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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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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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

目錄

什麼是撒切爾主義[1]

  撒切爾主義是指撒切爾夫人上臺之後在英國保守黨內出現的一股占統治地位的“新右派”勢力意識形態。它是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結合。一方面,它主張阻止國家經濟過分干預,堅信不受限制的市場資本主義將帶來最大效率;另一方面,它強調尊重傳統的風俗習慣和自然形成的各種制度,崇尚秩序權威以及共同的文化和價值。這套思想的具體政策體現為,私有化、去監管化、減稅、取消匯率管制、打擊工會力量以及削減福利開支等等。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國際性的反對平等主義集體主義傾向的一部分。

撒切爾主義的理論來源[2]

  新右派,作為一個政治辭彙最早出現於1969年。該理論建立在經濟學以及對市場個人主義研究的基礎上,旨在重新界定國家、市場與政治體制之問的關係。新右派反對國家福利,強調市場機制。其理論構成主要包括四個組成部分,即經濟新自由主義、公共選擇學、貨幣主義以及供給學派經濟學。撒切爾夫人是新右派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而新右派思想則是撒切爾主義的理論來源。

  新右派思想有顯著特點。首先,在20世紀80年代新右派思想對英美兩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影響,對法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比利時等國政府的政策也有重要影響。因此,新右派具有國際性。其次,新右派不僅包括各種經濟理論和政治思想,還包括政治家的實踐活動,但兩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同。最後,新右派是由社會權威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個部分組成的混合體,即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結合,也是“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的結合。

  安德魯·甘布爾曾說,新右派是撒切爾主義成長的溫床。可見新右派與撒切爾主義的關係密切。新右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甚至能夠決定撒切爾政府的政策。撒切爾主義的獨到之處是把重新確立自由市場體系、拓展市場準則與註重權威秩序的傳統保守主義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點從撒切爾夫人的政治實踐中可以看出。新右派的兩個組成部分,新自由派與新保守派各有五個基本點且彼此互相對立,即選擇的自由與社會權威主義、自由放任與等級服從、個人與民族、小政府與強有力的國家、市場安全與有序的社會。撒切爾主義在政治實踐中將上述新右派的兩個組成部分綜合起來,使之互相融合。新右派思想對撒切爾政府政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撒切爾夫人在實施新自由派所鼓吹的自由主義政策的同時也大力倡導一系列保守的道德規範準則,而這些是新右派思想在撒切爾主義中最突出的體現。

撒切爾主義的文化內涵[3]

  從1979年算起,撒切爾夫人開始了她長達11年之久的執政生涯。霍爾一直在不斷地觀照撒切爾夫人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訴求,首次提出並使用了“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術語,去指涉撒切爾夫人執政及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施政理念。作為霍爾文化理論體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術語,“撤切爾主義”最早出現在其作品《向右急轉彎》中。那麼在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撒切爾主義在英國的成功蘊涵著什麼樣的文化內涵?為何廣大的選民會如此堅定的支持她,併成就了她連任三屆首相呢?為何“撒切爾主義”會受到霍爾等學者如此的厚愛?以及霍爾又是如何用撒切爾主義去思考和建構其文化理論的,並由此去突顯“文化霸權”的?

  撒切爾主義所蘊藏的文化內涵是一個複雜的統一體,也是極為豐富的。儘管霍爾對撒切爾主義的文化內涵闡釋中著墨不多,專門闡釋的篇幅也並不是很多。但是在作者看來,分析和剖析其文化內涵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撒切爾主義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包含了意識形態、文化、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的內容,它對英國2O世紀8O年代甚至以後的執政理念等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里程碑的時刻。

  從巨集觀的角色審視,“撒切爾主義”是一項極為巨集大的工程,可以理解為一種方法、一套政策、一種策略、一種處事風格、一種權威風格或一種政治哲學等等。它主要是把貨幣主義(monetarism)和自由市場融入該工程中,融合新保守主義(對社會民主的反對)和新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和福利國家的主張等),把傳統保守主義的若幹思想接合進該工程中,使“撒切爾主義”成其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所以撒切爾主義的有效性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價值觀把不同的社會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霍爾曾指出,“撒切爾主義絕非是一套政治,而總是一整套政治工程,是激進的新穎的政治形構”。 這一整套政治工程是複雜的統一體。總體上講,撒切爾主義可以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文化等方面去透視,具有如下的特征和特質,具體表徵為:

