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解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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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解組（Social Disintegration）

　　社會解組是社會學對社會問魔的理論研究的觀點之一。這種觀點認為，社會是有組織的，社會的各部分是相互聯繫的，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社會系統的某些部分的功能喪失了效用，或各部分之間脫了節，於是社會便出現了結構性的無序或棍亂但是社會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社會制度結構和社會體系。這種社會狀態即稱之為社會解組。

　　社會解組的產生與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有密切的關係。首先是移民潮。1840年，芝加哥並不顯眼，人口不到5000人。但到1890年，芝加哥已發展為人口超過100萬人的大都市，成為全美僅次於紐約的第二大城市，到1930年人口達到了驚人的337萬人。為什麼移民大量涌入芝加哥?鄧蜀生歸結為三個方面的原因，即經濟上找活路，政治上找出路，宗教上找歸路。移民加劇了美國的社會矛盾，如何使移民“美國化”成為當局者主要的思考點。美國第六任總統昆

　　西·亞當斯發表過一次驚人的演講:“移民必須放棄歐洲人的皮，不要再去恢復它。必須著眼於後代，而不要再去回顧他們的祖先。”其次，工業化引發的社會衝突迫使學術理論必須服務於實踐。當時，工業化浪潮席卷芝加哥，由此引發的衝突接踵而至，其中最激烈的衝突是1886年的“草市騷亂”和1894年的“普爾曼大罷工”。

　　移民與工業化使當時的芝加哥社會處於嚴重的無序狀態。林肯·斯蒂芬(Lincoln Steffens)對當時的社會現狀描述如下:“無處不在的暴力、深不見底的骯髒;喧嘩，無法無天，毫無愛心，氣味惡臭;發育過度的鄉村傻子，不計其數的城市惡棍;犯罪行徑隨處可見;商業欺詐厚顏無恥;毫無思想的社會傷痕纍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1892年芝加哥大學誕生了。芝加哥大學的社會科學家深信“只有清晰地理解社會現實，才能為改善人們的生活提供準確的方向”。芝加哥成為社會學開展城市研究的“天然實驗室”。

　　1918年至1920年，托馬斯與茲納涅茨基合作出版了5捲本《波蘭農民》，首次提出了“社會解組”概念，該理論致力於解釋在某種社會情勢下社會準則是如何失去效力的。托馬斯的社會解組理論受兩種思潮的影響。其一是實用主義哲學，具體而言就是杜威的經驗主義，帕克把社會作為一種有機體的思想來自於杜威;其二是迪爾凱姆的社會病理學思想，托馬斯的社會解組理論是對迪爾凱姆的“社會結構分裂與整合”思想的拓展。

　　托馬斯認為，一個健康的社會通常更多地依賴於成員自發形成的組織，而非各種正式的規章制度。如果維繫移民道德生活的面對面關係突然解體，那麼移民就會陷入道德解組的境地。波蘭移民之所以出現“野性”行為，在於“個人不再根據原先的群體規則來處理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托馬斯社會解組的核心思想是:迥異的城市環境實際上是一種破壞性力量，瓦解著移民源自“母國”的社會結構、社會聯繫與社會規範，正是首屬群體組織的解體導致了各類違法、犯罪等越軌行為出現。

　　《波蘭農民》是“美國經驗社會學第一部偉大經典”，該書把個人生活史和私人信件(托馬斯收集100萬封私人信件)作為研究材料，確立了經驗社會學研究的新進路。儘管該理論提出了“社會解組→社會控制減弱”的思想，但至於社會解組本質上是什麼，有哪些具體表現特征等問題並沒有予以明確回答。簡言之，當時的思想還比較粗糙，並沒有構成一種理論體系，更不能直接用於檢驗某類犯罪現象，只能看作是社會解組理論的雛形。

　　社會解組的表現形式一般有三種：

　　一是失範。處於解組時期的社會，舊有的社會規範失卻，而新的社會規範又處在孕育和形成過程當中，沒有一個現成的社會規則和規範來指導人們應該如何行動。著名社會學家歇頓曾在194咖羊出版的《社會結構和失範》一書中指出，人類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之間不平衡和不協調是社會解組的主要因素。社會學大師杜爾克姆在他的代表作《自殺論》中說，在社會大動蕩時期，各人覺得失去了改造社會、適應新的社會要求的能力，失去了與社會的聯繫，健而產生極大的恐慌和困感，因此就產生了“動亂型”的自殺。這可以說是對失範的極好解釋了。

