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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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母王氏，汉景帝中子。著名政治家、军事统帅。16岁继位后，至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
汉武帝凭借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和削平"七国之乱"后日趋巩固的皇权。反击匈奴，消弭边患。建元三年(前138)，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月氏共击匈奴。六年，遣使通夜郎(约在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部及四川南部)，谋据牂柯江上流以控制南越。
元光二年(前133)，以马邑(今山西朔州)伏击为开端，主动发起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元朔二年(前127)，遣车骑将军卫青收取匈奴盘踞已久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设朔方郡(治今乌拉特前旗南)，确保关中安全。五年，遣卫青等将攻匈奴右贤王，巩固朔方。六年，两度出兵打击匈奴单于本部。元狩元年(前122)，遣使探寻身毒(古印度)，结好邻邦，通商异域。二年，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数次奔袭河西，重创匈奴右部，切断匈奴与羌人联系，打通汉朝连接西域的走廊。四年，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深入漠北，击败单于，重创匈奴左部，取得对匈奴作战的重大胜利，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在此前后，武帝高度重视骑兵建设与马政，使骑兵成为主要作战力量，实现中国兵制史上一大转折。同时对兵制进行两项重要改革:扩展南北军，加强京师兵的力量，便于居中驭外；实行募兵，解决兵员之不足，以提高部队战斗力。还注意将军事防卫与经济开发相结合，迁徙大批民众充实边郡，在河西走廊等地大兴军屯，在边郡修筑城塞，完善烽燧警备系统，巩固战争成果。
给匈奴以沉重打击后，武帝转移重兵于南方、东方和西方。元鼎六年(前111)，以三路大军攻灭割据近百年的南越赵氏政权。元封元年(前110)，平定东越。二年，收取滇国(今昆明一带)。三年，在古朝鲜(今朝鲜清川江东南部)设郡。太初元年(前104)、三年，两度兴兵远征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威震西域。其后，以李广利为主将，三次大规模攻击逐渐向西北迁徙的匈奴，均遭受巨大损失。征和四年(前89)，诏令休兵养民，
汉武帝一生频繁用兵，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华夏各族的联系和融合，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间，用兵击逐匈奴，攻灭南越，收滇国，通西域，拓展并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汉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汉武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为加强皇权，便有意让身边的近臣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以削弱相权。这些受皇帝宠信的近臣，便形成了所谓中朝或内朝 ，与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外朝相对应。汉武帝时期，中朝主要由三方面的人员构成：一是少府官员。少府在秦及西汉初年本是负责掌管皇室的私财及吃、穿、住、用等杂物的机构，汉武帝时将其发展成为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构。少府属员尚书令由从前单纯为皇帝管理奏章文书发展到有权处理政务，出纳章奏，操持机柄，二是侍从、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加官。官吏于原官职之外加领代表某种特权的官衔，称为加官。这些人一般原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被授予加官后，便有权出入禁中，随从皇帝，以备顾问应对。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严安等人都曾利用这些特权，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甚至在遇有重大决策时，武帝还常让他们同大臣辩论。三是一些皇帝的心腹大臣，如大司马、前后左右大将军、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因得到宠信，也被加上侍中或给事中的头衔，参与中枢决策。
中朝官员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掌握实权，剥夺了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决策职能。 外朝 的组织机构虽与秦及西汉前期无根本变化，但从职能上看，只负责处理和执行一般政务，成为政令的执行机构。丞相的职权和地位也因此受到削弱，一旦触怒皇帝，甚至性命不保。