  第一,在經濟上,推行“自由市場”,撒切爾主義的經濟戰略消除了英國經濟的相對蕭條和相對落後,重建其經濟和社會發展,把它作為資本主義發展中全球經濟系統重要的一條鏈接。在經濟領域大力推行私有化,非國有化的戰略,建立一個更有競爭力的自由的社會。同時改革稅收政策、降低稅率、提高就業、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削減教育、醫療等公共開支、降低政府的負擔、鼓勵大眾購買股票,占有股份,使英國變為民眾資本家的資本主義社會。

  第二,在政治上,撒切爾主義連接著階級和黨派之間表徵的歷史性關係的重新建構,“現代社會中政府和市民社會公眾和私人的疆域的轉向,新的鬥爭領域、新的社會對立場域、新的社會運動、新的社會主體和政治身份的出現。”對英國工會和罷工運動採取強力的措施,重振政府的威信和權威。也就是說,重新整合和重組政治領域的關係,改變政治力量的平衡,創造一個新的“大眾常識”。

  第三,在意識形態上,撒切爾主義在自由市場和有機保守主義的主題重視傳統、家庭、民族、尊重、父權制,在秩序之間尋求新的“話語接合”(discursive articulations),重構“英國性”(Englishness)和“大不列顛性”或“大英帝國性”(Britishness),消除因大英帝國終結而帶來的心靈創傷。

  第四,在文化和道德觀上,“撒切爾主義工程”被定義為一種“倒退的現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試圖把社會教育和規訓視為一種特定的現代性的倒退的版本。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恢復了先前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和價值體系。這種文化和道德與自由市場規範顯現出的現代化本身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是撒切爾主義用現代化的思維去追憶先前的“大英帝國的榮耀”,在情感上使全體國民形成為一種認同,從而實現其霸權的支配性統治,這是撒切爾主義建構出的一種“新的公眾哲學”。在這一點上,文化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政治和霸權訴求是一致的。可以說,這是撒切爾主義給全體國民打出的一張極為厚重的“情感牌”。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撒切爾主義可以被看成是將“社會意識從集體主義的對‘國家’的依賴向‘財產私有主義’和競爭意識轉變的意識形態鬥爭,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

撒切爾主義與文化霸權[3]

  對撒切爾主義來講,文化內涵是實現“文化霸權”的必要策略,是最為重要的。所以為了全面實施撒切爾主義,霍爾曾中肯地指出,撒切爾主義擔當首相的第一歷史目標就是“推翻社會民主組合主義共識(socialdemocratic corporatist consensus),解除英國戰後政治塵埃落定(settlement)的理所當然的常識。”同時瓦解工黨在政治社會中的影響,把危機全然怪罪於工黨的領導。陳光興認為,工黨不應該以“階級”利益代替“國家利益”,以“工會”代替“人民”的利益;工黨的國家主義的社會管制太多,喪失了民主的真義;工黨的集體主義,犧牲了個人的自由。在作者看來,這些思考本質上講是解構工黨的政治主張,推行撒切爾主義,重構撒切爾主義,重振其“文化霸權”,實現其全面的統治。所以就撒切爾主義來講,這些看法是全面解構英國社會出現的“危機”,危機本身具有雙重性,是悖論的統一體。也就是說,危機的時刻也孕育瞭解構危機的時刻,也意味著重構社會現實的時刻,體現為危機中的解接合,接合再到重新接合的時刻。所以撒切爾主義充分認識並抓住了“危機”蘊藏的玄機,突顯危機“越糟糕意味著越好”(Worse means better)的文化內涵, 由此在推行其戰略時,大力鼓吹工黨給英國社會帶來的不幸和災難,不斷強化這些恐懼,摧毀在過去的歲月中建立起來的共識。所以,撤切爾主義“把社會民主、工黨、工會、國家混為一談,把它們塑造成專職獨裁的、對法律喪失負有責任的、揮霍的、不充分的、反個人主義的,實際上就是非英國的。”由此看來,撒切爾主義意識形態有效地把工黨傳統的價值觀中的工黨主義、福利主義凱恩斯主義等要素割裂開來,為保守黨積極開啟話語空間,使之成為一個受大眾歡迎的主導意識形態力量。從這層意義上講,撒切爾主義是從意識形態角度,充分利用了葛蘭西霸權理論中的“解構”和“重構”理論,通過“解接合(disarticulating)左派的話語,而不是置換(displacing)左派話語”方式去實現右派和保守黨的許多立場。撒切爾主義是全面建構文化霸權,實現其理論和實踐的高度接合。由此可見,撒切爾主義的成功要素之一就是在於解構既有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和政治訴求,發展出新的社會共識以及描繪出美好的遠景

