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飽型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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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國居民的經濟水平大體分為4個層次：一是人均年收入低於3000元的貧困型；二是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5000元之間的溫飽型；三是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8000元間的溫飽型向小康過渡型；四是人均年收入高於8000元的小康型。溫飽型消費層次的消費開支主要用於購買生存資料，消費追求物美、價廉、實惠。
2019年1月15號，國家統計局發佈《2018年全國時間利用調查公報》，對不同收入群體給出具體劃分標準：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為低收入群體，月收入2000-5000元為中等收入群體，月收入5000-10000元為較高收入群體，月收入10000以上為高收入群體。
- （一）受自然環境約束較大
在解決溫飽型時期，也就是物資相對匱乏的時代，絕大多數人從事捕魚、林業、採礦和農業等體力勞動。人們按照傳統的方式，憑藉身體的力量進行生產。在人民群眾的意識中，所處的社會僅僅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勞動強度是由季節、天氣、氣候、雨量等自然的偶然性因素決定的。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物資的相對匱乏，人們的生產活動依賴於大自然環境，受自然環境的約束較大；加上生產力的低下，經濟的動態由變化無常的物質環境、自然環境來決定，原材料價格也跟著波動。
- （二）票證時代的開啟
在新中國建國初期的20世紀五十年代，由於物資相對匱乏，百廢俱興、生產力低下，不僅工業基礎薄弱，農業基礎也相當落後，關係民生的生活用品的供需矛盾相當突出。民以食為天，解決溫飽問題成了新中國最先面對的難題。為此，國家對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實行了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政策。於1955年，發行了第一套全國通用糧票，這意味著中國幵始進入票證時代。國家計劃供應，人民則是計劃消費。
“為了滿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採取當時最為有效的方法就是印發各種商品票證，有計劃地分配到單位或城鎮居民手中，這就是中國當代票證時代的開端”2008年7月9日，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表示，“計劃經濟物資不足，需要用票證來控制需求。”由於物資的短缺造成的供需嚴重不平衡，統購統銷的政策對糧食、布料和食用等生活必需品進行了計劃配置，各種生活必需品都必須要憑票購買，“票證範圍之光、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極為少見。根據上海市商業二局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的一份資料數據統計顯示：僅以1962年為例，上海憑票供應的商品從此前的8種增加到62種。包括糧票、糕點票、糖票、油票、布票、鹽票、肥阜票、火柴票等等。北京的票證在1962年也達到了100種之多，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從中央到基層發行過糧票的地方有2441個，品種約有30萬。商品越是短缺，票證發行量越大。票證大量發行的本身，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
1.票證的使用弱化了消費的相對膨脹與物資匱乏的矛盾
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基本包攬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費，人們都使用“票證”過著準配給制生活。票證的使用，不僅是生活必需品供不應求的體現，也是高度集中政治經濟體制的體現。同時不可否認的是，任何商品都得憑票供應就會出現許多問題：例如，商品的交換被自上而下的計劃分配所代替，經濟的調節基本上都是指令性的，商品市場沒有價值規律，是一個封閉的市場；供需矛盾的突出，特別是在供應遠遠不能滿足需求的時候，只要有誘發的條件，商品流通的渠道就會阻塞，就會立刻形成搶購風潮。儘管票證時代不能保證商品的及時供應，但這種以絕對平均主義分配的票證的使用，保證了居民的基本生活，緩解並弱化了消費的相對膨脹與物資匱乏的矛盾。
2.票證意味著某種優越資格的享有
憑票購物意味著持票者屬於被管理的範圍，屬於城市居民，但同時也限制了人們的消費欲望和消費選擇，人們的消費需求受制於整個社會能夠提供的產品種類，數量的剛性制約使人們產生了緊張的心理，給市場也帶來了消極的影響。票證，是和城市戶口相關聯的，也就是說，票證是城市居民享有的一種特權，農民是不能擁有票證以及享有相關待遇。這樣一來，計劃經濟的初衷是要消除城鄉差別，但實際上，票證的使用恰恰凸顯了城鄉差別，使得城市居民和農民的身份一目瞭然。
人均“年”收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