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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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

　　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1927）是“人工智慧之父”和框架理論的創立者。框架的概念源自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Goffman , 1974）將這個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後來再被引入到大眾傳播研究中，成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戈夫曼認為對一個人來說，真實的東西就是其對情景的定義。這種定義可分為條和框架。條是指活動的順序，框架是指用來界定條的組織類型。他同時認為框架是人們將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憑據，也就是人們或組織對事件的主觀解釋與思考結構。關於框架如何而來戈夫曼認為一方面是源自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經常受到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

　　框架理論的來源有兩方面的取向，一方面是心理學，一方面是社會學。心理學方面的學者主要是從“認知心理”的角度來研究框架，他們認為框架是記憶中的認知結構（或稱基模，schema），“為人們據以瞭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經啟用可影響其後續詮釋或判斷”（黃惠萍，2003）。另有一種心理學研究取向認為，框架是在一個特殊的語境中安排信息，以至於一個議題的某些東西在個人的認知資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隨之而來的結果是，這一部分東西在影響個人的判斷和推斷上變得很重要。^[1]

　　實際上，這兩種研究中的“框架”一詞的含義已經有了一些差別，前者指的是已經形成的框架（frame），後者指的框架形成的過程（framing）。雖然frame和framing兩個英文單詞對應的中文都是“框架”，但顯然是兩層意思，而這兩層意思在框架理論的相關敘述中也時常交替出現 。^[2]

　　加姆桑（Gammson）在戈夫曼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框架定義可分為兩類，一類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捨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範圍；另一類是架構——人們以此來解釋外在世界。這裡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為一個名詞和動詞的複合體。作為動詞，是界限外部事實，並心理再造真實的框架過程；作為名詞，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對於作為動詞的框架，學者們對於它的具體機製作了許多的研究，並且有不同的說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認為是選擇、強調和排除，恩特曼（Entman）指出是選擇與凸選，而臺灣的鐘蔚文與藏國仁認為是選擇與重組等。中國學者潘忠黨認為，框架的分析，“是一個關於人們如何建構社會現實的研究領域”。 對於新聞媒體的框架研究，學者們基本上是源自戈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認為框架是新聞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對新聞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認為，框架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框架理論的理論假設來自兩方面的研究，巨集觀層面的社會學和微觀層面的認知心理學的研究。

　　社會學家戈夫曼認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使用特定的詮釋框架來理解日常生活。^[3]通過對於社會角色、社會情境的詮釋，使人們能夠瞭解特定行動場景中自己應有的交往行為和表現，從而協調與他人的行為，使日程生活井然有序。框架就是指在某個特定時間用來理解社會境遇的一套特定期望。這是所謂的象徵互動視角。

　　心理層面的研究認為框架是個體處理信息和建構信息的方法。人們傾向於按照自己的認知框架去體驗現實，並根據這種框架採取行動，從而建構現實。這就是預期理論。

　　框架理論並不是一個發育完全的理論範式，可以說，它從屬於話語分析的範疇。新聞媒介框架是在戈夫曼的象徵互動視角和心理學層面的預期理論視角的基礎上得來的。新聞媒介框架由瑟爾斯提出，他認為新聞媒介傾向於以各種不同的方法構造議題。

　　黃旦（2005，231-233）總結了框架理論的基本特點，他認為：

　　框架理論的中心問題是媒介的生產，即媒介怎樣反映現實並規範了人們對之的理解。框架理論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分析領域：即議題、話語和意義是如何被準確建構、組織並得以展開的； 怎樣反映現實，如何構建意義並規範人們的認識，最終是通過文本或話語——媒介的產品得以體現。因而，本文建構、詮釋或話語生產分析是框架理論的重點；

　　框架理論關註媒介生產，但並不把生產看成一個封閉孤立的過程，而是把生產及其產品（文本）置於特定語境——諸種關係之中。這諸種關係又可分為兩類：一是把文本自身作為一個自足體系（刻意強調的、闡釋的和呈現的符碼），考察其內在的關係並由此所凸現的意義；二是文本生產和整個外在環境的關係（重要的制度化部分），捕捉兩者之間所具有的張力以及對文本意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