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污名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组织污名(Orgarlizational Stigmas)

　　组织污名是从个体污名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群体层次的概念，其与个体污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对社会的影响效果上，组织污名产生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个体污名。

　　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它使个体或群体拥有了(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些属性或特质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社会对其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一般而言，被贴上污名标签的人或群体，有一些为其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污名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的不公正待遇。

　　因此，从1963年开始，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GoffmanE．以及很多的社会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污名概念被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如麻风病、精神疾病、吸毒人群、同性恋、艾滋病群体等，但是绝大多数研究只是针对个体的污名问题进行研究。直到最近几年，随着一系列企业丑闻被曝光并导致这些企业组织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倒闭，人们开始认识到污名对组织的重要影响。于是，组织污名这一概念开始被引入到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

　　早在Golfman首次提出污名概念时，就将群体作为概念中的一部分，表明他已经开始注意到群体污名的问题。但是，他所认为的“群体”只是一群具有相同不被信任和不受欢迎特征的人的集合。组织污名所针对的主体是一个组织，而不是组织中的某一个成员或某些成员的集合，即某个组织被社会大众贴上了不被信任和有较大缺陷的标签。同时，有这种标签的组织会获得社会的消极评价。在对社会的影响效果上，组织污名产生的消极影响要远远大于个体。

　　2009年，学者 Cynthia给出一个较为正式的概念。他将组织污名定义为一种标签，这种标签“能使利益相关群体整体相信某个组织具有本质的、深层的缺陷，并将其特异化及失去对其的信任。” 虽然这个概念也是从个体层次的污名概念延伸而来 的，但是比以往的概念界定 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文中，Cynthia还童点比较了个体层次的污名与组织层次的污名的区别。他指出，个体污名与组织污名区别主要存在于被污名的条件、预防和可移除性以及弥漫性等。

　　组织污名是由利益相关群体所给予组织的一种不被信任和有缺陷的标签，所以不管是由何种原因所引起的组织污名，都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评价。这种消极的评价会给组织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污名扩大化、组织特异化、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污名扩大化指由于组织某一主要方面发生缺陷，会导致公众对该组织其它方面的否定与歧视。与个体污名的产生一样，组织污名的产生途径也是多方面的。一个组织的产品质量存在严重缺陷、管理上的明显失误、员工的不诚实行为，以及组织文化方面的瑕疵等，都可能会造成组织污名化。如国内奶粉行业发生地“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例典型的污名扩大化的例子。由于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超标而导致一个久负盛名的三鹿企业倒闭，甚至国内的奶粉行业都遭受重创，最终甚至扩大到了社会大众对相关主管部门的不信任。

　　组织特异化指由于该企业的污名而被社会大众，尤其是利益相关群体，将其从一般的社会组织中独特出来，认为其与其它组织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如同从一把大米中挑出一粒沙子一样，社会污名足以使该组织在其它组织被认同的同时，而被明显地和轻易地否认。这种否认对于组织来说有时是致命的，它很可能会引起利益相关群体对组织不利的连锁反应。

　　经济上的损失比较容易理解，由于该组织被污名化，因此绝大部分利益相关群体都将认为其具有固有的、本质的缺陷而不冉信任该组织，从而引来经济上的制约，如赞源缺失、产品积压、资金链断裂、债权人追债等。所有这些都足以使一个组织在经济方面彻底垮台。当然，同时还会有社会上的一些其它相关限制产生，但最终都可以将其归结为经济损失。

　　组织污名本质上是一种标签，是让社会大众产生不信任的一种消极的社会评价，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组织污名化指的则是一个组织被贴上污名标签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组织污名化可分为两个连续的阶段，分别是单独标签过程与集体标签过程。单独标签过程指某一个利益相关者或群体认识到该组织具有的违规行为，并将其标志为有缺陷组织，同时开始向外散播关于该组织缺陷的过程。

