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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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反刍(rumination)、反刍思维

　　思维反刍指重复被动地思考，亦称为反刍思维。它的类型包括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前者是指被动地比较当前状况和不能实现的目标之间的差距；后者是指有目的的、向内地解决认知问题。^[1]

　　思维反刍一词源于我们日常会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即一些动物会把吞咽下去的食物返回到嘴里慢慢咀嚼，然后再缓缓咽下，这种反复咀嚼、不断消化和吸收的现象被称为反刍。思维反刍是指个体经历考试失败、工作压力大等负性生活事件时或者事情发生后所产生的自发性的重复思考的倾向。

　　进行反刍思维的人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反复地想某一件事情，试图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断地思考问题的来由、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权衡这些方法直接的利弊，当这种情况越来越失控，思考者就会像陷入泥潭一样，不可自拔，发展成临床上的抑郁症。某个人过分沉溺于消极的思想中反过来又会强化自己的负面情绪，自我聚焦的反刍会增加悲伤，焦虑和沮丧的感觉，更糟的是反刍的人会比较容易转移其攻击而波及无辜的旁观者。

　　通常情况下，思维反刍会加重或延长负性情绪或抑郁症状，特别是当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负面感受上，使自己孤立起来，不断沉溺于对所烦恼的问题的思索。

　　当个体遭遇诸如考试失败、丧失等负性生活事件之后，个体的思维停留在生活事件的影响之下，不断地想“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如果总是这样，我将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即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后果及其给自己带来的感受等内容。在解释抑郁情绪的性别差异时Nolen-Hoeksema提出了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styletheory)，该理论认为面临忧郁情况下个体选择反刍思维的方式会延迟、加重其抑郁情绪。自此理论提出之后，很多研究都探讨了反刍思维是负性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等问题。

　　反刍思维的正面意义：

• 反刍思维是强大的防患意识的体现。

• 反刍思维有利于解决认知问题，并进一步调整自身行动。

　　反刍思维的负面影响：

• 在社交情境中，与低度社交焦虑者相比，高度社交焦虑者较容易在社交情境后使用反刍策略，且较少使用其他策略，这也是造成他们适应不良的原因之一。

• 反刍思维是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和易感因。

　　如何减少反刍思维的负面影响：

　　落实行动

• 分析当前状况，若目标可以被实现，则应落实到行动上。
• 若是因为认知上有盲区而引起反刍思维，可以通过向他人请教交流或实践检验来补充认知。
• 很多反刍思维，可能是同一类型的事件或人员引起的。为了防止此种类型的反刍思维，要避免频繁跟他们接触，也许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
• 当你意识到自己进入反刍思维模式时，要立即停止这种无意义的思考，强制自己去做些有益调整情绪的事情。

　　调整思维惯性

• 与其让负面思维在大脑中停留，不如把它转化成一个正面的想法，即使摆脱不掉，一个正面的想法至少不会让你心力交瘁。
• 别想太多：中国有句名言，叫“难得糊涂”，这是应对反刍思维的特效药。

　　发表在《认知科学》杂志的一片研究表明，无论是健康被试还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在进行反刍思维时大脑中线的两个脑区——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的活动水平显著升高。内侧前额叶一般被认为负责与自我相关的心理活动，当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时，这个脑区就会更加活跃；而后侧扣带回则被认为和自传体记忆的加工有关，也就是当人们回忆起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这个脑区的活动就会升高。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背后的脑机制也许与负责自我以及自传体记忆的脑区有关。

　　借助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者们得以实时地观察到当人们在进行某种心理活动时大脑的哪些区域更为活跃，也可以看到这些脑区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方法，科学家们也使用类似的问题来引导被试在功能磁共振扫描仪内一边接受扫描一边进行反刍思维，或者进行分心，随后通过对比这两种条件下脑活动的不同来探究与反刍思维密切相关的脑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使用指导语分别引导健康人和抑郁症患者在接受功能磁共振扫描时进行反刍思维或是分心，结果表明，无论是健康被试还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在进行反刍思维时大脑中线的两个脑区——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的活动相较于分心状态下的活动显著升高。内侧前额叶一般被认为负责与自我相关的心理活动，当人们对自己进行评价时，这个脑区就会更加活跃，而后侧扣带回则被认为和自传体记忆的加工有关，也就是当人们回忆起过去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这个脑区的活动就会升高。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反刍思维背后的脑机制也许与负责自我以及自传体记忆的脑区有关。