　　二是文化衝突。從狹義來說，文化是指建立在一定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基礎上的精神財富的總和。由於文化具有變異性的特點，它要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變化而變化，各個時代各個社會的文化在其發展程度和內容上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同一種制度也可能因為時間和空間的差異而產生不二致。又由於文化具有連續性的特點，前人創造的文化成果或多或少總要被後人保留起來。而且，即使是生活在同一社會、同一時代的人，他們對傳統文化和變異文化的價值判斷都可能不一樣，這樣就導致產生了不同的態度和行為，進而形成文化衝突。

　　三是價值崩潰。按照美國社會學家傅拉氏的解釋，所謂價值，“系指一特定社區的標準、理想和信仰”。由於劇烈的社會變遷，導致社會價值規範和行為方式完全紊亂，人們各行其事，難以統一。

　　社會解組理論的演進展現出一個前後相繼、薪火相傳的脈絡，但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其一，研究的關註點不同。

　　在托馬斯時期，社會解組理論聚焦於移民，關註移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問題。而在帕克與伯吉斯為代表的繁榮時期，社會解組理論開始關註社會越軌，如青少年犯罪，不僅研究某一類行為特點，而且總結行為特點的空間分佈，產生了城市生態學和犯罪生態學理論。城市生態學的核心“同心圓理論”主張城市是一個超生物，是“共生體系”(symbiosis)，處理的是“生物人”的問題。到該理論的中後期，理論家則開始關註道德體系，即“共識體系”(consensus)，涉及“道德人”層面，如集體效能，由此可見社會解組理論從關註點上有所拓展與衍生。

　　其二，研究方法的變化。

　　早期的社會解組理論家主要通過對私人信件以及個人生活史資料進行研究，多以質性或描述為研究手段。到社會解組理論的繁榮時期，理論家突出地表現出兩種研究方法。一是回歸分析。如1929年克利福德·肖與喬鮑福、麥肯齊共同出版了《違法區域》，作者利用回歸分析方法，把城市生態學的方法與數據處理結合起來，使研究的科學性得到提升。二是社會區域分析，測量社會解組的中介變數。帕克和伯吉斯把社會區域劃定了三個指標，分別是:(1)社會等級指標，通過對職業和教育的分析獲得;(2)都市化指標，來自婦女與兒童的比例和獨家住宅的比例;(3)隔離指標，來自對人口構成、種族群體隔離的測量。克利福德·肖和麥肯齊使用了社區現狀、經濟條件、人口構成這三種結構因素作為中介變數。到了社會解組理論的後發展期，理論家們多採用了模型研究，涉及現代統計學、數學方程式、曲線圖、圖表和地圖等。值得一提的是，從帕克和伯吉斯開始，對社會解組理論的研究不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且在理論基礎上研製預防犯罪的措施，正如羅傑斯所言“芝加哥學派試圖通過研究這個世界的社會問題而對之進行改造”，可以說，社會解組理論是一個豐富現代犯罪學的金礦。

　　其三，研究的倫理價值發生改變。

　　社會解組理論肇始於托馬斯對移民“美國化”的研究，帕克也多次提到如何提升移民融入、忠誠於美國社會。早期的理論家認為，“美國化”是文明之路、先進之旅，是“邊際人”擺脫愚昧的唯一途徑。可見早期的理論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甚至不可避免地具有種族歧視的態度，正如奧爾波特斷言:“黃色人種的智力低於白種人。”到社會解組理論的中後期，理論家改變了過去高高在上的視角。如克利福德·肖認為，“違法行為受個體生活環境和自身人格個性的影響，研究者要站在社會情境的立場上研究犯罪者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認為，“‘實證主義’並不是作為一種概念或口號，而是一種溶解在日常習慣和行為中的態度和偏好”。在此思潮的影響下，社會學也被從“扶手椅”中解放出來。學者通常與“異常分子”共同居住，親自體驗他們的生活，收集數據，分析越軌原因，並提出對社會底層人群給予更多的溫暖，這一改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