　　集体标签过程指绝大多数利益相关群体或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该组织存在的缺陷，同时产生对该组织的不信任，联合起来对组织污名化口。由于组织污名的集体性或社会性，因此单独一个利益相关者或群体是不能构成组织污名化的，所以这两个过程是紧密结合、缺一不可的。可以用图1展示这个过程。

　　在图1中,一个组织被个体标签的导火索是该组织出现了违规行为(包括各种不合常规的、违法的行为)。尽管“无商不奸”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只有当企业的主要行为出现了偏差，出现了组织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根本价值观相违背的行为之时，才会被某个或某些利益相关群体知觉，并将其列入黑名单，贴上不被信任的标签。在这方面，CynthiaE．根据以往的文献得到3个推论：

　　第一，被人认知的违规行为的强度越大，影响面越广，越容易被感知为该组织核心价值观与普适价值观相违背，越容易被污名化。比如一些高污染企业，虽然危害性比较大，但 是只有当地人才会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在形成全社会的谴责方面就不如“毒奶粉事件”。

　　第二，组织对违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与违规行为的可控性也影响被知觉的程度。如果一些行为是不可控制的，同时，组织对出现这种行为之后的处理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被知觉为有缺陷组织的程度。

　　第三，对组织整体价值观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冲突程度的认知，会增加对某组织污名的知觉概率，即该组织被知觉为一个危险的、与社会价值观不一致的组织。反之就会降低对该组织污名的知觉程度。如在全民援助四川地震时期，王老吉企业为地震捐款一个亿就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一些捐款不到位或不捐款的企业就容易被知觉为一个不负责任、不被信任的企业。

　　组织污名需要社会群体成员对该组织形成一种集体的认知方能形成。组织污名化是一个社会现象”，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就能完成的。因此，第二个阶段“集体标签过程”无疑是组织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尚没见到这方面的研究出现，只有部分研究者从社会学角度和传播学角度对此有所探讨，认为某些因素会影响组织污名化过程。首先，社会成员的整体一致性越高。由个体标签转变为集体标签的可能性就越大、越容易；无论面临什么情况，在群体一致性程度高的组织中，要比在群体一致性程度低的组织中，更容易发生群体行为。其次，集体标签过程的难易还依赖于“个体标签过程”中的“个体”身份，其身份地位越高，越容易引起集体标签过程州。如果首先发现组织缺陷的人或群体地位比较高，那么在其传播过程中就容易让别人相信其所讲内容，从而形成集体认知，完成污名化过程。

　　相对于个体污名而言，组织污名对情境具有较高的依赖性。所以，只要时刻关注组织所处的环境，并注意与周围环境协调，就能有效地预防组织污名化。实际上，Astley和Fombrun在1983年就曾观察到，经常与社会大众进行交流并不断调整自我行为的企业较难被认为具有缺陷，即使有了缺失行为也较容易被谅解，其原因是这样的企业比较容易与大众的价值观相一致。同时，污名的严重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起被污名化的行为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可控制程度，这对组织污名也同样有效。因此，加强对组织所处内外环境的观测，采取积极行为预防违规行为的发生，是最为有效的组织污名应对策略。

　　如果一旦出现违规行为事件，就会引来非议，此时，识别行为事件的性质就变得尤为重要。BryantAshleyHudson在《反对所有不平等：对核心歧视组织的思考》一文中，将违法组织划分为可恢复的事件歧视和不可恢复的核心歧视。也就是说，组织污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可恢复性组织行为事件引起的；一类是由不可恢复性组织行为事件引起的。作为组织必须随时关注来自外界的评价和自身的行为，及时识别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性质。如果是可恢复性事件，即行补救；对不可恢复性事件应及时消除影响。比如，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显示，能够在出现问题行为事件之后积极采取灵活措施与公众交流意见，能有效地降低公众对企业不良行为危害程度的感知。

　　总之，在组织污名应对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做好预防、识别行为事件及内外环境，并采取灵活措施进行积极反应。因此，污名化的程度越高，则越需要较高技巧的识别能力与反应能力，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可能给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 石荣丽，吕政宝 .组织污名及其相关研究述评.广东药学院医药商学院，2010,2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