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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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外在不确定性、系统外部扰动导致的风险，外在不确定性来自于本经济系统之外，是由于经济运行过程中随机性、偶然性的变化或不可预测的趋势等引发的，外在不确定性也包括国外金融市场上不确定的冲击，如金融风险就属此列。

　　在模拟联合违约行为或信贷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方面，CPV模型反映了来自信贷组合管理领域的一些经验观察或特征化事实：

　　第一，组合可以有效分散与特定头寸有关的特定风险(idiosyncratic risk)，但不能分散掉全部风险。投资领域的一个古老智慧“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说的就是组合的分散效应。但多样化对组合风险的缓解作用并不是无限的，换句话说，无论怎样多样化，也不能将一个组合的风险完全消除掉。这些无法通过多样化来规避的风险，或剩余风险，就是通常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对组合管理者来说，计量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是组合管理的主要任务。

　　第二，一个信贷组合的系统性风险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的健康状况。一个基本的观察是，信用风险，诸如违约概率、评级转移概率以及违约和评级转移的相关性等，都与宏观经济紧密相关。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信用评级下调以及违约事件都会随之增加；反之，当经济环境改善时，类似事件则随之减少。威尔逊(Wilson，1998)采用德国公司1960—1994年间的数据样本研究了平均违约率和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变量，如GDP增长率、失业率等，可以解释平均违约率时间序列中变化的90％。

　　第三，当面临来自宏观经济的冲击时，不同经济部门的反应各不相同。例如，通常建筑业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程度最大，能源业和采矿业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程度最小。此外，经济部门不同，所依赖的宏观经济变量也不同。例如，美国企业的资不抵债比率主要受利率水平的影响，瑞典的造纸业主要受贸易条件的影响，而住房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则主要受住房价格以及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四，不仅违约事件，信用评级转移同样与宏观经济走势紧密相关。经验研究表明，投机级债券的违约率变化足以代表宏观经济的健康状况，而信用评级的转移趋势与投机级债券的违约率走势基本呈正相关：当投机级债券的违约率高于其平均水平时，评级上调的比例增加，反之，则评级下调的比例增加(Moody’slnvestor Services，1994)。

　　第五，为了解释全部的系统性风险，仅仅用一个宏观经济变量是不够的，必须采用多个变量。威尔逊曾经采用标准普尔、美国、英国、德国以及日本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研究了相关经济变量对国家平均违约率的解释能力(Wilson，1998)。结果发现，对于汇总后的数据样本，第一个变量能够解释平均违约率全部变化的77．5％，但对于具体国别的数据样本，第一个变量的解释力差别很大。比如对于美国的系统性风险指数，第一个因子只能解释23．9％，剩下的大部分相关性只能由第二、第三个变量因子来解释。这表明，在建模策略上，应该选取多因子系统性风险模型，而不是单因子模型。

　　图1显示了CPV模型的基本建模策略：首先是模拟经济状态，然后是通过一个转换函数将该经济状态转换成特定部门的条件违约概率。其中的转换函数是一个多元经济计量模型。由于信贷组合被按类别细分为一个个匀质的组合子集——部门，CPV模型为每一个子组合确定了相应的转换函数，然后通过卷积分(convolution integral)模拟整个信贷组合的损失分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成绩，但是正在不断蔓延的淡薄的信用意识，如借钱不还、造假、信息严重不对称等，已经影响到每个居民的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大家都在防止自己掉进信用陷阱之中，信用经济活动(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同步运动)大为缩减。究其原因，就是在世界信用形态进人高级阶段后，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得到同步发展。

　　从宏观信用空间来看，首先，各经济主体的功能错位现象比较普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原来的职能没有得到彻底转变，随着经济的货币化程度的大大提高，出现了不少行政管理权力与货币挂钩的不透明交易，这种状况使得宏观信用空间受到严重干扰。其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没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宏观信用空间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

　　从微观信用空间来看，由于受到同质产权的影响，我国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一级代理人)、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一种以行政管理为轴心的非市场关系，这种状况使得三者之间难以建立规范的市场契约关系。基于以上根源，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信用意识淡漠、信用交易断链和大量违约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宏观信用空间管理得不到改善、产权信用得不到确立的情况下，微观信用管理将无法得到根本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