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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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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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

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

目录

什么是撒切尔主义[1]

  撒切尔主义是指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在英国保守党内出现的一股占统治地位的“新右派”势力意识形态。它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它主张阻止国家经济过分干预,坚信不受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将带来最大效率;另一方面,它强调尊重传统的风俗习惯和自然形成的各种制度,崇尚秩序权威以及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这套思想的具体政策体现为,私有化、去监管化、减税、取消汇率管制、打击工会力量以及削减福利开支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国际性的反对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一部分。

撒切尔主义的理论来源[2]

  新右派,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最早出现于1969年。该理论建立在经济学以及对市场个人主义研究的基础上,旨在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问的关系。新右派反对国家福利,强调市场机制。其理论构成主要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经济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货币主义以及供给学派经济学。撒切尔夫人是新右派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而新右派思想则是撒切尔主义的理论来源。

  新右派思想有显著特点。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新右派思想对英美两国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比利时等国政府的政策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新右派具有国际性。其次,新右派不仅包括各种经济理论和政治思想,还包括政治家的实践活动,但两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同。最后,新右派是由社会权威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个部分组成的混合体,即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结合,也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结合。

  安德鲁·甘布尔曾说,新右派是撒切尔主义成长的温床。可见新右派与撒切尔主义的关系密切。新右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能够决定撒切尔政府的政策。撒切尔主义的独到之处是把重新确立自由市场体系、拓展市场准则与注重权威秩序的传统保守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点从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新右派的两个组成部分,新自由派与新保守派各有五个基本点且彼此互相对立,即选择的自由与社会权威主义、自由放任与等级服从、个人与民族、小政府与强有力的国家、市场安全与有序的社会。撒切尔主义在政治实践中将上述新右派的两个组成部分综合起来,使之互相融合。新右派思想对撒切尔政府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撒切尔夫人在实施新自由派所鼓吹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大力倡导一系列保守的道德规范准则,而这些是新右派思想在撒切尔主义中最突出的体现。

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内涵[3]

  从1979年算起,撒切尔夫人开始了她长达11年之久的执政生涯。霍尔一直在不断地观照撒切尔夫人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诉求,首次提出并使用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术语,去指涉撒切尔夫人执政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施政理念。作为霍尔文化理论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撤切尔主义”最早出现在其作品《向右急转弯》中。那么在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到底撒切尔主义在英国的成功蕴涵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为何广大的选民会如此坚定的支持她,并成就了她连任三届首相呢?为何“撒切尔主义”会受到霍尔等学者如此的厚爱?以及霍尔又是如何用撒切尔主义去思考和建构其文化理论的,并由此去突显“文化霸权”的?

  撒切尔主义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也是极为丰富的。尽管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文化内涵阐释中着墨不多,专门阐释的篇幅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在作者看来,分析和剖析其文化内涵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撒切尔主义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包含了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它对英国2O世纪8O年代甚至以后的执政理念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里程碑的时刻。

  从宏观的角色审视,“撒切尔主义”是一项极为宏大的工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一套政策、一种策略、一种处事风格、一种权威风格或一种政治哲学等等。它主要是把货币主义(monetarism)和自由市场融入该工程中,融合新保守主义(对社会民主的反对)和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和福利国家的主张等),把传统保守主义的若干思想接合进该工程中,使“撒切尔主义”成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撒切尔主义的有效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观把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霍尔曾指出,“撒切尔主义绝非是一套政治,而总是一整套政治工程,是激进的新颖的政治形构”。 这一整套政治工程是复杂的统一体。总体上讲,撒切尔主义可以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去透视,具有如下的特征和特质,具体表征为:

