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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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经济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人类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一门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经济人类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于1940年首先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为制定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1952年，赫斯科维茨的《经济人类学》一书，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理沦和观点来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并由此形成了形式主义学派，主张把人类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研究，揭示这些经济现象的发展变化过程，为解决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理沦依据。以波拉尼为代表的实在主义学派否队现代经济学理论对研究过去经济现象的适用性。形式主义学派与实在主义学派的这场争论从70年代才开始走向统一，反映了经济人类学的成熟与发展。

　　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内容大体包括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各种经济现象的变化过程、各种生产方式对国家的影响以及经济人类学本身的理沦问题。经济人类学不仅要使用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搜集资料、进行研究，还要利用全面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近年来还采用了数学计量等新的研究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人类学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经济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成为形式主义和实在主义学派之外的又一重要派别。

　　在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中, 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和理论论辩。这种论辩的焦点, 是“理论”与“原始证据”间的一种区分; 不同的首倡者站在适用性和解释力的立场, 主张其特殊的理论。但是, “需要作出的区分, 是在原始、二次和三次资料的分析方法之间, 而不是在‘形式论者’、‘实体论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之间”。因为“一些思想能拾遗于理论文献, 但不应把其视为思想的唯一来源。人类学必须得到理论的阐述, 但如果新思想要得到发展也必须把它们置身于田野经验中。它们既萌发于其观念的某一时段, 也为当地的日常变化和世界条件所决定。任何投身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人必须确实给出一个至高点, 因为它是原始资料分析的存在理由”。

　　格雷戈里和奥尔特曼基于原始资料、二次资料和三次资料的分析层面指出, 经济学家主要关切于二次资料而非原始资料的分析; 他们很少到工厂或田野去收集自己的资料, 与这些成员朝夕共处上几周的情况更是罕见。而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 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因此, “对经济学和人类学进行学科区分的是方法。人类学家趋向于原始资科和二次资科分析的专门化, 而经济学家却趋向于二次和三次资料分析专门化。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

　　经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并非对事实的被动记录, 而是一个卷入直接观察, 甚至有可能是参与被调查者日常生活的分析过程。每个具体环境在某些方面都有其独特性, 而这种独特性给予了田野调查者收集新资料、形成新思想、并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的机会。确实,马林诺夫斯基为人类学开辟了全新的方向, 其显著标志就在于他的方法: 在深厚的原始资料基础上, 他主张以历史、政治和理论的运用, 形成比较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在许多后世学者的传承中, 已实现了对农业经济理解的革命化。

　　马林诺夫斯基的经典方法, 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些一般原则奠下了基石, 并在引导着千百万人类学家的研究实践。格雷戈里和奥尔特曼把这些原则概括为:1.提出问题和假设公式化的方法。2.对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进行记录或在可能情况下进行参与的方法。31 叙述、分类和量化分析的方法。这些原则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性指导问题。如果把理论理解为以证据支撑的一种观点或提出一种观点, 那么人类学的研究是一个理论构建的过程。

　　人类学研究的两种传统方法, 即源于英国人类学经验主义学派的实地考察, 和法国理性主义学派以图书资料为基础的人种史研究、并运用比较方法发展起来的一般理论, 并非相互排斥的; 它们在经济人类学中结合为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 使人们从经验的、概念的和理论的水平上, 彻底改变了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经济的理解。“经济”或者狭义的“交换”与“货币”, 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文化的轴心? 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但如果只是在表面上分析这些具有象征涵义的物, 就只能形成一个浅薄的学科。在此基础上, 即便援用传统的经济理论, 也无法取得实质上的进步。由于在社会关系的表层经纬中, 无法直接解读生产关系的真正本质, 经济人类学建立的真正本质, 是对人们学术视野的一个新开拓, 是对新的理论工具的和方法的渴求。正是这种新的性质和特征。使经济人类学成为理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主要枢纽; 成为现代人类学的核心领域, 可视为整个人类学的“原论”。这实际上表明, 人类学学者已不能把其研究视野, 界定在按“原子”式的分类所给出的狭窄范围内, 它提示人们关注各种社会判断和认识背后的文化机制, 为人类从整体上把握社会, 实现对自身境况的理解和展望, 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经济人类学在研究过程中, 尽可能将视野拓展到不同的领域, 不仅其把研究的范围从原始社会, 扩及到整个人类在各个不同时期普遍的社会经济活动, 而且在一个极为广阔而深远的视野中观察经济所提出的问题, 经济人类学因此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 成为一个从总体结构上考察满足社会物质需要的结构化“经济”活动的科学; 成为有自己独立范畴体系、理论框架、方法论和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科学。

