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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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進式改革是指與俄羅斯式的道路聯繫在一起的,有時也特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俄羅斯推行的“休克療法”,或稱“大爆炸”、“創世紀”式改革

　　激進式改革的特點是：一是在政治利益結構的重構上選擇自由化策略；二是在經濟利益結構的重構上選擇私有化策略；三是在經濟政策的重構上選擇控制貨幣、放開價格。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式的選擇問題上，“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孰優孰劣，它們各自面臨的特殊問題是什麼，是體制經濟分析和“過渡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焦點問題。這兩種改革方式的主要區別是：

　　1.在改革和發展的關係上，激進式改革往往是無搞改革、後求發展，改革階段好比“淚水之谷”，通過人為降低發展速度來推動改革；而漸進式改革則是既搞改革、又求發展，把改革與發展結合起來，儘量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用經濟的穩定發展來支持改革。

　　2.從“破”與“立”的關係上看，激進式改革往往是“破”字當頭、先破後立，採用“休克療法”首先徹底破壞計劃經濟體系和國有制度，然後進行新體制建設，結果大多造成體制“真空”；而漸進式改革往往“立”字當頭、先立後破，在改革過程中於不斷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同時鼓勵非國有經濟發展，在堅持和完善巨集觀調控的情況下不斷減少指令性計劃，這樣使傳統體制收縮的同時市場主體和關係相應形成和擴張，避免了體制“真空”。

　　3.從速度和推進力度方面看，激進式改革往往重視速度，力求速決，俄羅斯於1990年8月制定的“500天計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而漸進式改革則往往量力而行、循序漸進，其典型作法是，通過局部均衡各個擊破，通過邊際均衡分解難題，而不是一味求全、求‘決。

　　如果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為既定，而且改革方式的差異不導致改革結果的差異，這樣僅從改革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去看兩種改革方式所面臨的特殊問題，那末其基本判斷是：改革的實施成本是改革的激進程度的減函數，或者說是改革方式所需時間的增函數——改革的速度越快，改革所需時間越少，信號扭曲的問題越是儘快得到徹底糾正，社會越是較快地建立起新體制以使人們儘快地形成關於新體制的“知識”併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穩定預期，經濟所面臨的損失就越小，反之就越大。單從如何使這種實施成本最小化的角度看問題，激進式改革方式相對於漸進式改革顯然具有優越性。改革的摩擦成本是改革激進程度的增函數，或者說是改革方式所需的間長度的減函數——給定改革發生時的各種初始條件和經濟改革中面臨的各種具體條件，改革方式越激進，越是較為迅速地打破舊體制，也就是較為迅速而全面地改變原有的既得利益關係，就越是會遇到較大的社會阻力，各階層特別是舊體制既得利益階層越是不會輕易接受從而引起更激烈的社會衝突，摩擦成本就越大，反之摩擦成本則越小。單從漸進式改革能夠避免一下子全面觸動各種既得利益而使反對勢力不會在同一時期結成反改革的強大聯盟，有利於緩和由“投入一產出時滯”所引起的“阻力”，從而使摩擦成本最小化的角度來看，採取漸進式改革方式比激進式改革方式顯然更具優越性。

　　總之，在經濟體制改革方式的選擇上，究竟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孰優孰劣，並無絕對定論，而要以不同國家的特殊條件而定。中國的改革，十幾年來一直走的漸進式道路。實踐證明，漸進式改革適合中國國情，為廣大群眾所擁護，併在實踐中取得很大的成功。今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仍將主要採取漸進式改革，力求在付出較低的社會成本逐步推進改革的同時，保持國民經濟的較高速增長。

　　激進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大致是：

　　一是改革是綜合性的、一攬子的，必須進行理性設計。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人際關係等各方面的轉變，應在一個總體框架內·—併進行，不能人為地割裂這——’總體改革過程。由於經濟體制的各部分是相互聯繫的，部分改革不能取得成功，局部的、零碎的改革是不起作用的，甚至還會起反作用，因此必須進行整體的理性設計。

