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菲利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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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1914年生于新西兰，1937年他到了英国，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提出菲利普斯曲线。1967年，菲利普斯离开英国，返回澳洲，任职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开始研究中国经济，1975在新西兰去世。
A.威廉.菲利普斯1914年生于新西兰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他就因为生活所迫到澳大利亚的一个金矿里做工，晚上收工后，他在昏暗的灯光下自学电机工程。1937年他到了英国，在伦敦电力局找了一份工作，还参加了英国电机工程师协会。二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还在日本兵的战俘营里呆过一段艰难岁月。一直到战争结束后，32岁的菲利普斯脱下军装，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社会学，这时他才在课堂上接触到经济学，并深深为之吸引。其实，真正触发菲利普斯的灵感的，不如说是经济学里把国民收入视为循环流量和把经济系统视为水压机的想法(在萨缪尔森那本《经济学》里就有这样的内容)。菲利普斯据此设计了一种解释凯恩斯经济学的教学模型，他在有机玻璃的管子里装进彩色的水流，运用动力学的原理，使这些彩色的水流来流去，模拟国民收入流程。他自产自销，造了许多这样的模型卖给研究机构和大学。这个精巧的设计还帮助他谋到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的职务。
后来，菲利普斯对稳定政策和经济动态系统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4年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封闭经济中的稳定政策》，其中讨论的就是反应滞后对宏观稳定政策的影响。菲利普斯有着那种工程师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总觉得在做理论思辨之前要先搞计量分析，于是，他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958年，菲利普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861-1957年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后来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菲利普斯利用近100年间的英国工资的统计资料，讨论了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发现：一、名义工资的变动率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二，即使当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处在最低的正常水平，失业率仍然为正(菲利普斯的统计大约为2%-3 %)。
菲利普斯写作此文的最初动机可能是为了回击别人对他的博士论文的批评。当研究结果出来之后，他并没有进一步寻找理论上的解释。最早给菲利普斯曲线以理论解释的是他的同事理查德.利普西。利普西认为，失业率与劳动力市场上过度需求的程度呈负相关的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多，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低)，劳动力市场上过度需求的程度又和名义工资上升率呈正相关的关系，所以，可以推出失业率和名义工资上升率也呈负相关的关系。利普西严格地从微观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从这一点来说，也许他在宣传菲利普斯曲线的众多学者中是最较真的。
但真正使菲利普斯曲线一夜之间扬名的，还要算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那篇《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事实上，“菲利普斯曲线”这个名称就是萨缪尔森和索洛在这次讨论中给起的。这两位经济学家用美国的数据换掉英国的数据，并用物价上涨率代替名义工资增长率，得出了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有了菲利普斯曲线，新古典综合派就可以方便地开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药方：要想降低失业率，不妨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难免在失业上作出牺牲。(但实际上，凯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往往是把充分就业目标置于降低通货膨胀率目标之前。)有了这两位大师的推重，菲利普斯曲线从此就被绣上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旗帜，写进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宪章。
正是由于菲利普斯曲线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中处在重要位置，但相比之下它又最缺乏理论支撑，因此，新古典综合派的对手们就要首先不遗余力地攻击菲利普斯曲线。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弥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讲演辞，讲的就是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他认为：一，理性的工人将根据实际工资而不是名义工资决定其劳动力的供给。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去讨论失业率和名义工资变动率的关系纯粹是一种误导。二，菲利普斯曲线所宣扬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只在短期才存在。由于短期内了解一般价格水平的信息成本太高，所以工人会有暂时的“货币幻觉”，错把名义工资的提高误认为是实际工资的提高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而雇主会沾沾自喜于他所生产的那种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工人雇佣量，孰不知这时候整个价格水平都在上升。长期内，工人和雇主都会调整预期，使得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这时，斜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再存在，有的只是一条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意味着失业率完全不受通货膨胀政策影响，弗里德曼称之为“自然失业率”。三，弗里德曼断言，用通货膨胀换取就业增加的凯恩斯式需求政策，犹如扬汤止沸，每一次都只能暂时有效，下一轮再想增加就业，除非用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攻击，多少还客气了一些，因为他还是承认，斜率为负的菲利普斯曲线至少在短期内是存在的。在他之后的一些新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主张“理性预期”的卢卡斯等人干脆认为，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垂直的，换言之，凯恩斯式的需求政策已经被公众预期到了，这种老一套的把戏观众早就知道底细了，再往下演骗得了谁呢？致力于开创公共选择学派的J.M.布坎南则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背后，是所谓的民主过程中，大众欲望膨胀对政治势力扩张的纵容，以及政治势力扩张对大众欲望膨胀的哄骗。演到后面，喜剧会变成闹剧，甚至悲剧。事实已经证明，在60和7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失业率不降反升，菲利普斯曲线从斜率为负变成了斜率为正！
看看辩论席上这些大出风头的辩手们：以萨缪尔森和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界独领风骚。弗里德曼在70年代频频出击，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挑战新古典综合派，并扎下了货币主义的大营。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被认为是8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在整个现代经济学王国里独树一帜，而且从者如云。这几位清一色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1970年获奖，索洛1987 年获奖，弗里德曼1976年获奖，卢卡斯1995年获奖，布坎南1986年获奖。象这样几位顶尖高手凑在一起，一场“世纪大战”肯定是少不了的。这阵势很象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参加讨论的各方人物越来越多，围绕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菲利普斯本人却悄不出声地退席了。
这个来自南半球一个偏僻小国的农家子弟，心理上多多少少总和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国理论家们有点儿格格不入。他早年在昆士兰金矿的工棚里自学来的那点电机工程知识，可能比他后来在伦敦的学堂里受到的经济学教育深刻得多。从50年代起，菲利普斯的主要兴趣就放在所谓的“最优控制理论”方面，人们公认，他是把最优控制和控制工程的技术最早引入经济计量分析的学者之一。从某种角度来看，菲利普斯还在做着那个彩色水流的梦想。作为一个工程师，他的特点是精于构造而疏于思辨，他喜欢把经济社会当作一个可以拿来操作的系统，并且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操作得更得心应手。但拿这种思路去做经济学，肯定是一条险径和歧途。哈耶克反复提醒经济学家们警惕的，就是这种工程师式的幻想，用他的话说，跑进这条路子的经济学家，“如果不是一个废物，就是一个特定的危险人物”。(和菲利普斯一样，哈耶克也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只不过当他离开的时候，菲利普斯还没进校。)果然，从60年代起，经济学家对菲利普斯关心的那些问题就渐渐失去了兴趣。
1967年，菲利普斯离开英国，回到阔别已久的澳洲。他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给自己确定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打算研究中国经济。经过他积极的努力，在这所大学里还成立了一个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事实上，菲利普斯对中国的兴趣早在30年代就萌发了，他在爪哇当战俘时还曾经学过中文。后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老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在迟暮之年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业转折。也许是如兰开斯特所说，这表明他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去解决他提出的估计动态控制所需的关系这一问题，但也许，老经济学家已经提前预感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隆隆雷声？也许，答案只有菲利普斯教授自己知道。遗憾的是，仅隔数年，他就在故国新西兰离开了人间，留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留下了他晚年的黯淡和临终前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