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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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China Model)

目錄

什麼是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指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為實現經濟建設這一新的國家目標而推進的各種戰略性構想,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的爭論和由來[1]

  1.關於中國模式的爭論

  近十年來,由西方學者概括的反映中國發展的中國模式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關註,研究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僅從國內學者的研究來看,對於中國模式的研究大概有二三種代表性的觀點:第一種主張不用論,即不要用中國模式這一提法,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一直都是像鄧小平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進行的,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固定模式。第二種主張慎用論,即雖然中國模式取得一定的成功,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但仍主張慎用中國模式這一提法,考慮更多的是因為這一模式直到現在尚未成熟。第三種主張必用論,即積極主張中國模式這一提法,認為中國模式既是對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總結,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對於中國模式雖然眾說紛紜,尚無定論,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成為中國模式總結的現實基礎。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憑藉國家有效干預,不僅優化配置了資源,而且創造了中國奇跡。就當前而言,我們應該本著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態度理性看待中國模式相關問題,畢竟它產生於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必然因其中國特色而有別於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

  2.中國模式的由來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百年的變革與探索都沒有擺脫對外依賴的命運,沒有找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模式。自新中國成立之後,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探索。但是1956年之前基本上效仿的是蘇聯發展模式,隨著蘇聯模式弊端的不斷暴露,在黨的八大上,毛澤東提出了走中國自己道路的方針,從而開始了具有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探索。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從此中國逐漸形成了自己特色的發展模式。當然,中國模式受到國內外學者關註總有其緣由,其中自新中國成立到現在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就當前國家經濟情況而言,國家的財政收入是建國初期的1 000多倍,從1952-2012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增加了80多倍,經濟總量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迅速上升(占比近7%),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早在5年前就已超過美國,併在2010年上半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令世界驚嘆,由此也吸引了國內外的學者進一步關註和深人研究中國模式問題。對於中國模式問題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中後期,那時的國外學者就對新中國的發展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註,直到2004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清華大學教授雷默《中國已發展自己的經濟共識》一文,該文提到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獨立自主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之後被冠之為北京共識。這一標誌性的事件進一步吸引了中外學者關註和熱議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模式。學者們都力圖通過研究,總結和提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道路、經驗和規律,以資世界借鑒參考和中國承前啟後。

中國模式的內涵[2]

  關於“中國模式”的內涵,學術界一直存在意見分歧。有些學者將“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相等同,有些學者認為兩者之間存在區別,還有的學者避開二者,從經驗與模式之別的角度出發重新認識“中國模式”。

  經濟學家雷默把“中國模式”概括為三個定理。第一是創新,創新體現在方方面面,不但發展的順序、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式都通過創新來實現,而且發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過創新來減小。第二是努力,努力創造一種有利於持續與公平發展的環境,使用多種工具調控變革中的各種關係,追求協調的經濟發展。第三是自主發展,在融人世界進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動性,追求和平崛起。這種分析是大視角的,並且著眼於政治和國際秩序層面。

  實際上,“中國模式”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以及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具體說,“中國模式”的基本內涵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外交等兀.個方面。

  第一,經濟上: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通過總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和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諸種不同模式的成敗得失,結合中國國情,開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30多年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就卓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不斷增強,這使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不僅受到改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東歐地區的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註,也引起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註意。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一般性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勢同市場的優勢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通過巨集觀調控剋服市場經濟的盲目性、自發性等弱點,使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更加充分地發揮出來。從所有制結構來說,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模式,在分配關係方面,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相結合,即各種生產要素都參與收入分配,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形式及分配方式力求效率和公平相統一,既合理拉開收入檔次,又要避免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定性。

  第二,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穩步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中國模式”表現在政治上,就是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方向和前提下,保持政治穩定、發揚政治民主,積極穩妥地、漸進式地推進中國政治發展。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匹配,並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