汉武帝把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为一个监察区，设置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在州部的郡国。《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师古曰：“《汉仪》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绶，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御史为驾四封乘传。到所部，郡国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条。”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那六条是：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即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反对其横行乡里。二、“二千石不奉诏，遵旧典，倍公问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的以权谋私的不法行为。三、“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历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实讹言。”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执法不公平。四、“二千石选署不平，阿附所爱，敝贤宠玩”，即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在察举士人时偏向亲己。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任所监”，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子弟不法。六，“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打击地方高级官员和地方大族相互勾结。对刺史的职权作出明文规定，既可以为刺史行使权力提供依据，又可以防止刺史滥用职权干扰地方的正常行政事务。
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而且地位在郡国之上，这和监御史地位和郡守、郡尉并称的情况不同。刺史也不受丞相的制约，而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御史中丞和御史大夫，和丞相史受制于丞相的情况不同。并且刺史的俸禄很低，只有六百石，这往往能够促使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待遇而加紧监察，取得业绩，比用更高的官员去监察地方大员更能起到好的效果。刺史制度是对以前监察制度的发展，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地方监察制度。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汉武帝时，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实行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并设置行政机构具体管理。在中央于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盐铁经营事业，于地方各郡县设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产销。盐官营的办法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募民自备生产费用煮盐，政府提供主要的生产工具牢盆（煮盐用的大铁锅）以间接控制其生产，产品由官府收购。铁的官营官府控制更紧，包括直接组织开矿冶炼，铸造器物及销售，即控制了生产和流通的全部过程，不像盐的民制官收。民私自煮盐和铸铁在受釱左趾的刑罚，工具有产品没收入官。管理盐铁事业的官吏，多为商贾出身。
盐铁官营虽然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与推广先进技术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亦不免带有封建官营事业共有的弊病，如不少铁器质量低劣，规格不合要求，价格昂贵，还有强迫人民购买及强征人民作役的弊病。
均输法是汉武帝时期，在中央主管国家财政的大司农之下设立均输官，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是在大司农之下设立平准官，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平抑了市场的物价，贩运商和投机商也无利可图。
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对匈奴进行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损失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初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蓄，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不过二十几年，便出现了“县官（即官府）大空”（《史记·平准书》），财政濒于崩溃的危机。广大农民由于天灾人祸而陷于绝境，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阶级矛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一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而且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这就使汉朝地主政权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这两项法令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
（二）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戌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
（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首先，强化中央集权，分散削弱诸侯王的权利。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以此从王国里分出许多侯国。侯国列侯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治。王国封地愈来愈小，权力也愈来愈分散，再也没有力量同中央抗衡了。这一举措使中央领导集团的指挥权威得以大大强化，成为后面一系列政策实施的有力保障。
当代一些企业，特别是有驻外机构的企业，常常是总部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严重变形，驻外机构领导拥权自重，对公司阳奉阴违，甚至采用一些欺骗的手段蒙蔽公司，使得公司的政策和策略无法顺利实施，这正说明驻外机构的领导权利过于集中，而总部又缺乏对驻外机构的有效管理和监督机制，最终导致“诸侯”各霸一方，管理失衡的局面。