  第一,在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战略消除了英国经济的相对萧条和相对落后,重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中全球经济系统重要的一条链接。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行私有化,非国有化的战略,建立一个更有竞争力的自由的社会。同时改革税收政策、降低税率、提高就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削减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降低政府的负担、鼓励大众购买股票,占有股份,使英国变为民众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在政治上,撒切尔主义连接着阶级和党派之间表征的历史性关系的重新建构,“现代社会中政府和市民社会公众和私人的疆域的转向,新的斗争领域、新的社会对立场域、新的社会运动、新的社会主体和政治身份的出现。”对英国工会和罢工运动采取强力的措施,重振政府的威信和权威。也就是说,重新整合和重组政治领域的关系,改变政治力量的平衡,创造一个新的“大众常识”。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撒切尔主义在自由市场和有机保守主义的主题重视传统、家庭、民族、尊重、父权制,在秩序之间寻求新的“话语接合”(discursive articulations),重构“英国性”(Englishness)和“大不列颠性”或“大英帝国性”(Britishness),消除因大英帝国终结而带来的心灵创伤。

  第四,在文化和道德观上,“撒切尔主义工程”被定义为一种“倒退的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试图把社会教育和规训视为一种特定的现代性的倒退的版本。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恢复了先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和道德与自由市场规范显现出的现代化本身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撒切尔主义用现代化的思维去追忆先前的“大英帝国的荣耀”,在情感上使全体国民形成为一种认同,从而实现其霸权的支配性统治,这是撒切尔主义建构出的一种“新的公众哲学”。在这一点上,文化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政治和霸权诉求是一致的。可以说,这是撒切尔主义给全体国民打出的一张极为厚重的“情感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撒切尔主义可以被看成是将“社会意识从集体主义的对‘国家’的依赖向‘财产私有主义’和竞争意识转变的意识形态斗争,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撒切尔主义与文化霸权[3]

  对撒切尔主义来讲,文化内涵是实现“文化霸权”的必要策略,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为了全面实施撒切尔主义,霍尔曾中肯地指出,撒切尔主义担当首相的第一历史目标就是“推翻社会民主组合主义共识(socialdemocratic corporatist consensus),解除英国战后政治尘埃落定(settlement)的理所当然的常识。”同时瓦解工党在政治社会中的影响,把危机全然怪罪于工党的领导。陈光兴认为,工党不应该以“阶级”利益代替“国家利益”,以“工会”代替“人民”的利益;工党的国家主义的社会管制太多,丧失了民主的真义;工党的集体主义,牺牲了个人的自由。在作者看来,这些思考本质上讲是解构工党的政治主张,推行撒切尔主义,重构撒切尔主义,重振其“文化霸权”,实现其全面的统治。所以就撒切尔主义来讲,这些看法是全面解构英国社会出现的“危机”,危机本身具有双重性,是悖论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危机的时刻也孕育了解构危机的时刻,也意味着重构社会现实的时刻,体现为危机中的解接合,接合再到重新接合的时刻。所以撒切尔主义充分认识并抓住了“危机”蕴藏的玄机,突显危机“越糟糕意味着越好”(Worse means better)的文化内涵, 由此在推行其战略时,大力鼓吹工党给英国社会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不断强化这些恐惧,摧毁在过去的岁月中建立起来的共识。所以,撤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工党、工会、国家混为一谈,把它们塑造成专职独裁的、对法律丧失负有责任的、挥霍的、不充分的、反个人主义的,实际上就是非英国的。”由此看来,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有效地把工党传统的价值观中的工党主义、福利主义凯恩斯主义等要素割裂开来,为保守党积极开启话语空间,使之成为一个受大众欢迎的主导意识形态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讲,撒切尔主义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充分利用了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解构”和“重构”理论,通过“解接合(disarticulating)左派的话语,而不是置换(displacing)左派话语”方式去实现右派和保守党的许多立场。撒切尔主义是全面建构文化霸权,实现其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接合。由此可见,撒切尔主义的成功要素之一就是在于解构既有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政治诉求,发展出新的社会共识以及描绘出美好的远景

