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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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流動(labor mobility)

　　勞動力流動，是指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勞動收入而在地區間、產業間、部門間、就業狀態間、企業間、乃至工作間的轉移。^[1]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有利於縮小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並不能最終消除地區之間的工資差別。

　　1．配弟一克拉克定理。

　　17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弟認為：“工業的收益比農業多得多，而商業的收益又比工業多得多。”這種產業之間的收益差異會推動勞動力由低收入產業向能獲得高收入的產業流動，這種差異是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的重要原因。1940年，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計量並比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業人口在三次產業中分佈結構的變動趨勢後，進一步驗證了配弟的看法，即不同產業問相對收入的差異，會促使勞動力向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部門移動。並且認為需求收入彈性和投資報酬的差異是引起收入差異的深層原因：農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當人們的收入提高時，難以隨著人們收入增加而同步增加，並且小於工業產品及服務的收入彈性。所以，隨著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分佈將從農業轉移至工業、服務業；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比工業要困難，對農業的投資會出現“報酬遞減”。而工業的技術進步要比農業迅速得多，工業投資多處於“報酬遞增”的情況，所以工業投資多於農業投資，工業發展快於農業，就業吸納能力強於農業。

　　2．發展經濟學的勞動力流動理論。

　　發展經濟學主要研究勞動力的鄉城流動，經典的劉一費一拉二元經濟模型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是由於農業勞動生產率低於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表現為工資收入的差距，但是該模型卻沒有進一步探討引起工農業工資收入差距的原因，即沒有探討引起勞動力流動的深層原因。而喬根森(1961)認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不在於生產率的增加，而在於消費結構的必然變化，是消費需求拉動的結果，因為人們對農產品的需求是有生理限度的，而對工業品的需求可以說是無止境的。當農產品生產滿足人口需求時，農業的發展就會失去需求拉動，農村勞動力和人口就轉向需求旺盛的工業部門。托達羅(1969)發展了發展中國家產業之間的勞動力流動理論，他認為勞動力的流動取決於預期收入的差異。

　　3，部門轉移理論。

　　利利安(1982)的部門轉移理論認為，產品市場上消費需求的變動會引起勞動力需求的波動，會引起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差異，進而促使勞動力在部門之間轉移。勞動力會從衰退部門向擴張部門轉移，在此過程中會引起失業率的變動，並且構造了利利安指數來反映由於勞動力部門流動而引起失業率的變化。

　　我國也會出現消費變動和產業興衰轉化,其中也必然引起勞動力流動。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國有深刻影響的勞動力流動大致有:一是勞動力鄉城流動,二是以城鎮下崗失業形式出現的城鎮勞動力流動,這兩次大規模流動給我國帶來了就業壓力,但由於出現的背景、時間不同,所以表現為不同形態。

　　1.勞動力的鄉城流動。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農產品需求收入彈性逐漸降低,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下降,而工業服務業產品的需求不斷上升,這些部門開始創造比農業更多的社會財富,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大。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也逐步流向創造更多財富的工業服務業。城鎮工業服務業迅速發展,勞動需求不斷增加,不少農村勞動力在城鎮中找到工作,由於示範效應,大量農村勞動力便涌入城鎮。同時由於大量農村勞動力的進入,推動了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建設,進而加快了勞動力流動。總體上,由於產業興衰轉化致使勞動力鄉城流動,這種流動衝擊著傳統戶籍、就業等制度,這些制度不得不改革,而這些制度的鬆動又進一步推動了勞動力流動。如此使得我國出現大規模的勞動力鄉城流動。需要指出的是,在歐美國家均出現過這種鄉城流動,這種農業向工業的流動並非我國的特有現象,只是由於國家制度的不同,人口、經濟背景的差異,在各國表現特點也不同。在我國,由於需求變動引起農業衰退工業興起是勞動力流動的深層原因,這是和其他國家的共同點。但相關制度改革所引起的流動“勢能”的釋放,以及我國人口數量巨大,導致大規模的勞動力鄉城流動,則是我國獨有的特點。