　　经济人类学是20世纪经济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式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科学。它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既可以描述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以及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还可以建立理论来描述分配决定的过程、经济的制度脉络和影响;经济制度的运作和动力,经济如何影响人们以及人们的行动如何影响它们的经济制度。现在,文化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经济,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民族志方法,用自己的学科理论来解释经济观念。

　　一、家庭、经济与人

经济人类学的兴起(1870-1940)

　　“经济”这个词从古希腊语而来,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家庭事物的管理”,是一个大家庭管理事务的规则。经济的原义是强调将奴隶、牲畜等固定在房子里。因此,家庭经济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皮尔逊( Pearson)对家庭经济的主要观点集中在《原始经济》。对早期旅行者来说,土著“孩子般”的交换,有价值的财产被刻意损毁或者是经过艰苦努力却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这些行为看上去与欧洲理性思想是矛盾的。皮尔逊指出,人是有不同心理活动的主体,“原始人”的经济行为,允许忽略环境和技术,与现代西方个人更为接近。

　　(一)马凌诺夫斯基与经济人类学的产生

　　马凌诺夫斯基是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他对经济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专门讨论交换,《珊瑚花园与他们的魔法》讨论工作、技术和财产分配。他坚持特罗布里恩岛民的习性是将物当作礼物并将之视为“部落经济”,拒绝承认“经济人”的概念是全人类共有的。岛民对他们的花园关注则与野蛮人只是为了满足生存不愿辛苦劳动的想象是相矛盾的。航海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岛屿之间复杂的贸易交换,这个市场并不是由市场利益、货币或国家组织起来,也不是因为贪婪而进行交换,而是库拉价值的转换,贵重的交换称为“jimwali”,番薯意指母系亲属间的交换,称为“urigubu”--完全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相一致。

　　莫斯的《论献祭》与马凌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是对立的。莫斯对马凌诺夫斯基的美国西北海岸的夸父宴在美拉尼西亚非常盛行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坚持认为货币和市场是人类普遍现象。

　　莫斯批评了功能主义强调个人的观点,认为社会和精神层面的交换在所有社会,包括现代社会都存在。他的人类学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方案中,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

　　弗斯( Firth)关注原始经济,强调原始经济是一种“社会事务”,并认为他解决的“虚假/伪--问题”,就是由马凌诺夫斯基坚持认为的“复杂的社会义务”,弗斯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义务并不会偏离“理性经济选择”的基本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应该被视为第一个“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家”。他用经济的基本分类来组织自己的文章,但是为了理解行为模式的理性特点,他也详细描述了背景。结果出现了丰富的带着理性选择印迹来描述经济体制的民族志材料。

l　　(二)赫兹克维兹与现代经济人类学的出现

　　赫兹克维兹(Herskovits)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是一个科学民族志。书中系统地将经济学理念和民族志成果并列考虑,这标志着现代经济人类学出现了。

　　在经济学领域内,赫兹克维兹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例子,就在那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体制经济学家的严重挑战。大萧条破坏了自由的信誉,为了重新恢复公众信任,银行系统只能制定更为严格的规范。

　　美国人类学家并不将自由主义经济奉为神圣。赫兹克维兹也将自己的材料组织起来用经济学家更熟悉的标题命名,甚至认为“因为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作为资本始终存在,它们一定会产生些回报”。但是他也认为用民族志材料来批评正统经济学,就像民族志证据中的“无文字民族”被剔除一样荒唐。赫兹克维兹实际上在对比“机器和非机器社会”,他还试图表明古典经济学可以扩大应该用到后者,并且批评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他一直坚持认为“比较经济学”是两个学科互相促进的计划,反对任何科学仅仅只依靠推论和感性认识或者忽视事实。

　　二、政治与发展

经济人类学发展的“黄金年代”(1950-1970)