  这样一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撒切尔主义尽其鼓吹社会的恐慌、焦虑、民众身份的丧失,使民众认识到“危机”的危害性和破坏性。撒切尔主义对“危机”的解构,就是在重构它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所以,总体上讲,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有效地透视和拆散了工党社会根基的最为中心和主流的部分”。这些工党中主流的群体包括了熟练的和半熟练的工人阶级中的相当部分、有组织的工会联盟成员中的绝大多数、城市工人阶级选民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在英国欠发达地区的和大量的失业人员,他们在选举中支持撒切尔主义,放弃了对工党传统的忠诚和虔诚。那些传统上支持工党的社会根基中绝大多数对工党及其政策等多方面问题产生了不满。而工党又没有采取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方略去吸引和引导这部分群体,他们倒戈也就在所难免了。与之相反,刚好保守党的撒切尔主义叉迎合了他们的政治主张,所以它就变为有效的平民主义政治力量,获得了被支配阶级绝大多数部分的大众认同,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成功地获得了“霸权”,实现了自上而下的(from a bove)“铁腕时代的铁腕政权”以及自下而上(from below)的“权威平民主义”。这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是撤切尔主义施政过程中必要的保证,充分体现出葛兰西和霍尔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强力”和“霸权”的统一。当然就撒切尔主义来讲,它更懂得如何有效地利用“权威平民主义”去确保民众对它的认同,并由此达成共识,实现对整个英国的统治。

  而撒切尔主义实现其全面统治的第二个历史目标是扭转英国社会的支配趋势。表现为政策上为扭转国家辅助福利的趋势;减少公共支出;重新恢复私有企业以及自由市场和自由市场力的强制性政策;减少国家干预;强化利润;控制工资;解散工人阶级经由工会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运用的权力等等。总体上讲这些措施是“反工党主义、反国家主义、反平等、和反福利”的结果,由此去彰显其“有机民族爱国主义”、“自由市场宗教”、“经济上竞争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威政权”。显然这些是在第一个历史目标的基础上重构英国政治霸权所采取的战略,撒切尔主义所呈现的“自由市场”,从根源上讲有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正是这一点为霍尔敏锐的领悟到,并给予深刻的理解。正如霍尔所言。“我们关注撒切尔主义的是社会思想领域或意识形态领域”。在此基础上,霍尔着力指出:(撒切尔主义)已经改变了政治思想和争论的流通。在此之前,社会需求已经开始建立了相对于市场力法则的自身的法则,而现在是“货币价值”(value for money)的问题,私人有权去处理自身的财富,自由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程式等这些问题变成为贸易的术语,不仅仅是议会政治争论的、出版社、新闻和政策循环中的术语,而且也是思想和日常流通中语言中的术语。

  所以,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是实现其“文化霸权”必备的经济基础,是为其意识形态的建构服务的。因为自由市场被看成是实现公平竞争的场域,是一种激励个人和社会团体奋发向上动力的象征,为英国老百姓所接受和推崇。归根结底,撒切尔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建立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倾向的意识形态集团。

  在撒切尔主义全面实施其霸权统治的过程中,除了以上两种最为重要的政治哲学策略或手段和目标外,全面恢复传统保守主义的若干道德价值观念,把市场经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和巩固“文化霸权”在撒切尔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建构,也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传统、家庭、英国性、责任、民族认同、大英帝国形象、帝国光荣、父权制、爱国主义、帝国怀旧等各种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使广大的人民大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更能深人人心。要求将整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回归到英国传统的社会标准中去,以“国家利益”为至高无上的荣耀,以在国际社会受“尊重”为战略优先,由此,这些或多或少安抚了因为“帝国衰落”带来的心灵和情感上的创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些价值系统本身不具有阶级性,更能建构想象中的“大英帝国”的荣耀,建构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最具创新的一面是它真真切切把“自由市场的新的信条与传统保守主义一些价值强调接合(combined)起来”。这种思想的矛盾结构强烈地表达为“自由市场和坚强的政权”。