　　2.下崗失業形態的城鎮勞動力流動。鄉城流動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力流動,而我國出現的城鎮下崗現象則是一種“非典型”的勞動力流動。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在事實上已經離開了原有工作崗位,但並沒有退出勞動力市場。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調查顯示,下崗職工的平均年齡為39 歲,且35歲以上的占到72.5%,其中,35-45歲占49.3%。可見這些下崗人員多數正處於工作的最佳年齡,他們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可能性不大,據估計,累計下崗職工中,有大約2/3得以再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意味著這些勞動力從原有工作崗位流向了新的工作崗位,這無疑可以視為一種勞動力流動。它與鄉城流動的區別在於,它沒有表現為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而是主要表現為在城鎮中企業、職業、行業產業之間的流動。並且下崗人員從原有單位退出後,大多數沒有馬上在新的崗位就業,而是處於等待、觀望之中,再就業的時滯性多少會影響人們對這種勞動力流動的判斷,但並不影響把它作為一種勞動力流動形態。

　　1．勞動力市場歧視

　　勞動力市場歧視可定義為：在勞動市場上對勞動者與生產效率無關的個人特征的評價。

　　由於勞動力市場上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雇主無法獲得外來勞動者有效信息或信息搜尋成本較高。這樣，當雇主難以根據外來勞動者的有效信息做出具體判斷和評價，但又必須與其發生經濟往來和做出決策時，便可能自發通過各種歧視性手段來增加外來勞動者的流動成本，從而起到甄別勞動者、降低決策風險的作用。在這裡，歧視並不僅像通常所認為的是一種不合理的偏見，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種在無法獲得完全有效信息時的信息甄別機制。

　　假定某城市制定一項針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性政策，規定外來勞動者必須擁有n項證件，並交納一定數額的證件工本費及管理費用，否則將禁止在當地工作、租房等。外來勞動力將為此付出不低的貨幣費用和心理成本，流入勞動力減少；在降低外來勞動力流人人數、增加外來勞動力的流入成本的同時，該歧視性政策完成了對外來勞動者的優劣的甄別。

　　這裡隱含著如下價值判斷：生產能力和道德水平較高的優的外來勞動力，願意留在城市並付出因歧視性政策增加的較高的額外流動成本的可能性比較劣的勞動力大。因為劣的外來勞動力期望收入低於優的勞動力，且其收入具有風險性和不確定性，接受額外流動成本難以從相應的收益中獲得完全補償，將不會選擇接受歧視性政策。據此，雇主可以在無法獲得具體勞動者有效信息的情況下，對勞動者進行甄別，做出相應決策，如雇主不雇用沒有規定證件的勞動者，房東不將房子租給沒有規定證件的外來人口等。因此，信息不對稱將強化企業、政府等相關經濟主體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同時，必須指出，歧視作為甄別機制落實到某個具體勞動者身上時很可能是不公正的和錯誤的。

　　2．勞動力市場萎縮

　　從勞動力就業的去向來看，第三產業比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受信息不對稱的影響更大，在第三產業內部，適應低素質勞動者就業的家庭服務業存在著最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因為這種服務關係到人們生活的安全與質量，因此雇主和雇員之間既要互相識別對方的逆向選擇，又要互相提防對方的道德風險。而這一領域正是我國今後吸納勞動力就業，尤其是下崗工人再就業最有潛力的空間。

　　3．文憑、證書泛濫

　　由於勞動力市場上企業和雇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市場要求一種信號來幫助信息缺乏的一方進行識別。對於企業來說，應聘者的受教育水平起著篩選和指示的作用。一個有大學文憑的人向企業提供一種能夠證明其有能力的信號。正是憑著“文憑”這個信號，企業會按一般水平所做的決策來取捨雇員，並決定其應得的報酬。特別是在雇員的生產率難以計量的那些經濟部門，文憑就顯得更為重要。可見，人們選擇接受教育很可能不是為了獲得更多的知識和生產技能，而是為了將自己與低能力者區分開來，使潛在的雇主相信他們能創造較高的生產效率，應拿較高的工資於是，學歷和文憑在勞動力市場上就成為求職者標識自己，雇主選擇職員的主要指標，甚至是唯一指標。在這種狀況下，一方面求職者為了謀求一份好工作必然會不斷地追求高學歷，另一方面雇主為了求得高能職員，其目光也自然不斷地向高學歷看齊，也就形成了今天所謂的“唯文憑主義”、“學歷社會” 也就導致我國近年來勞動人才市場上文憑、證書泛濫，甚至假文憑、證書充斥市場的現象。很顯然，這一現象直接損害了雇主的利益。