　　和平与发展成为19世纪的标签,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经济人类学在这个时期得到长足发展。

　　(一)“形式”与“实质”之争

　　“实质主义”学派创始人波兰尼对现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大转型》和《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中,他提到“经济是制度过程”。他认为“经济”这个词有两个互相作用的意思:实质的和形式的。第一个指物质欲望的供应,第二个是一种手段,它使经济过程中的精神关系终结。大多数后工业社会都由制度作为规则,它可以保证集体存在,但是工业社会有一个“脱嵌”的经济,“市场”作为社会规则是个人决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基于经验研究可以对第一种进行研究,经济学抽象的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第二种。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在现代社会能够保留他们的主流学科地位,人类学家只能研究剩下来的异文化或死去的社会。波兰尼的追随者后来成为“实质主义”经济人类学家,那些坚持认为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在人类学领域也能运用的就被称为“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家。1968年由列克莱尔(Leclair)和斯内尔德( Schneider)主编的《经济人类学》收集了两方观点的文章。实质上这只是方法论之争,一方认为经济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另一方则不这么认为,而认为只是认识上的差异而已。

　　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博汉南夫妇(Bohannan)研究了尼日利亚的提夫人经济,其中关于交换、市场和货币的文章至今还影响人类学研究。

　　博汉南夫妇坚持认为提夫人的文化分类观点对理解提夫人经济有重要作用,同时将波兰尼提出的人类社会中的三种交换体系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方法介绍给大家。在达荷美的研究中,波兰尼坚持“普遍目的使用的货币”和“特殊目的使用的货币”之间存在差异,他认为非工业化世界中“特殊目的使用的货币”流通范围更广。博汉南发展了这种观点,证明提夫人有独立“交换的另一面”。

　　西方货币随着殖民主义进入是个文化上的灾难,它们打破了提夫人交换的两方面。提夫人的故事已经成为人类学中的神话,每个学习人类学的学生都要知道它,尽管有人说他们的研究事实错误,理论幼稚,误导他人。

　　博汉南与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合编了著名的《非洲的市场》,这本书主要用个案研究来说明非工业社会中的经济行为,他们更关注“市场地”而不是“市场” 。多尔顿的逻辑思路是波兰尼最初的建议即人类学家应该研究有限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他还使“形式”和“实质”的学术之争持续火热。

　　Richard Salisbury的《从石器到铁器》叙述了美拉尼西亚的经济转型,在形式主义的前提下提供了丰富细致的民族志。Polly Hill的《加纳南部的移民可可种植者》告诉我们加纳是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但其农民被假定为非洲“农民”,依靠自己的农场种植可可维持生计。他追溯可可种植起源于19世纪后半期,种植者是开发原始森林的先锋,往往是有能力的公司雇用瑞士建筑公司进行他们需要的基础设施。他们发明新的耕种技术作为招募劳工的手段。Hill认为,加纳的可可业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阶段,但这些种植者没有抓住机遇和本质,被西方霸权打破了通往资本主义的道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充分发展出资本主义。

　　(二)“发展”与经济人类学

　　格尔兹与“发展”范式密切相关,为20年后经济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他出版了3部相关著作,《农业内卷化》是按传统框架研究爪哇经济为什么不发达,但是他从艺术史中借用了一些概念进行分析;《小贩和王子》在爪哇人市镇中区分了两种理想的经济类型,其中大多数人在街道进行经济行为的类型他命名为“集市型”。与此相反的“公司型”经济,包括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大部分企业,通过计算避免危机。国家政权机构为这些企业减少竞争提供保证,从而顺利地完成资本积累。而“集市型”是个人主义的和竞争性的,因此要将资本累积到很高是非常困难的。格尔兹的《尼加拉》是将集市作为其研究的模型,研究在竞争性市场中个人的选择,同时将集市模型看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和国家霸权下的产物。当政治改革改变了群众生产和消费以及企业的路线时,现代学科转向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家越强大,资本主义企业和社会越有权力,可能成为国家垄断特权 。

　　随着学科的进步,关注“发展”的人类学家数量不断增长,但是这些研究“不是基于认真调查经济增长和下降根源后得出的结论” 。《发展理论》中提到由于工业革命,“发展”有两个意义:资本主义增长的资源和改善增长的破坏性后果。

