓後勤公司來的搬運工把箱子搬到士兵A 的新工位。最後，庫爾特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把電腦拿出來安好，讓對接人一一簽字——齊活兒！
本來士兵A 扛著電腦走5 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後成了另外兩個人合計開6~10 小時車、填大約15 頁紙質表格，並花掉納稅人整整400 歐元這樣荒謬的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