  這樣一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撒切爾主義盡其鼓吹社會的恐慌、焦慮、民眾身份的喪失,使民眾認識到“危機”的危害性和破壞性。撒切爾主義對“危機”的解構,就是在重構它自身的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所以,總體上講,撒切爾主義意識形態成功的一個標誌就是“有效地透視和拆散了工黨社會根基的最為中心和主流的部分”。這些工黨中主流的群體包括了熟練的和半熟練的工人階級中的相當部分、有組織的工會聯盟成員中的絕大多數、城市工人階級選民中的大多數,尤其是那些在英國欠發達地區的和大量的失業人員,他們在選舉中支持撒切爾主義,放棄了對工黨傳統的忠誠和虔誠。那些傳統上支持工黨的社會根基中絕大多數對工黨及其政策等多方面問題產生了不滿。而工黨又沒有採取有效的,切實可行的方略去吸引和引導這部分群體,他們倒戈也就在所難免了。與之相反,剛好保守黨的撒切爾主義叉迎合了他們的政治主張,所以它就變為有效的平民主義政治力量,獲得了被支配階級絕大多數部分的大眾認同,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成功地獲得了“霸權”,實現了自上而下的(from a bove)“鐵腕時代的鐵腕政權”以及自下而上(from below)的“權威平民主義”。這兩者是有機的統一體,是撤切爾主義施政過程中必要的保證,充分體現出葛蘭西和霍爾的文化理論體系中“強力”和“霸權”的統一。當然就撒切爾主義來講,它更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權威平民主義”去確保民眾對它的認同,並由此達成共識,實現對整個英國的統治。

  而撒切爾主義實現其全面統治的第二個歷史目標是扭轉英國社會的支配趨勢。表現為政策上為扭轉國家輔助福利的趨勢;減少公共支出;重新恢復私有企業以及自由市場和自由市場力的強制性政策;減少國家干預;強化利潤;控制工資;解散工人階級經由工會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運用的權力等等。總體上講這些措施是“反工黨主義、反國家主義、反平等、和反福利”的結果,由此去彰顯其“有機民族愛國主義”、“自由市場宗教”、“經濟上競爭的個人主義”和“社會和政治上的權威政權”。顯然這些是在第一個歷史目標的基礎上重構英國政治霸權所採取的戰略,撒切爾主義所呈現的“自由市場”,從根源上講有更為深層次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目的,正是這一點為霍爾敏銳的領悟到,並給予深刻的理解。正如霍爾所言。“我們關註撒切爾主義的是社會思想領域或意識形態領域”。在此基礎上,霍爾著力指出:(撒切爾主義)已經改變了政治思想和爭論的流通。在此之前,社會需求已經開始建立了相對於市場力法則的自身的法則,而現在是“貨幣價值”(value for money)的問題,私人有權去處理自身的財富,自由和自由市場之間的程式等這些問題變成為貿易的術語,不僅僅是議會政治爭論的、出版社、新聞和政策迴圈中的術語,而且也是思想和日常流通中語言中的術語。

