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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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道路，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但却普遍出现了政治动荡的现象。亨廷顿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发展中国家出现政治动荡的原因在于社会变化速度太快，高频率的社会动员、政治参与导致人们的过高期望，形成了对政治体系的超负荷压力，由于没有健全的、制度化的体系加以疏导，这种期望就会变成强烈的社会挫折感，从而转化为不稳定的暴力。”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强大政府理论、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政治稳定理论和政治发展途径理论四部分。

　　1、强大政府理论

　　强大政府理论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他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例，虽然三者的政府统治形式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统治都是行之有效的。不论何种形式的政体，必须首先建立强大有效的权威体系，才能保证政治稳定和发展。“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创建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很显然，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差距在于，缺少政治共同体和有效能、有权威及合法的统治方式。这种强大政府具有以下特征：适应力强和凝聚力高的政治制度；有效能的科层制；组织良好的政党；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文员对军人的有效控制；调节权力继承和控制政治冲突的合理有效程序。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政治现代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没有一个权威的、强大的政府力量作支持，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状态，政治发展便是空中楼阁。因此，强大政府理论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前提。

　　2、政治稳定理论

　　政治稳定理论是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亨廷顿认为不稳定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社会飞速变革，以及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而同时政治制度却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就是说“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取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涉及到都市化、工业化、民主化等等，其中与政治最为密切的是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社会动员包含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改变，经济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力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两者并行发展。

　　而这种挫折感能否引起社会不稳定，亨廷顿认为受到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在社会流动机会大的社会，即使产生了社会挫折感，也会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流动来疏导，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如果社会的流动机会少，社会挫折感便促使人们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用自己的力量影响政府行动，以达到期望的满足。用公式表述就是：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理论

　　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他认为二者是两个独立的目标，一方面的进步未必就同另一方面的进步有关。首先，经济发展会提高社会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从而减少社会挫折感和政治动乱；但同时，经济发展也是为产生不安定提供手段的必要条件，它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而且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相对于人们对经济差距的关注，政治差距却一直被人们忽略。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发展经济，而是如何解决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西方学者对政治发展的认知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本身的认知范围之内，他们认为“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是同一的概念，认为“政治发展”的本质上就是“政治民主”。亨廷顿对此持有异议，他指出“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一样，有时并不是指具有特定目标的发展过程，而仅仅体现政治变革的实际状况，它既包含着正面的积极发展，也包含着政治衰败，故他把“政治发展”定义为“现代化的后果”，这样的后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可见他把“政治发展”定义成了一个中性的概念。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都用于描述积极的政治变革时，两者是有区别的，“政治发展”主要意味着政治体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而“政治现代化”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一个制度化程度较高的传统政治体系虽然其政治参与的范围很狭小，也可以具有较高的“政治发展”水平。就政治发展的内容而言，政治发展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1)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代表着社会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得到稳定的、受到尊重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亨廷顿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的程度，可用其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来衡量。任何特定的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程度，也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识别、衡量。适应性，“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适应力差、越僵化，其制度化的层次就越低。适应性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组织特性。笼统地讲，适应性是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一个函数。一个组织承受环境的挑战越多，经历时间的考验越久，则越具有适应性；年轻的组织比古老组织更具有僵化的特性”；复杂性，“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是高。所谓复杂性，既包括在等级上和功能上组织上的下级单位增多，也包括各类下级组织单位自身的结构分化。组织的下级单位越繁多复杂，越能获得并维持其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较为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系，往往一下子就会被推翻、被消灭掉。相形之下，较为复杂的传统政治体系在适应新时代需求方面则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自立性，制度化的第三个衡量标准是政治组织和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以及其他行为方式的程度。“自立性包含各种社会势力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自立性的意义而言，政治制度意味着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表达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若一个政治组织沦为某个社会群体(指家庭、宗派、阶级等)的工具，它便不具有自立性，也没有制度化”；凝聚性，“一个组织越统一、越具有凝聚性，其制度化的程度便越高；反之，离散性越强，其制度化的程度也就越低”。一个政治体系如果具备了这些特征，就意味着它具有吸收转换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从而维持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

　　(2)政治参与

　　政治学家最初对政治参与做理论设计是出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需要，将压力、紧张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对政治参与的把控适度，非但不能化解危机反而将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带来大量的政治动乱。亨廷顿为了政治参与问题，他给出了一个的公式：社会挫折感社会流动机会=政治参与。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都市化、识字率、教育和传媒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着人民的生活需求，传统的文化在民众的认识和观念上日趋小时，结果是带来了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水平。但是需求本身的增长比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满足远远要快，因而在期望和实际满足之间形成了一个差距，差距的扩大引起了社会挫折感。同时，如果传统社会开放得足以提供那种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那么这种社会的挫折感就可以被消除。“从一定程度上，大多数现代化中国家的农村相对稳定，这恰恰得益于都市化从外部为农村提供了横向流动(都市化)的机会。与此相反，城市几乎不存在纵向流动的机会，这对城市的稳定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社会挫折感和社会流动的双重诱因，必然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通过政治参与的渠道来诉诸利益表达。挫折感和流动性带动政治参与，参与的不断扩大如果在低度政治制度化的社会中，政府对民众的合法要求无法满足，自然导致政治体系的紧张，政局的动荡骚动也就在所难免。政治参与的高低，是影响政治体系运行的一个极为重要变量指标。

