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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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盧斯(Henry Luce，1898—1967)——著名的美國出版商，創辦了《時代周刊》、《財富》與《生活》三大雜誌，被稱為“時代之父”。
亨利·盧斯的簡介
亨利·盧斯(Henry Luce，1898—1967)，原名亨利·魯濱遜·盧斯，在世時被稱為哈里（Harry），美國非常著名的媒體大亨，他創辦了美國最重要的三個雜誌，《時代》、《財富》、《生活》，他創辦並留下的時代公司現在也因“時代華納”這個全球最大綜合性媒體巨頭而占據世界傳媒的重要地位。
人們說，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亨利-盧斯的影響力至少與美國國務卿相當，艾森豪威爾總統請他擔任大使，他拒絕了，因為他想當國務卿。盧斯頭上的稱號包括“教育家”、“宣傳家”、“虔誠的基督徒”、“意識形態專家”、“西方理論家”、“保守人士”等等。《美國新聞百科全書》稱贊他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人們甚至說，“他的雜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整個美國教育制度的總和”。英國首相邱吉爾曾經說，盧斯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7個人之一。由於盧斯首先提出“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因此，20世紀50年代也被稱為“盧斯的十年”。
亨利·盧斯的生平
1897年亨利·盧斯的父親亨利·W·盧斯和母親伊麗莎白 ·R·盧斯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亨利·盧斯就是四個孩子中的老大。據微軟的大百科全書記載，亨利·盧斯於1898年生於中國山東，就是這個“傳教士的後代”，在回到美國後竟然成了赫赫有名的“傳媒帝王”。也有人說，即使是如今執全球傳媒牛耳的默多克和他當年的影響力相比，也有點小巫見大巫。
1923 年，亨利創辦了TIME(《時代周刊》)雜誌，他開創了周刊概念媒體形式的先河。這種新形式的雜誌，因內容的豐富性、和及時的新聞性受到大眾的好評。此後的幾年他還相繼創辦了好幾家雜誌，這就是後來的FORTUNE(《財富》1930年)、LIFE(《生活》1936年)、SPORTS(《體育》1954 年)等，而《生活》雜誌是當時第一份著重新聞和圖片報道的雜誌。(細心的中國讀者可以看到《三聯生活周刊》對《生活》明顯的模仿痕跡。)
《財富》周刊的創刊號在1930年的2月擺上了零售商的貨架，當時美國正經歷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有人說，亨利·盧斯創辦《財富》雜誌，正處在一個不幸運的時代(FORTUNE，又譯幸運)。對指責與嘲諷，亨利·盧斯不為所動，他認為“1930年，意味著一個新十年的開始”，亨利·盧斯決心的已定。
1930 年2月，第一期《財富》雜誌與大眾見面，3萬份近2百頁光艷浮華的創刊號照亮了亨利·盧斯未來的豪情壯志。在亨利·盧斯眼裡，那些在華爾街趾高氣揚的商人們既沒有什麼教養，也談不上什麼社會良知；那些擁有MBA學位的名校畢業生、與經濟專欄評論家在他面前也成了飯桶，亨利·盧斯此時要的是那些能寫一些噱頭十足的文章的人。於是乎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成了亨利·盧斯的專寵。“傲慢、尖刻、與捕風捉影”成了一時的文風。
亨利·盧斯要做的就是將那些艱難時代垂頭喪氣的企業家們從辦公室里拖到大眾面前，而當大眾也漸漸意識到美國經濟的複蘇指日可待時，揭露醜聞與批評性文章也成了亨利·盧斯的秘密武器。亨利·盧斯的雜誌不論是在對胡佛當局、還是羅斯福政府的批評報道中總能游刃有餘。到1937年時，《財富》的發行量已超過46 萬份，作為華爾街的必讀刊物，《財富》成為世界經濟報道期刊中當之無愧的市場領導者。
《時代》與中國
被公認為代表著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主流社會聲音的美國《時代》周刊，在新年第三期隆重推出題為“中國世紀”的封面文章，讓全世界都為之一振。其實，幾十年來，《時代》一直以其獨特的報道風格和對中國的特殊關註，而受到中國人的矚目。自上世紀20年代初創刊以來，《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就沒有間斷過，而其創辦者亨利·盧斯更是有著極為特殊的中國情結。
- 不遺餘力聲援中國抗日
亨利·盧斯1898年出生在中國山東省的登州(今蓬萊)，其父是美國基督教會長老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在中國，盧斯度過了14個春秋。後來，他違背父母的意願返回美國。25歲時，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盧斯創辦了《時代》周刊，並迅速將其打造成美國三大時事性周刊之一。1930年和1936年，他又相繼創辦了影響世界的《財富》周刊和《生活》雜誌。正因如此，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將盧斯稱為“美國近代最有名望的7個人之一”。
