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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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商主要是指能够说潮汕方言或者深受潮汕传统文化影响的商业人群。(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对其划定的范围是：“潮商是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狭义潮汕是指分治后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地；广义潮汕还包括汕尾等韩江流域地区。^[1]

　　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1、古代潮商

　　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逐步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崇尚工商习俗,沿海居民开始大量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到了明代中后期,大批潮人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他们的活动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以至形成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局面。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红头船”也成了潮州商人的文化象征。

　　2、近、现代潮商

　　到了近代,随着国外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寄生于封建官僚政治体系的晋商与徽商因为固守封建传统而日渐式微，潮商却伴随着近代移民高潮在海外强劲崛起。只是进入20世纪30～40年代，受制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封锁，潮商一度受挫，但经过战后若干年艰苦奋斗，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再一次勃兴，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圈中最具财富影响力与创造力的族群。潮商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潮汕地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相接于滔滔大海,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历史上因地狭人稠,加上战乱频仍,当地人纷纷“闯南洋”寻求出路,经过多年的向外发展与商场打拼,聪明勤劳、精打细算的潮汕人终于扎根世界各地并获得“会做生意”的美名。可以说,是高山阻隔进入中原腹地的困难及面朝大海的灵活舒广,孕育出潮商特别强悍和能冒险跨海的民性,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商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同时,因为交通不便与重山阻隔,一方面使得潮商无法像晋商、徽商那样与官府联结,由此得不到王权官府的庇护。另一方面,投资基本在海外的特点又决定了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近代社会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移民浪潮的长期存在以及远离大陆动荡的政治环境,为潮商的持续成长与潜力开发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明清之际的潮商之所以能够向外发展,终于富甲天下,在艰辛的打拼历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商业奇迹,近代潮商之所以历经曲折坎坷仍能保持“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无不与承载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息与商业文化有关。如今潮商中的代表人物,从世界华人富有者阶层的杰出代表李嘉诚,到内地名人榜上数一数二的富豪黄光裕,从享誉世界的银行家陈弼臣,再到“福布斯”海外华人100强中的19位潮汕商人,他们紧追时代步伐在海内外谋求发展,通过“京文唱片”、“中凯文化”、“腾讯QQ”等每一个创业故事演绎着“潮汕人会做生意”的现代传奇,为潮商文化的弘扬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所叙述的那样:“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

　　作为民俗文化，潮汕文化是指定居在潮汕地区或祖籍是潮汕人现散居于国内外的潮籍居民、潮籍华侨和华裔所形成的文化，由于潮商的发达多在海外而非本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潮文化应该是一个族群文化，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然而正是这种族群文化，促成了潮汕文化与海外贸易活动滋养出来的海洋文化的融合，它既海纳百川，又情系根源，不仅事实上成为潮商文化得以存在的根脉所在，也深刻地影响着潮商在商贸活动中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宗族关系和创业发展的视野。

　　潮商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精于经营”。潮商获得“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根本就在于经营的精明上,几百年来经商历程的实践和潮汕精细文化的滋养,使其精明品行深深地烙进潮商的灵魂和精神之中,成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潮商在生意场上普遍信奉现实主义哲学和“商者无域”之道,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绝不错过机会，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非常仔细认真，锱铢必较，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意识客观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他们中经商人群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族群。然而，商业行为的过渡精明也对潮商产生过消极的影响,由于实利主义过于厚重,潮商具有重视个人资本积累轻视社会资本集中的人格特征,这种小家子气的商业文化意识极易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选择“分家”路线,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事实上对商域“超级航母”的做大做强形成了一定阻碍。

　　第二,“富有冒险精神”。“爱拼”性格是潮商的普遍特征。早期的潮商具有强烈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他们面对海外生存的恶劣环境,凭借一股胆气和毅力艰苦创业，不论是在荒山野地开垦拓植橡胶园，还是在森林处女地开港种植胡椒甘蜜，不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加工贩运，历史都在见证着潮商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是海洋文化赋予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及逃避风险的技巧没，“富有冒险精神”成了寻求成功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靠打拼搏击，有时表现为钻空子取胜的急功近利心理，也常常在社会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时，会使“抱着无脸输死父信条的少数人利用自己国角省尾、濒临大海的?优越地理环境铤而走险，具备传统海洋文化特点的潮汕人原本?爱拼才会赢的冒险开拓精神,这时就变成了不遵守现代经济规则的缺陷。”

　　第三，“讲求诚信”。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信用，这是任何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潮商也如历史上兴起的商帮一样，在其商业价值观中，对信誉的追求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他们的心目中，做生意离不开信用，必须以诚实为本。如在《潮州会馆碑记》中对潮商就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则物我各得。”历史上潮商的英雄崇拜情结也与诚信追求有关,“潮商崇拜韩愈崇拜关公深刻,产生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在潮商眼中,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就成了儒雅经商、文明经商的典范。”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所以有“塑胶花大王”的称号,也正是靠他的信用人格来赢得的。潮商注重信誉也可从明清时期存在的“侨批”职业得以证实,在那危险丛生的时代,没有人格信用作保证是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侨批”这个行当的。近代社会潮商曾创立具有乡土情结基础的“七兑票”制度,这是潮商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上述表明,在传统商业活动缺乏法律保护的时代,潮商拼力维护与坚守的恰恰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商业信用体系,这也正是潮商长期发展而不衰的立业根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讲求信义在一些潮汕商人眼里只限于小范围的生意来往,在大范围内就可有可无了”他们以“谋财不害命,假货不劣质”为自己的违法投机行为辩护,并一度在潮汕形成了扭曲的社会氛围”。由于本土潮汕人的造假行为将历史上海外潮商存在的信用人格所掩蔽,以至于人们不再理直气壮地将潮商本具有的诚信人格作为商业文化传统来对待。

　　第四,“重义抱团”。潮商素有注重“自己人”的情愫与抱团作战的传统。一般说来,寻求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不过潮商对此显得尤为突出。人们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靠说同一种方言,就能将对方称之为“自己人”。这种因具有浓厚地缘意识的“自己人”情结也正是潮商在外地容易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的团结举世闻名。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会徽是两手紧握形成的圆体,中心是地球经纬图,上下一周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中英文字,这是象征潮人的大团结。”然而,潮商的“义”更多的是基于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这一方面形成了潮汕地区的开放只是对潮人开放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义”的片面认识也使得潮商族群存在着轻视法律行为,他们在商业实践中往往受“自己人”意识的支配,无法把持自己,最终做出许多触犯法律的事来。

　　第五,“重亲缘关系”。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强烈的“恋亲”情结,是我国诸多商帮中最能认亲的一个商业族群。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中断或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预与影响,“潮商的真正特点在于对企业强调家族化和血缘化,对行为强调宗族化与地缘化。由于宗族不过是家族的繁衍,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语),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对之进行概括。”这种亲缘情愫对维系潮人的凝聚力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历史上潮商之所以能在海外发达的重要手段,潮商的发家路线基本上是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单个人闯天下的成功可以导致一个家族的搬迁,甚至是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观念上的定势事实上延续着潮商族群的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然而,潮商带有排外性质的宗亲文化所形成的处事原则与交往态度,对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固然在聚集商业资本以形成创业利润阶段,特别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场环境下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市场投资与经营环境有序的环境下,又会成为企业扩张的绊脚石。

　　潮商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潮商文化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长期稳定的地域文化积淀，才使潮商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蕴藏无限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因此，社会应当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同时，积极营造新经济形势下能够确保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更多、更优秀的区域特色商帮，最终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