  第三,文化建設上:“中國模式”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中華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我們努力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文化建設的各個方面,堅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使全社會形成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決定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性質和方向,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它決定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制度體制和目標任務,在所有社會主義價值目標中處於統攝和支配地位。

  中華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精髓,是中華文化的精華,也是“中國模式”取得成功的精神力量。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精神已經成為維繫中華民族團結和統一的重要精神紐帶,成為促進中華民族繁榮與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動員和鼓舞全國各族人民奮進的一面旗幟,在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抵禦外來侵略和推動社會進步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中國模式”上表現為勇於創新、大膽實驗、與時俱進的進取精神,求真務實精神在“中國模式”上的體現就是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出發,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也不能不顧中國國情而照搬照抄他國的發展模式。

  第四,和平發展是“中國模式”在對外關係上的體現。中國選擇走和平發展道路是由中國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決定的,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道路的獨特之處在於:這條道路不是通過軍事擴張發展自己,而是堅持走和平路線,通過和平方式發展自己;不是通過掠奪別國或把問題和矛盾轉嫁給別國發展自己,而是堅持獨立自主,利用世界和平的環境來實現自身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決不以損害鄰國和其他國家的發展為代價,而是為周邊國家和世界各國創造發展的機遇,從而實現雙贏或共贏。

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3]

  “中國模式”一詞是對中國發展現狀的綜合性描述。作為一個外顯的概念,“中國”二字凸顯了它與美國、蘇聯等國家發展模式的不同。但要解答在哪些方面不同,仍需要進入概念的內部,從多個維度概括出這些不同的方面,即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征。

  (一)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3O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是中國模式中最顯著的外部標識。中國經濟總量於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的跨越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初是不可想象的。通過長期摸索,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確立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中外學者均承認,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成為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第一推動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就是中國經濟大發展的唯一因素。

  其實政府的介入調控(包括巨集觀政策調控和對公有制經濟實體的直接調控)也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構成了與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區別。“在中國改革的初期,不但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官員傾心於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即使以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隨著改革的深人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政府的介入調控仍是必要的。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指出,所有個體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追逐,能夠達致國家的整體幸福。然而“囚徒困境”理論告訴我們,個體理性與團體理性的方向並不一致。換言之,所有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並不意味著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即便外圍的制度框架是倡導個體合作的。對市場和個體理性的過度信任就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之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政府從國家理性的高度把握中國經濟形勢,一方面有助於實現現代化這樣的長遠目標,同時避免經濟建設中的短期行為。

  (二)相對集中的權力配置

  堅持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從權力的配置角度看,無論是在制度設計上還是在現實運作上,黨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廣泛而集中的領導權和決策權。這構成了研究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需要指明的是,“集權多還是分權多的問題,根據每一個國傢具體條件應該有所選擇,但是過度集權,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錯誤的”。蘇聯模式的一大弊病就在於過度集權,國家以計劃指令的方式統攝了經濟生產分配的每個方面,忽視了民眾在經濟上的個人理性和正當意願。而在中國模式下,國家將商品、資源的配置權移交市場,由市場調節商品的生產流通,在經濟上有明顯的“分權”傾向。如果採用自由市場經濟的框架分析,中國模式儘管有一定的“分權”特征,但國家對市場仍有寬泛的主導權,表現為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一處體現。力量能夠集中的前提就在於權力的相對集中,只依靠市場難以集中足夠的力量。如果國家僅僅充當“守夜人”,以最低的負荷運轉,同時也意味著在促進民眾的福祉上的最低產出。當國傢具有了相對集中的權力,同時權力的運行又是規範和正當的,國家才能在更廣的維度上增進民眾福祉,辦成大事。