　　用人类学家“发展”的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主要的趋势就是研究“发展”,反映贫穷国家的悲惨历史。James Ferguson的《反政治的机器》揭露了莱索托发展项目的弊病,他表明经济行动都隐含在当地意义中,但都以提升城市居民利益结束,当地居民都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他的《现代性的期待》是对赞比亚铜带省人民生活的再考察,书中典型的以古德曼和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学派)的观点进行研究和历史人类学考察。在这里人类学家第一次参与了全球化框架下不平等现象的争论。

　　(三)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人类学。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在对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研究中产生出来, 萨林斯( Sahlins)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融合了实质论、形式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8年,古德曼( Goodman)提供了有关巴拿马村庄商品化研究的《农民经济的终结》,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的基本问题。

　　阿尔都塞(Althusser)和Balibar出版了关于资本的文章,这本书符合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系统理论。在他们的研究中,现象学中人的主体性、辩证和历史本身的影响在减少。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生产结构的理想模式很明显,有三个基本成分--生产者、非生产者和生产方法--被视为是具体生产模式中变量的组合。生产者做决定的时候,都很注意经济、政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古德里耶(Godelier) 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理性概念用在人的方面和系统上,为20世纪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盛行铺平了道路。

　　法国人类学家将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哲学结合起来,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英国科学经验主义,对经济人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受系统理论和辩证法的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出现了, Joel Kahn和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应用了该理论。Joel Kahn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关于印尼的民族志更具有经验性;而弗里德曼受到古德里耶研究方法的影响,重建了利奇(Leach)关于上缅甸高地民族志的声誉,将整体论融入到经济人类学的视野中。二战以后,当社会民主主义让位给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也消失在学术界。

　　三、货币、市场与物

遭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1980-)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已经威胁到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学科霸主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超越现代国家的控制,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市场流通更有效率。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市场统一不再是梦想;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经济的复苏,使世界资本流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外,交通和通信的变革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社会”。经济人类学家的工作显得很尴尬,当他们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时候,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更多自我意识方面的理论出现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经济学的历史和政治观点。人类学家至今都在避免直接和经济学家发生正面挑战,尤其在经济学家擅长的国家和全球化经济分析领域中;在“后现代”标签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遭到了挑战。经济人类学现在主要研究资本主义运作的核心及其在全球的传播;社会主义转型期私有化的地位;被各种国际组织定义为“穷人”的发展状况等等。

　　(一)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开始转向研究长时段内的世界资本主义。Mintz在《甜与权》中描述了糖在英格兰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的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形成的摇篮。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提出比较的框架,把20世纪民族志神话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的范畴。他认为文化只是政治经济发展下的产物。萨林斯在《文化和实践理性》中从结构上批评了上述观点,认为文化不是只由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而来。萨林斯尖锐地反对人类学关注西方资本主义,他相信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研究发展一种理论代替现有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

　　(二)物质、货币、市场与交换

　　吸收了Boas的文化多元主义后,人类学家很快意识到资本主义也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只有国家一种分类。这一时期有关货币的研究大量出现。Thomas Crump 的《The Phenomenon of Mon2ey》是先驱,他还分析了哈特的著作,认为哈特将国家和市场比做“硬币的两面”,从世界历史角度分析作为信息革命的结果的货币。接着他分析货币与语言、时间、数字等之间的共性,认为货币有巨大的能量 。Weatherford的《The History ofMoney》讲述了各种货币的历史。Parry和Bloch的《货币与交换道德》则是研究非西方人怎么使用货币,怎样用货币来自我实现。在人类学家眼中,货币通常被看成一种不好的东西,特别是人们没有拥有很多的时候。Kwon告诉我们:随着美元成为通用货币,越南大部分地区流行的通过支付金钱给鬼魂的民间信仰已经走向消亡。

　　市场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Marianne L i2en的《市场和现代性》是对挪威食品公司的研究。

　　她认为企业营销是一个共享、有专业知识的专业系统,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运行一种“脱嵌化机制”。