  所以,撒切爾主義的政治哲學體系中“自由市場”和“貨幣主義”是實現其“文化霸權”必備的經濟基礎,是為其意識形態的建構服務的。因為自由市場被看成是實現公平競爭的場域,是一種激勵個人和社會團體奮發向上動力的象徵,為英國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歸根結底,撒切爾主義的主要任務在於建立一個具有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和個人主義傾向的意識形態集團。

  在撒切爾主義全面實施其霸權統治的過程中,除了以上兩種最為重要的政治哲學策略或手段和目標外,全面恢復傳統保守主義的若幹道德價值觀念,把市場經濟和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價值有機的結合起來,進一步強化和鞏固“文化霸權”在撒切爾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建構,也是極其重要的。這些傳統、家庭、英國性、責任、民族認同、大英帝國形象、帝國光榮、父權制、愛國主義、帝國懷舊等各種價值觀和價值取向使廣大的人民大眾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更能深人人心。要求將整體的社會生活方式回歸到英國傳統的社會標準中去,以“國家利益”為至高無上的榮耀,以在國際社會受“尊重”為戰略優先,由此,這些或多或少安撫了因為“帝國衰落”帶來的心靈和情感上的創傷。從另外一個角度講,這些價值系統本身不具有階級性,更能建構想象中的“大英帝國”的榮耀,建構為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所以在霍爾看來,撒切爾主義最具創新的一面是它真真切切把“自由市場的新的信條與傳統保守主義一些價值強調接合(combined)起來”。這種思想的矛盾結構強烈地表達為“自由市場和堅強的政權”。

  除了以上三個有關撒切爾主義政治哲學的“文化霸權”的架構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但是往往為學者所忽略的是撒切爾主義善於藉助政治時局的變化,充分抓住民眾所思、所想,成功實現政治使命支配權的目的。這其中,撒切爾主義部分成功的原因在於成功實踐了“形象政治”(politics in images)。它具有強烈地建構一種民族文化身份的“想象共同體”的功能,可以喚起民眾對強大“帝國”的無限遐想和追憶,變成為大英帝國的象徵。那麼,毫無疑問,“福克蘭戰爭”(Falklands)(1982—1983),又稱為“馬島之戰”就表徵為“其象徵性形象成就的最高峰”。該場戰役的勝利並不代表撒切爾主義文化內涵中經濟的要素,而是代表了英國民眾的“道德準則”,這些道德準則通過一系列的形象結合起來。所以在這種意義上講,“福克蘭戰爭”對於撒切爾夫人本人的意義遠遠大於並超過戰爭本身。在《帝國反擊》一文中,霍爾指出,這些形象是“高度選擇的歷史重新建構形式。你會懂得我感受到的謙遜,當我們在追隨一代偉人丘吉爾當年所走過的痕跡時,註定把英國的名字放在自由世界歷史的制高點上。”正是二戰後通過丘吉爾對英國偉大的光輝的“形象”建構,撒切爾主義喚起了英國早些年反對納粹德國所留下的大英帝國過去的偉大。在作者看來,正是撒切爾主義在馬島之戰時表達了這些往昔帝國懷舊的言語,由此受到了英國民眾前所未有的歡迎。儘管撒切爾夫人當政的那段時間,經濟時好時壞,失業也不斷增多,罷工的現象時有發生,通貨膨脹等各種問題一直困擾著撒切爾夫人及其內閣成員。戰前保守黨在民意調查中滑到了第三位,取得戰爭勝利後,民意調查反到上升了二十個百分點。馬島之戰再一次複活了英國民眾心目中民族的偉大,撒切爾夫人也成功地獲得了1983年首相選舉的再度勝利。