　　(3)政治民主化

　　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民主观念，认为“民主政治涉及到两个维度，一个是竞争，一个是参与”。通过竞争和参与的程序方式来选举产生领导人，是政治民主的本质要求。政治民主化意味着社会上所有集团均可参政，都有影响或夺取政治资源的可能，若政治体制拒绝社会部分成员参与投票，那么这种体制就是不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在奔向现代化的征途中，为了经济的发展采取了威权政治模式，但并不是说可以放弃政治民主进程，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最终目标之一就是要达致民主政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民主是根本任务，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下，民主化是不可回避的趋势，是必然的选择。()政治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并以单一的、世俗的和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权威的合理化也就是权力的集中化。因为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

　　(1)保守性

　　强势、威权政府亨廷顿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学者或则说是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学家，在思想倾向同其他保守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对强权、秩序的天生偏爱。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理论的预设上把强大的威权政府作为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前提。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强大政府理念是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思想的内核所在。他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共产极权国家和西方国家自由国家一般都属于有效能的政治体系，而非软弱无能的政治体系”。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从“贫穷”到“致富”的转变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讲求效力的强大政府，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政治衰朽和政治动荡，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粮食不足、文化教育落后、财富贫乏、收入低微、卫生状况不良、生产力不发达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不是关键问题，导致政治共同体四分五裂、政治机构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有效能的政治共同体、权威和合法的统治方式。亨廷顿以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例，指出尽管三国具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却都能安邦定国，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适应能力强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而这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大多数国家所缺乏的。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应该具有以下指标，方可有效地实现本国的政治发展，即：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物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作为保守主义的思想人物，亨廷顿对权力、强权模式的执着是不能理解的，是保守主义的本性使然。

　　(2)进步性

　　亨廷顿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要相对客观和理性，对政治发展思想的思考不在于他观点的独特而在于其发展思想深深地反映着时代的进步性。大多数政治学家在分析政治发展问题时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的民主或则将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挂钩，而民主政治和政治现代化都是发源于西方和成熟于西方的，用这样的思路来分析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现状和道路，无疑是将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模拟复制给不发达国家，完全是无视不发达国家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政治现实。“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始终贯穿在他们政治理论的字里行间。亨廷顿对此提出异议，并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发展观。年，亨廷顿与万伦·韦纳合作出版了《了解政治发展》一书，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观点，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根据本民族、本国的文化来制订和选择社会、政治的发展模式。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之所以不同“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同一文化族群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大多相同或相近，只有少数国家例外；不同文化族群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极不相同。根据上述分析，亨廷顿呼吁发展中国家根据本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制订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而不要照搬西方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他认为，西方模式是北欧文化的结果，不适用于其他文化族群。他多次呼吁，停止或改变搬用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尝试，变换发展模式，即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伊斯兰社会模式、现代儒教社会模式或现代印度教社会模式的时机可能已到了。对各国来说从来就没有唯一固定的通用模式。情况的不同，政治发展的模式必然有差异。反对政治发展模式的一元化，赞成政治发展模式以及道路选择的多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弊端。

　　(3)变动性

　　亨廷顿政治思想是一个连贯着的整体，是一个变化着的体系，从时间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70年代、90年代，三个阶段的变动构成了亨廷顿政治思想的鼎盛时期。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社会处于急剧的动荡期，政治不稳定，政权更迭频繁。稳定对这些国家来说尤为珍贵，对稳定的渴求压倒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亨廷顿正是看到这样的时代背景而提出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首要追求目标，而稳定又必须通过政治制度来实现。稳定和制度化的分析框架是亨廷顿早期政治发展思想的前提性出发点。20世纪70年代始出现了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涌动，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不再是政治学的前提性问题，随即抛出他的时代潮流巨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在该书中，他赋予民主极高的价值，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项伟大创举，第一项创举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第二项创举便是民主。他明确地指出：“我以前对政治变迁的研究，即《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把重点放在政治稳定问题上，我写那本书是因为我认为政治秩序是件好事。我的目的是发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能否实现稳定的原因、方式和条件。现在这本书放在民主化上，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是一件好东西”。亨廷顿开始用民主的两个指标(竞争和选举)作为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同时，亨廷顿开始思考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1990年代正式确定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地位，提出政治发展实质上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用文明冲突的理念开始为各国的政治发展寻找区域归属，文明的范式取代其他方面成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重心。亨廷顿每一次研究方向的转变都掀起了政治发展的研究热潮，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非议，这本身就是其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