  (三)務實的發展路徑

  1978年後中國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分道揚鑣。“貓論”、“摸論”的提出,從方法論的角度框定了國家的發展路徑,釐清了這樣的認識:中國的發展歷程,並不以馬恩列斯構建設計的社會主義路徑為唯一參照,最適合中國的道路當從國家實踐中探索出來。本文用“缺什麼,補什麼”概括30多年來的務實的政治舉措。改革開放之初國家經濟凋敝、民生多艱,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經濟全球化浪潮來襲時,提出了“引進來,走出去”的發展戰略,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近年來針對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產業結構滯後的特點,提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面對民生問題凸顯、貧富差距擴大的現狀,又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理論。所以,30多年來中國每一步的發展,都帶有與中國實際結合的深深烙印。

中國模式的制度歸因[3]

  前文提及中國模式的務實特征,但務實並不等價於完全意義上的實用主義。中國模式致力於現代化國家的建設。“現代化模式的多樣性與歷史和國情固然不可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與社會屬性的因素相比不具有根本意義,因為正是社會屬性的因素徹底改變了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形態。”

  (一)中國模式誕生前後的制度演進

  有學者指出:“中國模式通常被視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實踐的產物,但是,改革開放是以改革開放前30年的歷史為基礎的,從歷史的連續性上看,中國模式的範疇應該涵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的60年。”如果割斷了以1978年為界前後兩個3O年的聯繫,我們必難以理解1978年後發生的路徑轉向,也無法瞭解中國模式產生的時代背景。

  蘇聯模式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其特點在於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文化體制上的高度集中集權,在對外關係中奉行大國主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迫於兩極化的國際格局,同時囿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新民主主義社會很快轉變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前,在蘇聯模式的指引之下,中國在政治上開展階級鬥爭,經濟建設上實行計劃經濟,社會管理上推行城鄉二元管理體制。在1978年這個變革的拐點,儘管對日本、南韓、新加坡等國的發展模式多有考察和借鑒之意,但其根本目的是著眼於對本國蘇聯模式的轉軌和突破。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模式的誕生,涅槧於實行了20餘年的蘇聯模式。

  首先,中國模式繼承了蘇聯模式的部分遺產。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改革開放以前,儘管經歷“反右”、“文革”等諸多的政治動蕩,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9%的年增長率,並且初步建立了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些構成了中國模式出現的經濟物質基礎。從制度層面上看,20世紀50年代初完成社會主義改革,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公有制經濟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這些構成了中國模式的制度基礎。

  其次,中國模式是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蘇聯模式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解讀為社會主義的標準範式。市場經濟、非公經濟、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貿合作,這些都不見容於蘇聯模式,但卻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體現了中國模式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

  (二)中國模式與基本制度的關係展開

  在中國模式與中國基本制度的關係問題上,存在兩類截然不同的觀點。持否定論者“往往都會主動迴避中國的政治模式,僅僅把中國模式局限於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在他們的視野中,中國模式的內涵只反映在經濟領域 。與之相對應的觀點則肯定了中國模式與基本制度的內在聯繫,認為中國模式建構在基本制度之上,本文持後一觀點。

  首先,中國模式滿足了社會主義關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生產關係應當符合生產力的發展。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採取完全公有制下的生產關係,會超前於當前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如若放棄公有制,經濟體制全盤私有化,無疑又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使社會倒退入資本主義的無解弊病之中。因此,中國模式實行政府介入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使得生產關係適應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同時發揮了社會主義的優點,是社會主義基本屬性的體現。

  其次,中國模式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屬性沒有動搖。根據前文關於權力配置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綜觀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始終把民生放在首位,堅持以人為本,不斷維護和促進民眾福祉。僅從近年發生的事件觀察,在中國社會劇烈轉型之際,及時加大了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力度;面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採取了諸如提高城鎮最低工資、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調整國民經濟分配結構的應對措施;發生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既把搶救災民放在第一位,同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扶持災區重建,這些都充分證明瞭,中國共產黨不愧為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創事業發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再次,中國模式自身的發展路徑符合社會主義的開放特征。“東歐劇變”後,留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這些國家基本上遵循著“先破後立”的變革路徑:首先破除蘇聯模式的歷史故壘,然後立足本國國情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對蘇聯模式的突破,並不等同於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突破,相反體現了社會主義在當代的開放特征。中國模式突破了蘇聯模式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公有制經濟制度,同時也謹守著不搞生產資料私有化、放棄黨的領導地位這樣的制度底線,一直保持著對“右傾”的防衛和戒備。同時,中國模式本身並不是固化的、一成不變的概念,它隨著中國發展的具體形勢而不斷調整(這一點也構成了某些學者否認中國模式存在的重要理由),相比於蘇聯模式的僵化特點,顯示出更加強大的生機活力。