  “撒切爾主義盜用了民族自覺、反法西斯、人民主權、自覺的權力、獨裁者的狠毒、軍事集團的邪惡、自由的火炬、國際法的規則和反法西斯的鬥爭等口號”去實現、激發和喚起最廣大人民大眾的認同感,這充分說明“形象工程”在塑造認同和共識上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所以霍爾對馬島之戰“政治形象”的闡釋充分說明,這種“政治形象”是與其主要的意識形態特征相吻合的,再次體現為民眾對“大英帝國性”的認同,並通過對帝國過去的懷舊使“倒退的現代化”合法化。這是撒切爾主義特征中最為獨特,也最為學者稱道的地方,顯示出“撒切爾主義”文化內涵和特質的深刻性,撒切爾主義也就在無聲無息中贏得了民心,獲得了民眾的認同,達成了共識,實現了“文化霸權”的建構。

撒切爾主義的經濟政策實踐[4]

  二戰以後,英國曆屆政府不同程度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加強政府干預經濟,推行需求管理政策,擴張社會總需求,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應該說,凱恩斯主義對於英國二戰以後的經濟繁榮和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經濟滯脹危機的出現,導致凱恩斯主義陷入困境。經濟滯脹危機實質是凱恩斯主義危機。如果實施擴張性的巨集觀經濟政策來延緩危機和增加就業,又將造成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如果實施緊縮性的巨集觀經濟政策,又將引起失業人數的大幅增加。顯然,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無法應對和剋服經濟滯脹危機。同時,由於多年來實施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英國政府經濟職能過度擴張和政府規模過大,產生政府失靈現象。政府支出明顯增加,政府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1976年一度曾經達到46.9%,財政負擔沉重,增加了經濟運行成本,降低了經濟運行效率。

  撒切爾政府認為,英國經濟滯脹危機的重要原因是工黨政府推行政府干預經濟和國有化政策的結果,只有限制政府干預經濟的領域和範圍,減少國有化規模,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才能擺脫經濟滯脹危機的困境,扭轉經濟停滯的局面,實現經濟穩定發展。撒切爾政府自1979年上臺後,明確宣佈要改變二戰以來英國經濟政策的方向,推行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以現代貨幣主義和自由化為核心的經濟政策

  (一)控制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反通貨膨脹是撒切爾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貫穿撒切爾主義經濟政策的一條主線。撒切爾政府認為,根據現代貨幣主義理論,抑制通貨膨脹,必須從控制貨幣供應量入手,保持貨幣供應量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大致相適應。1980年3月,撒切爾政府發表《中期財經戰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強調貨幣供應量的控制目標,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直接目標。其中規定1980—1981年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保持在7-11%,以後逐年把貨幣供應增長率增長幅度降低1%,1983-1984年降低到4-8%。在緊縮信貸方面,撒切爾政府1979年上臺時最低貸款利率為12%,1979年1月英格蘭銀行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17%。1981年8月開始,撒切爾政府改變銀行最低貸款利率確定辦法,英格蘭銀行不再統一規定最低貸款利率,按照市場供求關係自行調節基本利率。1981年l2月,銀行最低貸款利率基本保持在14.5%左右。

  (二)減少政府干預,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政策。二戰以後,英國工黨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和費邊社會主義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政策,積極干預經濟,擴大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通過一系列國有化法令,採取參股、控股和收歸國營的方式,控制了主要公共事業部門和基礎工業部門以及絕大部分的製造業和高新技術工業部門,電力煤炭、煤氣、鐵路、電訊、造船、郵政等公共事業部門國有化比例達到100%;鋼鐵和航空部門國有化比例達到75%;汽車製造業和石油工業國有化比例也分別達到50%和25%。此外,英格蘭銀行也實行了國有化。在最高的年份,英國國有工業產值、就業人數、固定資產分別達到181億英鎊、208.5萬人(1956年)、56.41億英鎊,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全部就業人數和總固定資產的比例分別為10.5%、8.5%和15.3%。政府成為這些國有企業唯一的投資者管理者,政府派出官員擔任國有企業領導,政府相關部門有權決定國有企業的投資信貸發展戰略等重大決策。根據有關數據,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英國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問題嚴重,效率低下,連年虧損,即使有盈利利潤率也僅有1~2%,最多只有4~5%。國有企業主要依靠行政性壟斷財政補貼維持生存。