　　可以看到，该研究中当被试进行两种类型的反刍思维（体验型（Experiential）和分析型（Analytical）时，大脑中线的两个脑区——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的活动显著比分心状态更高。

　　前人的研究少有对不同脑区之间的交互与反刍思维之间关系的探讨，这主要是受制于传统的反刍思维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的局限。最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严超赣课题组使用介于传统的任务态和静息态之间的“反刍思维状态”任务对反刍思维状态下不同脑区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在反刍思维状态下，被试相较于分心状态时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与内侧颞叶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上升，体现了这些脑区之间在反刍思维时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如上文所说，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分别是负责自我相关心理过程和自传体记忆加工的脑区。内侧颞叶脑区和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场景构建有关，也是产生自发思维的地方。这些脑区之间更加紧密的交互也许反映了反刍思维的产生机制：内侧前额叶和后侧扣带回对内侧颞叶所产生的思维的过度抑制。

　　反刍思维会加重或延长负性情绪或抑郁症状，因为它促使个体将注意力聚焦在自己的负面感受上，使其将自己孤立起来，并不断沉溺于对所烦恼的问题进行思索，而不尝试做任何解决问题的行动;也会沉浸于对抑郁症状的成因或者影响结果进行思考，而不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情以减缓症状。虽然极少数研究结果没有发现反刍思维会维持抑郁症状，但是大部分研究较为一致地验证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假设，会维持个体的抑郁情绪、延迟抑郁情绪的复原以及增加个体将来抑郁症状出现的可能性。

　　Nolen-Hoeksema的系列研究指出反刍思维会影响抑郁情绪，她最早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1991年的研究中她选用16位非临床被试，其中有些被试采用反刍思维的反应方式，而另一些被试则采用转移方式，在测完反应方式和抑郁状况后，过了一段时间发生地震，再次测量被试对这次地震反刍思维所花的时间和经历到的灾害损失。研究结果发现，地震前表现出较多反刍反应方式的被试比起较少采用的被试，在地震10天后其抑郁情绪明显增加;控制个体最初的抑郁程度和受损程度后，反刍思维和抑郁仍然呈现显著正相关，且即使在7周后的追踪中这种关系仍然存在。Nolen-Hoekse-ma在1994年对遭遇过亲人过世的被试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无论第1个月的抑郁得分高低，被试所采取的反刍反应都可预测创伤事件发生6个月后的抑郁症状，并且初始的抑郁得分越高，反刍反应预测抑郁情绪的解释力越大。反刍思维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不仅仅发生在创伤性事件之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研究者以大学生为被试，要求他们连续30天内，每天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抑郁情绪和对抑郁情绪的反应，结果发现当被试越是倾向于采用反刍思维的方式，他们每天所经历的症状就越多，抑郁情绪的程度就越严重;且在控制了最初的抑郁程度后，反刍反应可以预测抑郁症状持续的时间。

　　上述多以纵向设计的方式展开，采用横向设计的研究也发现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关系。No-len-Hoeksema和Jackson以在社区征集的740名成人(年龄从25到75岁)为被试，采用电子邮件的施测方式考察了二者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个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相关达到显著性水平，为0.62。其他研究也表明反刍思维会延迟、恶化个体的抑郁情绪，如果非抑郁症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负性情绪进行反刍思维时，那么未来发展成为抑郁症患者的概率也会增加。除以大学生、成人为被试外，也有研究者在更小的年龄群体中检验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性因子的假设。Abela，Brozina和Haigh采用儿童反应方式问卷(Childrens＇ResponseStylesQuestionnaire，CRSQ)，考察了3～7年级的儿童反刍思维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对于抑郁情绪的影响也存在于儿童身上。Papadakis等以223名7～12年级的儿童为被试，也发现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之间的正向关系。

