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机会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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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机会主义行为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预算参与人的自利行为。预算机会主义行为说明人的本性中存在损人利己的一面，只要有机会就会行动（刘燕，2006）。预算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得预算签约双方面临讨价还价、失调甚至中断的威胁（Jensen，2003），这就伤害了预算契约关系，降低了预算管理质量，增加了代理成本。

　　从预算机会主义出现形式看，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预算机会主义（Schatzberg & Stevens，2004）。预算松弛（budget slack）指预算责任人在预算编制中，为了获取私利，故意低估收入或高估成本，使收入或成本预算与真实的收入或成本之间出现不合理的差异R因为预算是公开披露的，预算松弛是公开的机会主义形式R预算卸责（budget shrink）是M付出低程度的努力N，因为努力是预算责任人私下的主观表现，预算卸责就成为私下的机会主义形式。从预算机会主义出现时间看，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机会主义。事前预算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交易是交易双方在签约时利用之前信息的不对称或隐蔽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通过讨价还价后编制有利于自己的预算，这种现象称为M逆向选择N。事后预算机会主义指交易双方在签约之后，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减少自己要素的投入或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合同，钻制度Q政策及合同的空子，以隐蔽行动的方法，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目的（刘燕，2006），这种现象称为M道德风险N。

　　预算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从典型的代理理论角度看，预算松弛和预算卸责可以归因于三个条件：（1）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在努力和产出之间的不确定；（3）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目标的冲突，以及代理人的自利性动机。信息不对称是预算机会主义产生的客观原因，预算责任人的自利行为是主观原因。Lukka（1988）认为，预算参与提供了下属管理者直接制造预算松弛的机会，而一个低程度的参与限制了这样的机会。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关，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还可能受一系列的因素影响（Hopwood，1972）。预算参与对预算机会主义的产生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预算参与的方式。Young（1985）指出在预算参与的背景下，拥有私人信息的下属比没有私人信息的下属制造更多的预算松弛。在许多组织中，下级拥有比上级更准确的影响绩效的信息，下级可能会更了解自己的执行能力和期望的努力（Waller and Chow，1985）。当上下级的目标不一致时，下级就会为了达到私利的目标，歪曲或隐藏私有信息，导致预算松弛的出现（Chowetal.,1994;Christensen,1982）。当企业以预算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奖励的标准时，下属会认为在预算中制造机会主义是有利的R预算责任人在编制过程中，会想方设法进行讨价还价，将预算目标设定在较容易实现的标准，在执行中提供低程度的努力，从而制造更高的机会主义行为，以达到私利的目的，获得较高的报酬。预算机会主义也可以从道德的角度衡量R预算目标和下级的利益不一致时，下级不是想尽方法去完成目标，而是选择减少要素投入，消极应付，听之任之的态度（高严，徐莹，2010）。上级对下级的真实能力信息的掌握要少于下级，不能确定下级是否付出了全部的努力。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预算卸责。

　　预算管理是对人的管理，改善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应加强对预算责任人的管理。提高预算责任人对预算的认识，加强预算责任人对预算的认同感和依赖感，Collins（1978）的研究发现，只有下级认同的预算管理程序，才能真正实现预算管理的目标。上下级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的目标，改善预算参与环境，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形成良好的工作合作关系，促进信息的交流，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级和上级进行沟通的信息会提高组织活动的协调和评估活动（Waller,1988）。建立公平、和谐的预算环境，Luft(1997）指出，公平范畴也许会是组织里自利性机会主义的一项抵销因素。将预算目标确定在合理的水平，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奖罚分明，采用真实导向型激励政策。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在真实导向型激励计划下，预算松弛较低（Hershey，1982）。代理问题的实质在于，觉察不道德行为是困难或不可能的，所以当不道德行为被发现之后，惩罚必须很大，要么就不会有效威慑（Eric Noreen，1988）。定期培训和教育员工，提高预算责任人的道德素质，下级尽可能地披露自己的真实能力信息，降低监督成本。假如每个人都同意在其预算契约中恪守诚信，更多的契约就会变得可能，大量的监督成本就会避免（Eric Noreen，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