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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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缓冲(Capital Bu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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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缓冲是指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与一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法定监管要求的差值。
在平衡利润最大化和安全性的经营原则选择中，各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行为应具有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内生性。由于各家银行发展战略以及对利益最大化平衡选择的差异，使得其资本缓冲行为呈现出较大差异。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银行在不同经济周期下的资本缓冲调节，大部分国家银行对资本缓冲的调节都具有与经济周期负相关的特征，并且该特征在危机发生较为严重的地区表现尤为突出.
资本缓冲细分为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前者是固定值缓冲，具体要求银行业在最近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再增加2.5%，是延伸最近资本充足要求。逆周期资本缓冲(或称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是变量值缓冲，逆周期资本缓冲是资本缓冲的灵魂。
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的关系[1]
银行之所以持有超过最低资本要求的资本缓冲，是为了应对超出预期的资产风险，而资产风险主要来自贷款。在经济下滑时，贷款违约率上升; 经济景气时，贷款的违约率下降。一家前瞻性的银行应该在经济景气、贷款额增加时建立起更多的资本缓冲，即资本缓冲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样当经济下滑时银行的资本缓冲就可以用来吸收实际发生的信贷损失，以抵消《巴塞尔协议Ⅱ》中基于资产风险的资本监管要求的顺周期性给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一家短视的银行却往往因为经济景气时贷款的违约率较低而减少资本缓冲，结果在经济下滑、贷款的违约率上升时，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本缓冲来吸收贷款损失而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贷款并减少新发放的贷款，这样就更加恶化了已经十分脆弱的经济。
银行短视的原因，在于银行对贷款的内部评级是基于当前时点的经济状况，而不是根据整个周期做出的，因此根据贷款内部评级做出的资本缓冲决策就不是前瞻性的。其他的一些诸如违约概率( PD) 的信用风险参数没有将宏观因素考虑进去，因而导致了资本监管要求的顺周期性。
影响银行资本缓冲规模的因素[1]
1、资本成本和盈利能力
Ayuso 等以及Lindquist用资本收益率ROE 来衡量银行资本的融资成本。由于资本是银行最昂贵的资金来源，因此较高的资本成本将直接降低银行持有资本缓冲的意愿，因此ROE 与资本缓冲水平负相关。但是Jokipii 和Milne认为ROE 水平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银行股东要求的回报，因此将ROE 作为衡量银行盈利能力而不是资本成本的一个指标才更为恰当。而较高的盈利水平可以替代资本缓冲来吸收非预期的资产损失。因此综合以上资本成本和盈利能力两个因素，资本缓冲水平和ROE 应该是负相关的。而Stolz 和Wedow却认为较高的盈利水平可以通过留存收益的增加来提高资本缓冲水平，因此资本缓冲和盈利水平ROE 之间也有可能是正相关的。
2、资产风险水平
持有资本缓冲可以降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而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取决于资产风险水平。在市场约束的力量下，资产风险水平越高，银行就应该持有更高水平的资本缓冲，才能给银行投资者以足够的信心。Lindquist以及Jokipii 和Milne以贷款损失准备来衡量银行资产风险水平，认为资产风险水平越高的银行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也越多，并且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资本缓冲与贷款损失准备或者说资产风险水平是正相关的。而Ayuso 却认为作为衡量资产风险水平的指标之一的不良贷款率是一个事后的指标，由于不良贷款的冲销会侵蚀银行的资本缓冲，因此资本缓冲与不良贷款率应该是负相关的，即不良贷款率越高，资本缓冲水平越低。
3、银行资产规模
大银行有更好的分散投资机会，非预期资产损失的概率较小，因此可以持有更少的资本缓冲。而且大银行更有可能在银行危机时得到政府的救助( 太大而不能倒) ，也更容易在证券市场上获得融资，因此银行规模越大，需要持有资本缓冲越少。而中小银行的资产多样化程度较低，从政府得到救助和在证券市场融资也较为困难，不得不更多地依赖留存收益来增加资本，因此持有的资本缓冲应该高于大型银行。Ayuso 等以及Stolz 和Wedow的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资本缓冲水平与银行资产规模的负相关性。
张宗新、徐冰玉的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上市银行比股份制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城商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因此资本缓冲与银行规模正相关。一个国家的商业银行持有的资本缓冲与经济周期存在何种关系，这对银行监管部门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的相关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现有的相关研究对各国银行资本缓冲水平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至于其他因素对资本缓冲水平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论也是互相矛盾的。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历史较短，国内现有文献对我国银行资本缓冲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像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资本缓冲的决定因素是否存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这是监管部门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试图采用中国2000－2010年13家上市银行的财务数据和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我国银行业持有的资本缓冲水平与经济周期、资本成本、盈利水平、资产风险、银行规模等决定因素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以期为我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落实《巴塞尔协议Ⅲ》、制定资本缓冲标准时提供一些参考和一些参考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