其次，摒弃旧的人才观念，任人惟贤，并注重对人才的培养。
汉武帝继位后很注重选拔人才，并实行察举，任人惟贤，打破了传统的门第之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有名的贤臣良将董仲舒、东方朔、卫青和霍去病，就是这样被选拔出来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有名的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卫青原为平阳公主家的骑奴，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汉武帝不遗余力加以培养，“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骠姚校尉”，最终成为一代名将。霍去病也是汉武帝在人才储备上的经典案例。当时，赵信反回匈奴，赵信在卫青手下为将多年，十分了解卫青的作战方式。因此在攻打右贤王部的时候改派年轻的霍去病，使匈奴摸不透其战术。汉武帝当时对卫青说：“赵信深知你的作战方法，幸亏我留有一个棋子，该是用的时候了”。可见其深谋远虑。
选拔和培养人才同样是令现代企业头痛的问题。在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在用人上任人惟亲，门第之见严重。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上则做得更差，一些企业根本就没有培训，更谈不上对人才从远期目标上进行战略储备了。
第三，充分授权，注重目标管理。
上谷一役，就是充分授权卫青的结果。其强调的是在目标确立的情况下，“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注重的是领导的灵活性和自我判断力，而汉武帝作为最高决策者，关注的是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乃至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
第四，法纪严明，奖惩分明。
汉武帝封赏从不搞论资排辈，曾有人问汉武帝，大将李广屡有战功，匈奴称之为“飞将军”，对皇上又忠心，为何不封候，汉武帝说：“我只按斩敌数封赏，如果按资历封赏必将造成军士的不服，使军心涣散”。上谷大战“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青至笼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惟青赐爵关内侯”。由此可见一斑。
按资排辈，按个人的好恶奖罚，奖惩不明是现代企业又一通病。有些企业要等到领导位置空缺，才提拔新的领导，而不是按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在对员工的考核上，凭自己的主观好恶，凭与自己的私交，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优秀员工的积极性，使得人心离散。企业凝聚力弱化，是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的致命点。
一、 广开渠道，礼贤下士。
武帝用人不抱门第观念，对来自中下层的人才格外垂青。卫青虽出身奴仆，但他善于骑马射箭，勇敢力气胜过常人，对官吏士大夫以礼相待，对士兵有恩，众人都愿意为他效力，他有作军事统帅的才能，所以每次率兵出征，都能立下战功，天下人都佩服武帝了解人才，善于用人。淄川人公孙弘，宽厚谨慎，在参加对策考试时提出治理国家的八项根本措施，当时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太常公布考试成绩后，公孙弘被列为下等，对策上呈武帝，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定为一等，随任命他担任博士，不久官居丞相。临淄人主父偃，家中贫困，借贷没有地方，主父偃就向西进入关中，到皇宫的宫阙下上书，早晨把奏书呈上，晚上就被召入宫中拜见武帝，他谈了律令方面的问题八项，谏止征伐匈奴的事情一项，得到武帝的赞赏。此后，由于他在内消诸侯和外御匈奴方面提出了“推恩令”和营建朔方郡的策略，都被汉武帝采纳，多次受封，官至中大夫。
武帝所用之才来源于两条渠道，一是建立太学培养人才，二是实行察举制度挖掘人才，建立太学和实行察举，以往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局面得到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多了，少数出自社会下层的人，也得到了入仕的机会，在这种新的制度下，武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选择称职的官吏。元封五年，武帝颁发纳贤诏：“只要是可以建功立业的大事，必须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去完成。所以有的马虽然凶暴不驯，却能一口气奔跑千里，有的世人虽然遭到世俗的拖累，却能有所作为。其实，那些容易翻车之马，还是放荡不羁之士，重要的是怎样引导、使用罢了。”这段话既含有武帝的人才价值观，也涵盖了武帝的用人观念。广开渠道，礼贤下士，部分来自中下层的人才得以加入统治集团，他们出将为相，参与决策和执行，往往会打上自己原阶层的烙印，这不仅扩大了武帝朝的统治范围，也进一步强化了武帝朝的统治基础。
二、兼谋众人，集思决断。
汉武帝时期官制方面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外朝的形成，即在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下的官僚机构中出现二个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等官组成的中朝，成为帮助皇帝决策的高级“参谋部”，另一个是以丞相为主的外朝，则是执行一般政务的行政机关。
元朔三年，公孙弘担任御史大夫，这时，朝廷正开通西南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以使中原疲惫不堪为代价，去供养那些没用的蛮荒之地，得不偿失，请求停止这些举动，武帝让朱买臣等人就设置朔方郡的好处对公孙弘进行辩驳，出的十个问题中，公孙弘一个也未回答上来，公孙弘请罪说，“我是崤山以东粗鄙之人，不知道建朔方郡有这么多的益处，但我请求停止西南夷和苍海地区的掌管，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冬季，停止了苍海郡的建置。由于当时，汉朝的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匈奴，而朔方郡是抵御匈奴的主要屏障，所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人力经营朔方郡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武帝善于维护决策层、执行层内部的思想统一，以提高执行力，并能够借鉴反面意见中的合理成分，对时政进行修补和完善，以确立更实事求是的策略。