　　App lbaum在《市场时代》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他展现了现代市场在18世纪的英国起源, 20世纪在美国发展到顶端。Taussig、Ong一辈的学者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地文化的破坏性后果, Kwon这一代转向了更适合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文化接触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方面已经转向消费。Mary Douglas和Byron Ish2erwood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把顾客的选择视为现代经济的动力,他们应该转向人类学家对文化逻辑的考察。但是,市场的专业化已经建构了一门科学。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区隔》研究了社会阶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显现的。

　　阿布杜兰(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会生命史》一书的导论部分写到:要打破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强调,转而专注商品从生产、交换/分配直至消费的整个轨迹。接着,米勒( Miller)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购物、互联网和手机消费主义的书。他的研究发展了“物质文化”这个大名称,关注物的重要性。

　　Werner研究了交换这个经典主题,告诉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农民是怎么应付“去地方化”的。

　　Lemon分析了莫斯科人在文化上怎样理解货币;Humphrey与经济学家一起对交易进行实证研究,研究俄罗斯精英分子怎么选择住房。从这些研究来看,人类学家已经跟得上不断变化的学科风格。

　　(三)文化经济

　　新自由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在学界还是一个未定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新自由主义经济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在于他结合了文化形式。因此,近来对经济人类学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研究。正如陈庆德教授所言:“经济过程绝非冷冰冰计算的合理性,它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古德曼运用了严谨的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经济,在《作为文化的经济:生活的模型与隐喻》中,他用“当地模式”观点去看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本身和农民经济。

　　《与哥伦比亚对话》证明在现代社会里,民族志田野工作记录作为生活情况的历史,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在已经死亡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当然,古德曼也质疑人类学家过分与经济思想史结合,将贸易视为研究的标准工具。他在《经济人类学》中提出了“社区”和“市场”两个概念,将前者视为“根基”,可以在人类经济的任何方面使用。Hornborg批评他远离了当地行动者概念,走向了普遍主义,使得他的研究更像经济学而不是人类学;同时他指出古德曼是一个游移不定的后现代主义者,缺少一种“事实”认识论。古德曼对这些批评在《经济人类学》一书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人类学研究成果不断。Clammer出版了《新经济人类学》, 奥特兹( Sutti Ortiz)编著了美国经济人类学会的第一期论文集;普莱特纳( Stuart Plattner)出版了一部与形式主义联系非常紧密的,反映美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的论文集。Rhoda Halperin 被看成形式主义和制度主义者,他试图建立“一种与经济学相对应的科学”; RichardWilk同样热衷于文化转向; SusanaNarotsk从马克思主义和南美文学中借鉴理论。当代人类学中,女性主义、地方性知识系统明显影响了我们对经济的看法。James Carrier最近编辑了综合性的《经济人类学手册》,前言发出与前辈一样的疑问:人类学家仍然试图找到与经济学家同样的结论。谁知道是否有人倾听人类学家的声音呢?。

　　总之,透过经济的视角,人类学家希望找到最一般的、不同层次的经济组织的规则。经济人类学家不希望自己被看成是研究“原始人的经济”的,他们想找到更好的学说来解释经济现象,同时,人类学家根据他们的长时段田野调查,可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了解当地人的想法和做法,因此积累了客观的关于“异文化”,主要是国内消费的资料库,而且固定用文化相对范式,其定义和内容都与主流经济学相反。用经济人类学,可以解决资本主义是否存在等困扰几代学者的问题。

　　如果说, 经济人类学实际上是对自19 世纪以来, 以自我中心说的历史认识观支配整个社会科学的那一套话语机制, 进行根本性质疑的产物; 也是在对人类所形成的与自身类本质实现要求相背离的、分离性的现实发展方式反思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个硕果。那么, 如同葛兰西所说: “批判性反思的出发点是认识到你到底是谁, 认识到‘认识你自己’也是一种历史过程的产物, 它在你身上留下无数的痕迹, 但你却理不清它的头绪。因此, 找出这一头绪就成为当务之急。”因此, 有必要在整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认识背景中, 来考察经济人类学的成长。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性质变化的产物, 经济人类学和发展经济学都是以共同的研究范畴兴起的。对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与欠发展问题的聚焦, 要求人们对其所面临的特殊经济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尽管这两个学科有着共同的目的, 但它们是相互独立地发展起来的。格雷戈里认为: 部分的原因是, 经济人类学通常采用实证的、描述的、微观的经济分析方法, 而发展经济学倾向于采用更抽象的、规范的、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也许最主要的原因是,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发展经济学中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 这使得发展经济学采取了一种只看到本学科内部的、排外的方法; 与此不同的是,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 来自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派的经济思想的理论和概念, 都对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基本特征使经济人类学家“试着去了解那些使他们感到吃惊的事情”。