　　研究者在异常群体中也检验了反刍思维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如临床抑郁症患者和同性恋者。Kuehner和Weber选取52名符合单次发作或重复发作的抑郁症患者为被试，分别在住院时、4周后出院时，以及4个月后做追踪测量，结果发现住院时的反刍思维可以预测4个月后的抑郁情绪，并且在出院时症状尚未缓解的病人身上，也发现出院后的反刍反应与4个月后的重抑郁发作有显著相关。有研究以同性恋并且丧失配偶者为被试，考察了反刍思维对适应的影响，发现了同样的结果。因此研究者认为，当个体对于负性情绪采取反刍思维的应对方式时，会维持抑郁情绪的严重度。综上所述，无论是在重大创伤事件后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研究设计，无论以大学生、成人为被试还是以儿童、青少年为被试，在正常群体和在异常群体中，都发现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性因子的假设，反刍思维越多，抑郁情绪愈发严重、持续时间越长。

　　多数研究结果都证实了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的正向关系，但是抑郁包括注意力不集中、无望感、自杀意念、睡眠质量低下以及体重减轻等多种成分。反刍思维和抑郁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作为无望感(hopelessness)和自杀(suicide)的危险因素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对未来的无望感是抑郁的重要组成部分。Lav-ender和Watkins采用未来思维任务(futurethink-ingtask，被试想象未来1周、1年以及5～10年中可能的经历)考察了反刍思维和未来思维(futurethinking)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抑郁被试群体里，进行反刍思维操作的被试其消极和积极的未来思维都增加了，但是当无望感的基线水平被控制后，仅仅消极未来思维达到了显著水平，可见反刍思维会使个体增加对未来的消极期望，但是并不一定使个体降低对未来的积极希望。自杀是抑郁情绪的严重后果。Eshun以194名来自加纳和美国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了成人自杀意念问卷(AdultSuicidalIdeationQuestionnaire)和反刍思维反应方式量表，对自杀意念的频率进行了跨文化比较，并且考察了性别、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反刍思维和性别共同解释了自杀意念的28%(加纳被试)和26%(美国被试)，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在2个被试群体中，反刍思维都能显著地预测自杀意念，回归系数分别为0.50(加纳被试)和0.47(美国被试)。该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之间的正向关系。Morrison和O＇Connor在3个心理学期刊数据库中筛选出11篇文献，对反刍思维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研究一般采用横向调查的办法，并且11篇研究都表明了反刍思维和自杀之间的正向关系，此结果强调了反刍思维在自杀研究领域的应用。

　　反刍思维除与抑郁情绪有关之外，还与焦虑情绪有关。Harrington认为反刍思维的内容涉及自我方面，而自我关注(selffocuse)与焦虑情绪有关，因此反刍思维可能和焦虑存在一定的关系。有研究结果显示反刍思维与抑郁的相关为0.33，与焦虑的相关为0.32，若控制焦虑程度则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的偏相关为0.20，若控制抑郁程度则反刍思维与焦虑的偏相关为0.17。可见，反刍思维并不仅仅与抑郁有关，并且也对焦虑存在特定的正向影响。此外其他的研究也支持反刍思维与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的结论。社交焦虑是一种常见的焦虑情绪障碍，一般指对社交情境的担忧、惧怕和回避。近年来很多研究涉及反刍思维与社交互动的相互关系，发现反刍思维会带来很多负向结果。Brozovich指出高度社交焦虑者通过反刍思维保持自我的负面形象以及对社交情境的负向记忆，不断地回想自己过去在社交情境中发生的负向事件，而非正向事件，变得越来越焦虑，并增加负向自我关注，形成负向循环，对未来所接触的社交情境做出负向预期。可见，反刍思维内容多针对自我，一般是在社交情境中的负向自我形象，在事后反刍的过程中，会提取较多负向并且羞耻的自传式记忆，而抑制正向的自传式记忆，致使反刍思维较多的被试其焦虑水平更高，甚至试图逃避日后的人际互动。Vassilopoulos将反刍思维视为个体在社交情境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与低度社交焦虑者相比，高度社交焦虑者较容易在社交情境后使用反刍策略，且较少使用其他策略，这也是造成他们适应不良的原因之一。Kocovski邀请临床社交焦虑疾病患者参与认知行为治疗团体，发现他们在经历表现情境(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以及社交互动情境(一对一交谈)之后，皆表现出高度的事件后反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