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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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租经济学是安尼·O·克鲁格(Anne O Krueger)197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一篇论文《寻租集团的政治经济学》。此后，寻租经济学由于将经济学视野从资源在生产领域的配置问题拓展到资源在生产和非生产领域之间的配置问题，从而大受经济学界青睐，其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寻租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增进社会福利的活动）拓展到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降低社会福利的活动）；将钱权交易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将政府干预行为当作市场经济行为来研究；而且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寻利竞争和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寻租竞争区分开来了。可见寻租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之巨大。

　　关于市场垄断的经典经济分析揭示了垄断对社会福利造成的损失。如(图1)所示，AD线为某商品的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对应每一供给量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假设供给方的边际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其供给曲线P₁S即为一水平线。当该商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况时，市场成交的价格和数量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相交处决定:完全竞争的价格为P₁，成交额为Q₁。这时，生产厂商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价格相等。所谓消费者剩余是整个需求线高于成交价的部分，即面积为ACP₁，的三角形区域。生产者剩余是整个成交价格水平高于供给曲线(边际成本)的部分，在完全竞争状态，成交价等于厂商平均成本，所以生产者剩余为零。当市场被独家垄断时，垄断企业的定价原则是将价格定在使其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在图中就是根据边际收入MR线和边际成本线P₁S相交处走出垄断产量Q₂，并从相应的需求线找出垄断价格P₂。由于从P₁升高到P₂，消费者剩余减少到面积为ABP₂的区域，而同时生产者剩余则增加到BEP₁P₂的区域。如果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在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之问加以比较，可以看出BEP₁P₂的部分从消费者剩余转化成了生产者剩余，所以就社会整体而言，这部分剩余并无损失，只是改变了所有者而已。但是，垄断后消费者剩余减少的BCE部分，却是因垄断而产生的净损失，谁也没法得到。经济学上称BCE这部分面积为垄断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或按最早估算垄断的社会成本的学者的名字称此为“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区”。然而哈伯格等学者据此理论对现实中垄断的社会成本所作的估算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据这些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资料的计算，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1%-1%，这一结果过于低估了这一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1966年，李宾斯坦(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的概念，并用之于解释垄断的社会成本之谜。所谓X——非效率是指独家垄断下企业经营目标偏向于守成而非进取，从而造成效率低下。但这一假说缺乏可靠的统计验证。

　　根据塔洛克(Tullock,1967)和波斯纳(Posner,1975)的看法，(图1)中的垄断利润为BEP₁P₂的区域，也就是垄断产生的租。因而企业为了获得垄断租，就乐意花费不大于这一区域的成本来谋取垄断地位。波斯纳进一步推断，当企业问为获得垄断地位发生的竞争达到均衡时，企业为寻求垄断租所花费的成本会与垄断利润相等，而且这种花费无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于是，塔洛克和波斯纳等人认为，真正的垄断社会成本不仅包括哈伯格三角区BCE，还应该包括垄断利润区BEP₁P₂。这个新的区域常被称作“塔洛克方块”。事实上，后来连塔洛克本人也认为，塔洛克方块是否应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企业用于塔洛克方块的开支，可以是非生产性的，也可以是生产性的。如在专利制度下，个人或企业争取发明创造的投资就是为了取得专利之后的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这种争取垄断利润的投资是生产性的，就连对专利成果的垄断本身也是整个社会为了鼓励科技进步所必要的代价。如果创造发明产生后人人都可以抄袭其成果，发明家不能在一定时期内享用其创造发明带来的垄断利润，创造发明活动就会减少。又如，怎样看待企业做广告创品牌的活动，名牌厂商的利润中显然包括该厂商对名牌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但谁也不可否认，做广告创品牌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尽管一些研究者表明，广告竞争过于激烈时，为消费者提供的有用信息很有限，而“噪音”却很大，但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哪些广告竞争对社会来说不是浪费。那么，究竟何种争取垄断地位的活动可算作寻租活动，塔洛克提出，只有那种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的活动才可算作寻租，其成本才可算作垄断的社会成本(Tullock,1989)。

　　经济学家冯(Fung,1987)将寻租活动称为“对人为租的寻求(Contrived-rent-seeking)”，而将另一种在商品价格受到管制的条件h产生的寻租活动称之为“对人为剩余的寻求(contrived-surplus-seeking)”。(图2)介绍了人为剩余的概念。图中S曲线为市场的供给线，D为市场需求线。当价格由市场自由决定时，均衡价格为P₁，此时市场供给量正好等于市场需求量Q₁。现在假定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把价格限制在低于均衡市价的水平P₂。在这一价格下，厂商愿意供应的产量只有Q₂，而市场的需求量高达Q₃，于是导致了人为的商品短缺，短缺的量为Q₂ − Q₃，这样，如果该商品敞开供应，只有一部分人能买到商品。同时，在市场供应只有Q₂的情况下，需求方愿意支付的价格其实高达P₃。即假如允许按规定价买到商品的人把短缺商品倒卖给其他人，他们就可以卖到P:的高价并得到面积相当于图中P₂P₃BF部分的收益，这部分收益就叫作“人为剩余”。在敞开供应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把时问精力花在排队等候、寻找商品，直到所花费的精力时问与人为剩余的期望值相近为止。如果该商品不是敞开供应，而是由官员分配，人们就会争相用各种手段讨好掌权的官员，这些人为剩余将以贿赂的形式转移到官员手中，又在人们对官位的竞争中进一步消散。

　　寻租经济学在实践中颇有解释说明力：很好地解释了市场垄断的社会成本并探讨了其大小，很好地解释了政府在公共管理领域为什么热衷于政府干预——因为可以主动“创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很好地解释了体制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甚至很好地解释了贸易保护政策。关于对体制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解释，试以中国的古代“科举制”和现代的政府机构膨胀为例加以解释。由于古代的“仕大夫”阶层地位显赫，有丰厚的租可寻，故而“入仕”是众多人的追求。但入仕的途径是科举制考试，“学而优则仕”，所以芸芸众秀才皆孜孜不懈地啃八股文，历经数载甚至数十载寒窗。然而八股文对社会的发展并无多大的促进作用，却浪费了众多优秀人才的经维才智，造成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阻碍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现代的中国尤其是计划体制期的中国，由于政府官员手中权力巨大而有巨租可寻，比较有吸引力，所以众多优秀人才纷纷极力前往，导致政府机构日益膨胀（对政府机构来说，机构膨胀，寻租机会将更多，寻租机会多多，众多优秀人才将更趋之若骛，恶性循环）。这过程本身就会有寻租发生（使得资源浪费），而结果更是资源浪费得惊人，寻租社会成本极其巨大：最优秀的人才在政府机关消磨才华，未能在最能发挥其才智于经济建设的实业部门——阻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能够用寻租理论部分地解释其原因。因为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强政府干预型的，政府和企业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即此意，所以其中必然产生有巨额租金，不廉洁的政府官员和不规矩的企业大可寻此巨租，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或扭曲配置，导致经济体抗振力下降，宏观经济失衡，终于在外因诱导下爆发了举世震惊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