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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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

　　组织冗余是企业的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缓冲器，它使得企业能够为了适应内部调整或外部变化而进行成功的调整，以及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而进行战略变化。

　　March和Simon(1958)创造了“冗余”一词。组织冗余资源被认为是超出实际需要而保存在组织内部并被个人或小团体控制的资源，用于应对环境变化的冲击。Bourgeois(1981)把组织冗余定义为：组织冗余是企业的一种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缓冲器，它使得企业能够为了适应内部调整或外部变化而进行成功的调整，以及为了适应外部环境而进行战略变化。Jensen和Meckling(1976)把冗余视为一种只对经理人员有利，而对组织而言是没有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一种低效率的表现。Nohfia和Gulati(1996)认为，冗余是组织在生产一种给定水平的产出时，超出最低必须的投入所产生的资源存积，包括多余的人员、未使用的资本和不必要的资本费用等超额的投入以及未开发的、能增加产出的各种机会。由于组织并不总是最优化运行，他们积累的一些多余的资源和未开发的机会，能够成为企业面对困难时期的一种缓冲。以往文献中关于冗余的定义如表所示。

　　学者们为了研究的方便，对冗余资源进行了多种界定方法。这些界定不仅能够适用于有形资源，而且也能应用于无形资源。Sharfman等(1988)界定冗余资源为：可利用(Available Slack)冗余指那些没有被投入到组织设计或具体程序的资源；可开发的(Recoverable Slack)冗余指那些已经被吸收到生产系统中、运行成本较高的，但可以通过组织的重新设计恢复到正常成本的资源；潜在的(Potential Slack)冗余指那些将来的资源(如通过增加额外的债务或股权资本等能从环境中产生的资源)。根据冗余能否被多方面使用，将冗余划分为“高可恢复性冗余”(Easy—to—recover slack)和“低可恢复性冗余”(Difficult—to—recover slack)。Singh(1986)根据冗余是否被组织的生产过程所吸收而将冗余资源分为“已吸收的冗余”——部分已经服务于经济运作、难以再利用的冗余，“未吸收的冗余”——企业能够快速调动用来面对没有预期的紧急事态的冗余资源。

　　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它常常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组织现象，包括目标冲突、权力斗争行为、效率以及创新。在对组织冗余的作用的认识方面，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组织理论学家对冗余持支持的观点，而代理理论论学家则持否认的观点。

　　1.组织理论对冗余资源的观点

　　组织理论学家把企业看作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物体，以寻求生存为最终目标，因此，组织冗余是必要的，能够使得企业成功适应内、外部要求变革的压力，并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进行战略调整，帮助企业长期存活。在组织理论中，冗余被认为有4种主要功能：第一，冗余作为一种诱因，引导企业成员对超越维持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以外的资源进行投资。第二，冗余资源可以作为企业冲突解决的一个来源。其内在原因是，一旦企业拥有足够的冗余资源，企业就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问题。第三，冗余资源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可以把企业的技术核心从环境动态性中隔离出来；第四，冗余资源能够服务于企业的战略行为，冗余资源使得企业试验新的战略成为可能。

　　特别是在动荡环境中，冗余资源使得企业能够存活旧。组织理论学家承认冗余资源对企业构成了一种附加的成本，组织冗余水平难以控制。但是，组织理论学家普遍认为，在复杂的权衡过程中，企业从资源冗余获得的好处要大于为冗余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并且对于企业来说，零冗余的组织是不现实的。因此，组织理论学家认为，在一个企业的资源冗余量达到过量水平之前，企业的冗余资源对企业绩效具有正面的影响。

　　2.代理理论对冗余资源的观点

　　对于组织冗余，代理理论则持和组织理论完全相反的观点。代理理论明确反对把组织看作一种生物体，代理理论明确拒绝企业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拟人化特性的生物体，按照Jensen和Meckling(1976)的观点：“企业不是一种个体，是一种合法的虚构体，这种虚构体作为一种复杂过程的聚焦，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相互冲突的个体的目标在契约关系的框架下达到了一种均衡。”从本质上来说，代理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之间契约的纽带。代理理论学家向保持冗余资源对企业有利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代理理论学家认为，保持企业冗余资源对作为代理的企业经理人员有利网。由于经理人员本身有一套目标追求，如对权力的追求、声望的追求、金钱的追求、工作安全性的追求等，这些目标一般来说和委托人的目标有所偏差。不相一致。经理人员可以利用冗余资源经营过量的多元化、扩张、工作逃避。代理理论认为，冗余可能是代理问题的一个来源，孵化了无效率的产生旧。代理理论的学者把企业看作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一系列的代理合同关系 ，他们认为，冗余仅仅是对代理人及经理人员有好处，作为代理的经理人员倾向于构建冗余。因为经理人员总有一些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不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经理人员就有可能利用冗余的资源来进行过度的分散投资和多样化嗍。因此，代理理论认为，冗余资源和企业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基于代理理论这种悲观观点，代理理论学家强调企业的冗余资源水平要最小化。基于组织冗余对绩效有害的假设。中国国有企业的低绩效常常被归咎于冗余所导致的低效率 ，经理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常常被建议通过裁员等措施来减少和消除冗余。

　　3.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的关系

　　来自实证研究的结果从概念上来说，代理理论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待冗余的作用，而组织理论从管理者(代理)的角度看待冗余的作用，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从本质上具有利益冲突关系，对于冗余的相反观点和看法也就不足为怪 。实验研究结论也证明，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之间具有复杂的相关关系，两种理论观点从事正研究中得到了不同文献的支持。对组织冗余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也是相互矛盾的。