特殊的成長經歷讓盧斯對中國始終保持著一種特殊的情結，他甚至認為，中國是自己除美國之外最熱愛的國家。早在1924年9月8日，《時代》就將軍閥吳佩孚列為封面人物，而這隻是它關註中國的開始。童年的盧斯目睹了上世紀初中國的貧窮和戰亂，對中國既愛又恨。長大後，他又堅信只有依靠美國方式才能幫助中國實現“富強”和“民主”。為此，他在美國利用手中的雜誌，不遺餘力地為中國搖旗吶喊。抗日戰爭初期，美國社會還深受“孤立主義”思潮的影響，盧斯卻對中國報以同情，他向中國前線派遣了十多名戰地記者，率先在《時代》上大量報道中國抗戰。不過，這些報道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在大量報道、抨擊日軍暴行的同時，他還竭力樹立蔣介石中國戰時領袖的形象，以此獲取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政府的援助。為此，蔣介石、宋美齡接二連三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兩人甚至在1938年被評為年度風雲人物中的“風雲夫妻”。國民黨將領陳誠也登上過雜誌封面。
可以說，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盧斯是真正關心中國的少數美國人之一。《時代》對中國大批量、轟炸式的報道，也確實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很多美國人通過《時代》瞭解到了抗戰的中國，在輿論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和民間對中國的援助也迅速增加。
- 固守偏見歪曲新中國形象
如果說盧斯對中國的熱愛，在客觀上極大地支持了中國抗戰，那麼，他對蔣介石的偏愛就背離了他作為職業新聞人的初衷。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基督教徒身份以及宋氏家族的背景，都使得盧斯將他視為美國式中國未來的希望，併在幾十年間全力給予其輿論支持。其實，早在1927 年，時為北伐軍總指揮的蔣介石就登上過《時代》封面。1932年，盧斯時隔20年回到中國，受到了蔣介石政府國賓般的接待，在此期間，他還迅速與宋氏家族結下了深厚的私交。當1943年宋美齡訪美尋求援助時，盧斯則專門成立了“紐約公民歡迎蔣夫人籌備委員會”。據統計，在盧斯執掌《時代》的幾十年間，蔣介石夫婦前後十幾次登上封面，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中國第一伉儷”。為了極力美化國民黨的統治，盧斯對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國民黨腐敗不堪、潰不成軍，以及共產黨深得民心的大量客觀報道視而不見，卻弄虛作假極力掩蓋歷史的真相。這種喪失了原則的偏愛，最終使盧斯在中美關係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了美國的對華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時，盧斯準備再次讓蔣介石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當時，他的密友、《時代》駐華資深記者白修德(此人後來曾獲普利策新聞獎)對此堅決反對。他致電盧斯說：“如果《時代》明確地、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的話，我們就沒有對千百萬美國讀者盡到責任。”由於在這一問題上的嚴重分歧，二人最終分道揚鑣。
國民黨政府垮臺後，抱著強烈反共心態的盧斯，開始極力扭曲新中國及其領導人的形象，為此，他自創過這樣一句“名言”——“一個有用的謊言勝過有害的真相”。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都先後登上過《時代》封面，但形象都遭到了惡意扭曲。曾有專家認為，《時代》的許多偏見，都成為了二戰後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理論來源。即使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時代》對中國的報道，偏頗之處仍時時可見。不但渲染有關中國的負面報道，還對西藏、臺灣以及中日關係等問題進行歪曲報道。
- 新世紀更加關註中國
《時代》的反華態度，直到盧斯晚年才有所轉變。特別是在他1967年去世後，這種變化越來越大。在中美建交過程中，《時代》給予了充分關註，往日那種強烈的偏見也在淡化。1971年，當著名的“乒乓外交”啟動時，該周刊就於當年4月26日刊登了一幅美國乒乓球運動員在長城上的合影。當年11月8日，《時代》又將周恩來列為封面人物。1972年2月18日尼克鬆成功訪華後，《時代》又在3月6日的封面上，設計了一個抽象的漢字“友”，將畫面切割成四塊，分別為尼克鬆與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會面、參觀長城以及觀看歌舞演出的情景，明顯體現出積極樂觀的態度。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成功，中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時代》對中國的關註隨之進入到一個新時代。這種變化，最典型的體現在對中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關註上。從1976年1月到1997年，鄧小平至少7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並且兩度成為年度風雲人物。迄今為止，能夠兩次當選該刊年度風雲人物的，只有丘吉爾、艾森豪威爾等少數幾位世界領導人。這一階段，《時代》的報道範圍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對中國內政的關註，文體明星、普通中國人紛紛走入其視線。
步入新世紀，《時代》與中國的距離更加貼近了。去年評選出的2005年14位世界最有影響力人物中，就有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董事長傅成玉和著名演員章子怡。所有這些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代》特殊的“中國情結”正走向一個新的時代。
這種偏見的言論，還叫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