元朔五年，武帝踌躇满志建功立业。丞相公孙弘打开相府东门作为延揽人才的场所，与他们一道商讨国家大事。每当上朝奏事，把对国家有好处的建议上书朝廷，武帝常常命身边的大臣同公孙弘进行辩论，详陈利害得失，权衡利弊，制定决策。由此可见，武帝善于利用中下层文人策士的谋略，并在朝堂上，能够集中群臣的智慧，让大家畅所欲言，反复论证一件设想的可行性，以提高决策的合理性和实效性。
元狩四年，武帝与各位军事将领商讨说：“赵信给匈奴单于出谋划策，常认为汉兵不能够轻装穿过大沙漠，即使到了哪里也不能久留，这次我们发动大军，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随后，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度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匈奴的全境，追击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扬大汉国威于瀚海，使匈奴震惧。由此可见，武帝既能兼谋众人，群策群力，军国大事，又能独领众议，集思决断，果敢拍板。
三、赏罚分明，不徇偏私。
武帝年间，因功受封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主父偃一年内曾升过四次官，元朔五年，公孙弘担任丞相并被封侯。同年，汉军给匈奴右贤王以重创，卫青因战功被封为大将军，位居群臣之首，连他的三个幼子也被封为列侯，此战，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李沮、李息都被封侯。元狩二年，霍去病北击匈奴获胜，武帝增封冠军侯霍去病食邑五千户，其部将赵破奴、高不识、仆多为皆被封侯。但是，武帝年间因败绩被贬、被杀的将军也很多。在军法处置上，武帝采取“多贬少杀”的方法，像公孙敖等，先因功被封侯，又因过被贬为平民，启用后，再次因功被封侯。“飞将军”李广，也是多次被贬被起用。正是因为武帝赏罚分明，治军严谨，所以汉军军容整肃，在茫茫大漠中与匈奴作战，各路人马能够协调一致，上下同心，屡次建功。
武帝执法严格，不循私情，不管宠臣还是皇亲，只要触犯刑律，他都能交付有司论其刑罚。元朔三年，主父偃私下接受诸侯贿赂，并在负责查处齐王问题时，携私报复，最终逼迫齐王自杀，武帝知道后，想不杀主父偃，但公孙弘进言：“主父偃做了灭绝人国的坏事，不杀他就无法向天下人交待”，武帝把主父偃灭族。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嫁给了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隆虑公主病危时，进献黄金千斤、钱千万，请求预先为儿子昭平君赎一次死罪，汉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越来越放荡，居然在喝醉了酒后把公主的保姆杀死。庭尉因昭平君是公主的儿子而请求武帝，武帝身边的人也都为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年纪很大了才生下这个儿子，临终前又将他托付给我。”说罢，泪流满面，叹息不已，又说：“法令是先帝创立的，如果因妹妹的缘故破坏先帝之法，将来九泉之下我有何面目见高祖皇帝呢？同时也无法向天下人做个交待。”于是，批准了庭尉的请求，处死了昭平君，但却仍然伤感痛心，周围的人也一起跟着伤心难过。
武帝能够平明执法，凡事以天下为重，对臣子奖罚分明，不循偏私，内外同法，所以将帅用命，争相建功，文臣尽力，恪尽职守，皇亲国戚，检点言行，武帝“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四、礼敬诤臣，择善从之。
匈奴浑邪王归降时，汉朝征调车辆二万乘前往迎接，但因朝廷马匹不富裕，只得向民间赊购马匹，有的老百姓将马匹藏匿起来。汲黯请求汉武帝有空时在未央宫高门殿接见他，奏道：“不能因浑邪王几万人归降，就用尽国库来赏赐他们，征调百姓服侍奉养他们，如同奉养骄傲的儿子一般，……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对的。”汉武帝许久没有说话，没有回答。后来说道：“我很久没有听到汲黯的声音了，现在又在这里胡说乱语了!”没过多久，武帝将浑邪王的部署全部迁徙到沿边五郡旧要塞之外，全部在黄河以南保持他们原有的风俗和习惯。
卫青得到的尊宠，没有一位朝臣可以相比，三公、九卿及以下官吏都对卫青卑身奉承，只有汲黯用平等的礼节宽待卫青，有人劝汲黯说：“皇上相让群臣全都居于大将军之下，大将军地位显赫，您必须下拜。”汲黯说：“以大将军的身份而有长揖不拜的平辈客人，大将军难道就不尊贵了吗！”卫青得知，越发觉得汲黯贤能，多次向汲黯请教国家和朝廷的疑难大事，反而使自己比平时更受人尊重。卫青虽然地位尊贵，但有时入宫，汉武帝就坐在床边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在汉武帝空闲时进见，汉武帝有时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进见时，汉武帝没戴帽子就不接见，有一次，汉武帝坐在陈列兵器的帐篷中，汲黯前来奏事，汉武帝没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急忙躲入后帐，派人传话，批准汲黯所奏之事。汲黯受到的尊重和礼敬就是如此。
元狩五年，汲黯因触犯法律被免官，后，武帝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流着泪对汉武帝说，“我经常患病，不能担当重任，只愿当个郎中，为陛下弥补过失和提醒遗漏之事，这是我的心愿。”武帝说：“淮阳的官吏与老百姓不和，只是借重你的威望，躺在床上处理郡事就行了。”汲黯居守淮阳时，武帝给予他诸侯国相的待遇。 汲黯忠诚直率，他敢于犯颜直谏，严守臣节。类似汲黯的诤臣还有东方朔、司马相如等，前者是以滑稽幽默进谏，后者是以辞赋进谏，他们都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指摘武帝的错误，纠正武帝的过失，导引武帝力行帝王之道。武帝对他们礼敬犹加，并善于采纳他们的谏言，使朝廷内外始终保持着清明向上的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