　　Davis和Stout(1992)研究发现，冗余资源最多的美国大公司更容易被接管，相反，至少有5个研究支持组织理论。Singh(1986)、Bromiley(1991)以及Miller和Leibleint阐(1996)发现高的冗余水平伴随着好的绩效。Hambrick和D'Aveni(1988)研究发现，和存活企业相比，破产的企业有非常少的冗余，这也意味着冗余能够帮助企业存活。Reuer和Leiblein(2000)注意到冗余和企业的风险具有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冗余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提高绩效。Nohria和Gulati(1996)研究发现，组织冗余和企业创新之间表现一种倒U型关系。Greenley和Oktemgil(1998)研究证明，冗余和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只存在于高绩效的公司，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低绩效公司显得微不足道。Cheng和Kesner(1997)发现，冗余和企业对环境变迁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冗余和绩效之间具有复杂的相关关系。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有4种：线性、U型、倒置U型和转置S型。负线性的关系证实了当前绝大多数经理人员和决策制定人员的观点及企业的绩效随着冗余的增加而降低。正线性的关系正好符合组织理论学者的观点及冗余对绩效具有有利的影响。U型关系表明高和低的冗余都与好的绩效相联系，而中等的冗余则与坏的绩效联系在一起。相反，倒置U型关系则表明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有一个最佳的冗余范围，超过或不足这个范围的冗余对绩效的影响都是负的。

　　Bourgeois& Singh按照资源的可获得性将组织冗余划分为三种类型：可利用冗余、可开发冗余及潜在冗余。可利用冗余指那些没有被投入到组织设计或具体程序的资源；可开发冗余指那些已经被吸收到生产系统中、运行成本较高的，但可以通过组织的重新设计或效率的提高恢复到正常成本的资源；潜在冗余，是指组织里的一种潜在能量，通过增加债务或投资，可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额外资源。Singh根据冗余在组织里的存在状态，将冗余划分为已吸收冗余和未吸收冗余。已吸收冗余是指那些超额的管理费用，未吸收冗余则是超额的、未被授权的流动资源。Sharfman根据冗余被组织管理者识别的难易程度将其划分为：易于识别的冗余和难于识别的冗余，易于识别的冗余可以被用在很多不同的情境，而难于识别的冗余只能被用于一些特殊的情境，灵活性较小 。Meyer结合资源的具体形态认为冗余能够以财务冗余、人力资源冗余、技术冗余和组织控制系统冗余等形式出现。此外，方润生和李雄诒按照冗余控制权的不同将已吸收的组织冗余进一步划分为组合冗余和分散冗余。

　　创新与冗余是组织理论的两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最新的研究中，国外学者Geiger& Makri分析了研发密集型企业的可利用冗余与可恢复冗余在其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实证研究发现可利用冗余有利于该类企业创新过程的假设得到证实，不同类型的冗余以不同的途径影响企业行为；Mellahi & Wilkinson研究了冗余水平降低与创新产出下降之间的联系问题，对原有冗余与创新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进行了扩展，结果显示冗余水平的下降只会暂时的影响创新产出，两年之后，小幅度的下降几乎不带来任何影响；台湾学者Chung—Jen Chen & Yi—Fen Huang讨论了不同类型的组织冗余作为调节变量对劳动力密度与创新绩效之问关系的影响，并通过对305家台湾IT行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已吸收冗余增加、未吸收冗余降低均会加剧二者之间关系；国内学者方润生和李雄诒研究了组织冗余的利用对中国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构建了一个包含冗余、吸收能力与创新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验证了模型，证实分散冗余和组合冗余分别与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同的冗余与不同的吸收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关系；钟和平、张旭梅和方润生则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企业员工基于冗余的技术创新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当企业冗余不足时、适度时和过多时等不同情况下的基于冗余技术创新活动最优激励合同的条件口阳；李剑力将冗余资源作为调节变量，对其在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效应进行探讨，发现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在两种创新方式与绩效关系之间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郭立新和陈传明通过对中国5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组织冗余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两阶段非线性关系模型 。

　　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主要分为线性和曲线关系。线性关系的支持者又分为两类：正相关和负相关。线性相关的代表承接了上文提到的组织理论和组织经济流派对冗余作用的观点，并进行了实证检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很多学者发现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复杂的曲线关系，Tan & Peng通过对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企业的研究发现，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倒置u型，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好，并且根据冗余资源的性质不同，认为组织理论观点对未吸收冗余有效，代理理论观点适用于已吸收冗余 。最新的研究中，Bradley，Wiklund& Shepherd认为冗余对于：企业的管理和增长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冗余对企业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企业管理具有消极作用，而企业管理对企业增长则产生正面影响 。

　　国内学者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蒋春燕和赵曙明通过对中国278家上市公司从1994至2001年的数据进行样本分析，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的关系 模型，综合总结了以往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关系，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理解 ；薛云奎和白云霞则就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不是由于冗余雇员而承担了额外的劳动力成本，而是由于降低了对雇员，尤其是对高管的薪酬激励，从而导致经理人员的代：里成本增加 ；邹国庆和倪昌红研究了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环境对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文章认为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冗余资源以应对制度风险，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但过量的冗余也会导致成本的急剧上升并影响企业绩效；李晓翔和刘春林以汶川地震为背景，对四川等地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探寻突发事件情境下冗余资源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证实沉淀冗余资源和非沉淀冗余资源均具有缓冲作用，在不同的环境变化情境下，在不同的时间窗口，不同类型的冗余资源的作用会存在差异。

　　组织冗余与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起源于国外，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越发重视，这与我国企业的发展实践密不可分，国家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制、突发危机事件等都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尤其是冗余资源，成为管理者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已有研究以此为契机，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特点，分析不同情境下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之问的关系，使得组织冗余问题的探讨更加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