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两国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公元后两国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最终双方都被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成就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

　　真正使得“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发扬光大的是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在这名前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看来，来自苏联的恐惧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是中国世纪。在其新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一书中，他满怀无奈地指出“我们不必成为中国的奴隶，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其强大”，否则，“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较之于沃克，阿利森的逻辑看起来更为简练干脆，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没有人能够走出这片霍布斯丛林，在他深入研究的包括英德战争在内的16个案例中，有12例是以国家间的公开冲突告终的。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古希腊有几百个城邦，各自为政，相互间经常械斗，战争频繁。但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是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入了战争，而且分成两个阵营，即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城邦的一个防御性同盟，斯巴达握有主导权；提洛同盟是在公元前478年由雅典建立的，起初是为了对付波斯，后来变成雅典控制其他城邦的工具，雅典强迫各城邦听命于它，并向其抽税。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意

　　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与美国政府过从甚密，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广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我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斯巴达与雅典居民人口数量相仿。但雅典以工商业为主，斯巴达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以财富论，工商业应该比农业更富裕。另一方面，雅典的公民人数远多于斯巴达——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上战场，所以雅典的军事潜力应该大于斯巴达。雅典的富裕使它拥有一支海军，而斯巴达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些情况都说明：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霸权国家，而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修昔底德就是这么说的。

　　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是英国这个“现存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才会导致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