　　二是作為整個社會變革的核心和基礎的經濟市場化要在儘可能短的時期內完成，縮短兩種體制和兩種結構並存的時間。因為轉型過程是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的過程。為了避免處於收縮部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和反對，必須實行足夠迅速的並且是根本性變革，以形成文持新體制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它比原來既得利益集團要更強大。並且速度是最重要的，改革政策措施的各種配置必須一攬子付諸實施，而且越快越好。如果你要跨過深淵，你只能一步到位，不可能分步跨越，否則就會失敗。計劃經濟邏輯的完整性使市場經濟體制和改革必須是大規模的、快速的和整體的。

　　三是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劇烈變革，如同能量劇烈釋放—’樣，不可能不造成社會的短期的動蕩和經濟的破壞，不能用處於過程之中的狀態作為估計變革成功與否和改革方式優劣的依據。

　　四是經濟劇烈的振蕩常常會伴隨著福利的下降，只有當經濟轉變接近完成，公眾福利才會不斷改善，福利改善不可能是“帕累托最優”的。

　　激進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所體現的完全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些最基本的理念。主張激進式改革的學者為它找到了許多依據，如迅速的變革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新機制的完全確立可避免“雙軌制”並行所造成的尋租活動和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完全的價格自由化和產權私有化是市場經濟真正運作的基本前提，局部、零碎的改革不能發揮實質性的作用等。

　　主張激進式改革的學者為“激進式改革”的制度變遷找到了一個最好理由，這就是，他們強調製度安排的整體性。他們認為當一個社會的制度結構出現失衡時，對某個特定製度安排的調整無助於改變整個制度結構的不均衡狀態，因為調整後的制度缺乏賴以生存的環境和條件，所以明智的選擇是對整個制度結構進行一次徹底的變動。於是，激進式的改革方案順理成章地成為東歐國家和前蘇聯的首選。問題是誰能夠整體地設計出一個理想的制度結構安排，使之在被“激進”地推行之後能夠立即扭轉轉軌國家經濟短缺、發展停滯的狀況呢?暫不論徹底的制度變遷是否可行。如果真有智者能設計出一個理想的制度，並能得到很好的執行，這不又是“計劃經濟”的幻想麽?所以說，從指導思想上看，激進式改革思想與計劃經濟的設計者的思想並無區別，都希望通過人為的設計來決定一個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如果激進式改革能夠通過人為設計而實現成功，那麼計劃經濟不就早成功了嗎?也就失去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必要性了。事實上激進式改革的思想與對人的理性推祟達到極至的西方的建構理性主義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

　　實際上，經濟體制改革是不能人為設計‘的，而是現實經濟生活中利益各方博奔的結果，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轉軌過程必須擯棄所謂的機制設計思路。尤其是在市場經濟制度經過初始植入而具有自我維持和繼續發展能力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更應該轉向消除市場經濟制度自然成長和自然選擇的人為障礙上，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如何人為地設計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和步驟上。

　　激進式改革由於對速度的過於重視導致了人們對改革缺乏長久的耐心，出現了行為冒進和態度傲慢的現象。實際上，在一個國家的轉軌過程中，有些東西是根本不能“激進”的，當然有些東西也是不能“漸進”的。非正式制度的變遷就不可能是“激進”的，人們文化傳統、思想模式、風俗習慣和道德觀念的改變都不可能是一賺而就的，需要一個漫長的培育與引導的過程，更重要的是，這些東西與正式制度的變遷之間有著密切關係，政策、制度的變化最終需要社會成員心理上的適應、理解、認同與支持。如果兩者之間不能夠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的話，正式制度的移植根本就是空談。“激進式”的改革中，既要有“激進”的成分，又要有“漸進”的因素。同樣，在實行漸進式改革的國家中，也要既有“循序漸進”的時期，又不乏大刀闊斧、尋求整體突破的努力。漸進與適當的激進相結合，才可能突破單純“激進式”或單純“漸進式”改革的局限。

　　激進式改革的優點，是有利於摧毀改革中可能出現的“可逆轉性”，避免改革過程中出現逆轉和反覆。激進式改革雖然使俄羅斯的經濟、社會在短時期內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對加速俄羅斯經濟轉軌進程起了決定性作用。

　　激進式改革的缺點，是忽視了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以及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既得利益集團通常有兩大類：一是建立在舊體制基礎上的既得利益者，二是在雙重體制並存——既有行政權力的廣泛干預，又有極小規範的市場存在——的格局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者。

　　激進式改革由於徹底否定了社會主義憲法制度，在一段時間內，造成了經濟秩序的混亂和經濟體制的中斷，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