　　20 世纪50～60 年代中, 人类学借用了语言学模式来拓展其理论视野。这一新形式下所包含着的实质性内容, 是对以往在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观念进行重新评估, 开始挑战以往的那些观念。它引致了社会科学从追求社会理论, 到关注解释和描述社会现实中所产生的问题的根本性转变。70 年代以来, 多样化的学科和解释理论的发展, 成为了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策源地。学者所采用的方法论、认识论、解释论、表象以及话语形式本身, 形成了新的理论聚焦。在全球框架中, 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认识的程度的提高, 使人们充分认识到: “人类学并不等于盲目搜集奇风异俗, 而是为了文化的自我反省, 为了培养‘文化的富饶性’”; 是要把描述异文化的单纯兴趣“转移到一种更加富于平衡感的文化观念上来”; “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充分认识”。

　　经济人类学以跨文化的研究所提出的挑战, 实质上是看到人类学者自身带有社会和文化偏见的可能性, 而对久已形成的、现实的知识和社会体系提出质疑。如何使一个在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得到真实表述的中心问题, 将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争论的旋涡中心。经济人类学对民族的研究, 实质上是跨语际的, 是在多种文化和制度的接触和碰撞中展开的。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意义, 并非只是为人们贮存下对那些已经消亡的、或者正在消亡的以及实存的个别民族的记忆和知识; 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也并非是否要提“民族主义”或提什么“民族主义”的问题; 囿于“民族”的框架, 是无法表达出人类整体历史的真实面貌的。经济人类学对历史文化民族性及其与实存发展关系的强调, 实际上是把其对“另一个”和“另一处”的探寻和研究, 最终归结到了对人类整体的全面理解上; 而在其研究中“民族”一词的歧义性使用, 则表明它已对以往研究的旧有语境和客观诉求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疑问: 即怎样重新认识“学科行为”中的认识论机制? 人们何以取得他们所取得的知识? 这些知识背后的认识论前提是什么以及话语和知识又怎样参与历史的真实创造……等等。

　　在经济学领域的分析中, 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收人分配是最基本的相关变项。而只要稍微深入一步, 就可清晰地看到,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反映出一定的制度关系。尽管经济学把“经济理性”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分析手段和最重要的假定, 视每一个社会交换和经济过程的参与者, 都具有使其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追求。但是不论人们把经济理性视为一种心理活动、还是一种生活原则, 它本身已隐含着某种社会性的制约关系。而当我们一旦把这种经济理性扩展到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时, 就可看到, 它并非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原则或假定,更多的是显现出作为一种变项而存在的性质。例如, 在许多民族的简单社会中, 理性原则普遍地发生于生产领域和资源配置的行为和活动中; 但同时在交换领域, 却广泛地以“非经济性”的方式, 把其产品作为礼品而相互赠送。这似乎使我们更有理由将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最重要的假定视为一种制度化的价值观念。所以一谈及经济过程, 就意味着, 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 通过制度化而得到确立和稳定化, 并使个体的评价和行为选择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同一性的联结。物质的和客观的经济过程产生了特定的价值内容, 制度则在社会意义上提供了价值最大化的秩序稳定性。它一方面为经济过程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合作环境, 一方面又制约着具有不同利益的经济参与者, 在追求差异极大的目标中不致出现同毁性的公然冲突。

　　经济人类学在其深层本质上一开始就把对人类本质实现的关怀、和对人类发展方式的反思, 包容在了自己的研究中, 它是通过对人类相异性的研究, 来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和时代的。因此, 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 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 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这便要求我们实现对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超越和新的融合。这种超越和融合, 并进使经济人类学深人到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中, 而且广泛涉及了经济史、各种具体的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以及对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贫穷、不平等和发展等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