　　4．勞動合同管理不規範

　　目前，由於我國勞動力市場法規制度還不是非常完善，勞動力市場供過於求，信息不對稱使勞動合同管理中求職者受損的現象比比皆是。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試用期陷阱。

　　目前，由於我國的就業市場供過於求，下崗失業人員逐年增加，待業大學生開始出現，不少用人單位利用這種市場背景來騙取廉價的勞動力，提出試用期，試用後才願意和求職者簽定正式勞動合同。結果是試用期內求職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試用期一到馬上和求職者解除勞動關係。由於我國現行的法律尚未就這一問題做出明確規定，一旦發生糾紛，很難處理。

　　第二，簽訂不規範的勞動合同。

　　有些人由於求職心切，在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時，往往不註意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雖然勞動部門有固定的勞動合同文本，但各用人單位的具體情況會有所不同，這樣一部分用人單位會趁機傷害求職者的利益，比如：加班不給加班工資、工作時間太長、故意拖欠職工工資及各種保險等等。這些都是勞資雙方由於對信息的掌握或利用不對稱而引起的勞動管理問題。

　　從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的成功經驗中，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1)在經濟起飛之前的資本積累階段，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暴力方式迫使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主要靠工業的高速發展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而在經濟發展的後期階段，主要靠第三產業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主要發達國家用了大約40—100年的時間保持工業快速增長，使人均GDP由200—500美元增加到1000—2000美元，從而使農業勞動力占社會總勞動力的比重由50％ 一60％下降到15％-25％的水平。可以說，工業化的速度有多快，規模有多大，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就有多快，規模就有多大。而在工業化的中後期，第三產業必然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發展必將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例如，英國建立農工綜合體，就是在農村發展非農產業，例如食品加工工業等。這些工業使大量農業勞動力轉變為非農業勞動力 6]。使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農業的前導和後續部門，實際上促進了農業勞動力向第三產業流動。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重都在50％以上．有的高達60％ 一70％ ，第三產業中有相當多的就業人口來自農村剩餘勞動力

　　(2)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重要保證 是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還是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是以發展內向型經濟為主，還是以發展外向型經濟為主，這些都對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有重要影響。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重視節約資本的創新，英國在工業化後期發展農工綜合體，都是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適應吸收更多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需要。同樣，南韓和臺灣也在20世紀60—70年代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美國則針對本國勞動力短缺的特點，大力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可見，要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必須有切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

　　(3)勞動力素質的優化是保證農村剩餘勞動力順利轉移的一個重要條件。日本從明治時代開始，就非常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日本的教育事業特別是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由於獲得了政府的大量撥款而得到了迅速發展。二戰後，日本政府對教育事業傾註了更大的努力。70年代中期，日本已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教育事業的發展意味著人力資本投資的加大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這使日本農村勞動力對於非農就業機會具有良好的適應性，這也是日本戰後農村剩餘勞動力得以迅速轉移的內在條件。同樣，美、英等發達國家也非常重視勞動力素質在勞動力轉移中的重要作用。

　　(4)農村剩餘勞動力順利轉移需要與國情相適應的土地政策。農村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意味著農業生產要素要重新組合，土地要素也要進行相應的調整。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伴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土地主要經歷以下兩種類型的調整：其一，土地集中。例如在美國，不僅農戶經營規模逐漸變大，還出現了大農場。其二，土地集中不明顯。例如在日本，雖然戰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但土地的集中程度卻相對低於歐美國家，農業兼業化普遍，秉承著小農經營的傳統。這說明，一國或地區在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過程中要遵循本國國情或地區區情；各國和地區政府要制定符合本地資源稟賦狀況的政策。在全社會總勞動力中，如果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的比重占10％左右，是一個國家基本上完成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標誌。完成這個過程，英國大致用了300年，法國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國、日本用了100年左右。綜合我國目前農村剩餘勞動力及其增長情況和經濟發展對農村勞動力的吸收前景，我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成功的國際經驗，為我們進一步選擇適合我國實際的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