中國模式的挑戰和展望[1]

  1.中國模式的挑戰

  中國模式作為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其存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雖然中同模式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中國模式也面臨來自多層面的挑戰。就當前而言,中國模式所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經濟層面。一方面,經濟增長要從政府主導型轉變為市場主導型,在發揮政府巨集觀調控作用的同時,更多的發揮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雖然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仍存在一些隱憂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存有弊端,即中圍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卻面臨著社會低回報率的尷尬。第二,政治層面。就當前中國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必須直面若幹關係問題,如執政黨怎樣才能更好地體現人民的意志,處理好執政黨與人民權利主體的關係,以及處理好執政黨與圍家的關係;多元文化發展過程中防止國家治理中的過度意識形態化傾向的問題。回顧歷史,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需要汲取,展望未來,文化價值仍需重新構建;面臨權利制衡的現實問題,尤其是在權利結構還沒有充分分化的狀態下,就當前的實際情況而言,在公共權利監督和制約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陷。第三,社會層面。中國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兩極分化問題,社會就業、社會穩定等方面問題。早在2004年,美國學者就發文指出:中國“......城鄉分裂危機在未來可能加劇,如果不採取有效改革措施,城市社會兩極分化,城市衝突加劇,經濟承諾落空,並將產生類似於拉美國家的許多社會災難”。

  2.中國模式的展望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展主要取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表明,中國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它的確讓我們國家步入了偉大復興之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堅持這一發展模式。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待中國模式的未來發展之路,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樣,這一模式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因此,我們要理性展望中國模式遠景,這就需要註意兩個方面問題:一是,中國模式目前及將來都不具備普適性,即中圍模式雖然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由於這一模式深深打著中國特色的烙印,如中國模式成功的關鍵因素是有著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這一要素是很多國家不具備的,所以只能對世界其他國家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況且中國模式同歷史上存在過的發展模式以及當前西方模式一樣都不是盡善盡美的模式,存在著某些不足,需要未來實踐的檢驗,也需要不斷的完善。二是,西方的新自南主義模式必將與中國模式長期共存。雖然自20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模式數次遭受打擊,如著名的1929-1933年經濟危機給予西方世界以重創,但西方圍家政府通過政府干預拯救了國家經濟,緩解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果的。2008年以來的金融風暴再一次顯示了西方國家政府不僅通過自身干預來拯救經濟,而且也拯救了新自由主義模式。從以上兩方面的分析來看,中國模式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與兩方新自由主義模式並存。當然,新生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我們堅信,隨著中閆特色事業的成功,“中國模式”必將越來越完善,其影響力也會逐步增大。2011年,在天津召開的達沃斯會議上,西方國家均承認了中國在2008金融風暴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這也充分證明沒有中國模式,全球經濟未來的複蘇都將變得撲朔迷離。尤其是在當下歐債危機問題仍沒有解決,世界經濟的發展更加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世界更加寄希望於中國模式,希望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濟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因此,我們更要對中國模式充滿信心。

參考文獻

  1. 1.0 1.1 江濤,張傑.理性看待中國模式的相關問題[J].合肥學院學報,2013(6)
  2. 張錦冬.中國模式內涵[J].現代商業,2013(29)
  3. 3.0 3.1 楊峰.中國模式及其制度歸因探析[J].濱州學院學報,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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