  自工黨政府推行國有化政策以來,國有企業一直是英國經濟運行和政治爭論的焦點。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政策是撒切爾政府改善經濟運行效率的重要舉措。撒切爾政府把國有企業股份大量出售給個人,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原屬國家投資經營的禁區。撒切爾政府的私有化改革始於出售英國石油公司部分股票,後來逐步出售涉及航空、電信、能源國有資產。電力、供水、天然氣等傳統上認為是自然壟斷行業而應該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的部門也開始推行私有化。通過把國有企業股份大量出售給個人和鼓勵私人資本進入原屬國家投資經營的領域等辦法,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90年代以後,郵政、鐵路、運輸等部門的私有化改革引起廣泛關註,原屬於地方政府的公共住房開始私有化改革,鼓勵居住公共住房者買房,甚至部分衛生、教育部門也開始私有化改革。

  (三)改革稅制,削減公共支出。二戰以後英國稅制的主要特點是高直接稅、低間接稅,其中所得稅是西歐各國中最高的。撒切爾政府把改革稅製作為應對經濟滯脹危機、振興英國經濟的一項重要政策,通過降低所得稅稅率來激發人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特別是降低最高稅率來使企業家得到更高的回報。撒切爾政府1979年的第一個預算案就將個人所得稅基本稅率從原來的33%降到30%;最高稅率從83%降到同西歐其他國家大致相同的水平(60%)。同時,將徵稅起點從8000英鎊提高到1萬英鎊,免稅人數大約增加了130萬人。此外,還減徵投資收入稅、土地開發稅和公司利潤稅等,如將投資收入稅的起徵點從1700英鎊提高到6250英鎊,減輕公司和私人的稅收負擔。同時還減少了一些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扶持中小企業發展,鼓勵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開展公平競爭。削減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領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減政府機構,精簡工作人員。以政府民用事業就業人數為例,從撒切爾政府初期的77萬人減少到90年代中期的5萬人,政府規模大大縮小。

  (四)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政府運行效率。撒切爾政府推行了西歐最激進的政府改革計劃,提出“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運動,註重引入商業管理技術和競爭機制,採用商業管理手段來改善和提高政府服務效率。核心理念是政府可以彌補市場失靈,反過來市場機制同樣可以彌補政府失靈,因此要精簡政府機構,放鬆經濟管制,引入競爭機制,用市場機制改造政府,提高政府運行效率。撒切爾政府1980年制定《地方政府與土地法》,第一次引入強制性投標,開始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同時通過“雷納評審”與《改變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方案》確定公共服務節約開支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目標。撒切爾政府撤銷了原工黨政府設立的3000多個計劃、咨詢和監督機構。撤銷了物價管制委員會,取消工資和物價管制,規定企業可以自由定價,工資由勞資雙方自由談判。削減國家企業局的權力,國家企業局不再作為決定經濟政策的機構,主要職能是管理政府擁有的企業股份。廢除了180多項限制經濟活動的規定,特別是取消了實施40多年的外匯管制條例,允許匯率自由浮動,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撒切爾主義是對政府過度干預經濟的根本性糾正,把政府干預限制在適當範圍之內,一定程度上剋服了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一些弊端,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貨膨脹得到有效遏制,1979年英國通貨膨脹率為13.4%,由於經濟運行的複雜性和經濟政策的滯後效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1980年曾經上升到18%,但是以後迅速下降,1983年為8.6%,1986年更是只有3.4%,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5%左右,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長期困擾英國經濟發展的通貨膨脹問題基本得到有效抑制。經濟增長率在1980年以後也有所提高,英國1982~1989年經濟增長率維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經濟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都優於歐盟國家和美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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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背景資料:“撒切爾主義”.新華網,2013年4月9日
  2. 劉岩.撒切爾主義定義之理論初探[J].河南財政稅務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1(1)
  3. 3.0 3.1 鄒威華,劉波.斯圖亞特·霍爾的“ 撒切爾主義"研究[J].南京社會科學,2012(11)
  4. 李棟.撒切爾主義的經濟政策實踐及借鑒[J].揚州大學稅務學院學報,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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