  除了以上三个有关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的“文化霸权”的架构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但是往往为学者所忽略的是撒切尔主义善于借助政治时局的变化,充分抓住民众所思、所想,成功实现政治使命支配权的目的。这其中,撒切尔主义部分成功的原因在于成功实践了“形象政治”(politics in images)。它具有强烈地建构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想象共同体”的功能,可以唤起民众对强大“帝国”的无限遐想和追忆,变成为大英帝国的象征。那么,毫无疑问,“福克兰战争”(Falklands)(1982—1983),又称为“马岛之战”就表征为“其象征性形象成就的最高峰”。该场战役的胜利并不代表撒切尔主义文化内涵中经济的要素,而是代表了英国民众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通过一系列的形象结合起来。所以在这种意义上讲,“福克兰战争”对于撒切尔夫人本人的意义远远大于并超过战争本身。在《帝国反击》一文中,霍尔指出,这些形象是“高度选择的历史重新建构形式。你会懂得我感受到的谦逊,当我们在追随一代伟人丘吉尔当年所走过的痕迹时,注定把英国的名字放在自由世界历史的制高点上。”正是二战后通过丘吉尔对英国伟大的光辉的“形象”建构,撒切尔主义唤起了英国早些年反对纳粹德国所留下的大英帝国过去的伟大。在作者看来,正是撒切尔主义在马岛之战时表达了这些往昔帝国怀旧的言语,由此受到了英国民众前所未有的欢迎。尽管撒切尔夫人当政的那段时间,经济时好时坏,失业也不断增多,罢工的现象时有发生,通货膨胀等各种问题一直困扰着撒切尔夫人及其内阁成员。战前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滑到了第三位,取得战争胜利后,民意调查反到上升了二十个百分点。马岛之战再一次复活了英国民众心目中民族的伟大,撒切尔夫人也成功地获得了1983年首相选举的再度胜利。

  “撒切尔主义盗用了民族自觉、反法西斯、人民主权、自觉的权力、独裁者的狠毒、军事集团的邪恶、自由的火炬、国际法的规则和反法西斯的斗争等口号”去实现、激发和唤起最广大人民大众的认同感,这充分说明“形象工程”在塑造认同和共识上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所以霍尔对马岛之战“政治形象”的阐释充分说明,这种“政治形象”是与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特征相吻合的,再次体现为民众对“大英帝国性”的认同,并通过对帝国过去的怀旧使“倒退的现代化”合法化。这是撒切尔主义特征中最为独特,也最为学者称道的地方,显示出“撒切尔主义”文化内涵和特质的深刻性,撒切尔主义也就在无声无息中赢得了民心,获得了民众的认同,达成了共识,实现了“文化霸权”的建构。

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4]

  二战以后,英国历届政府不同程度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加强政府干预经济,推行需求管理政策,扩张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应该说,凯恩斯主义对于英国二战以后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经济滞胀危机的出现,导致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经济滞胀危机实质是凯恩斯主义危机。如果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延缓危机和增加就业,又将造成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如果实施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将引起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显然,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无法应对和克服经济滞胀危机。同时,由于多年来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英国政府经济职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规模过大,产生政府失灵现象。政府支出明显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1976年一度曾经达到46.9%,财政负担沉重,增加了经济运行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

  撒切尔政府认为,英国经济滞胀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工党政府推行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化政策的结果,只有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领域和范围,减少国有化规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能摆脱经济滞胀危机的困境,扭转经济停滞的局面,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撒切尔政府自1979年上台后,明确宣布要改变二战以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推行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现代货币主义和自由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抑制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是撒切尔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条主线。撒切尔政府认为,根据现代货币主义理论,抑制通货膨胀,必须从控制货币供应量入手,保持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大致相适应。1980年3月,撒切尔政府发表《中期财经战略》(medium term financial strategy),强调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标,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直接目标。其中规定1980—198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保持在7-11%,以后逐年把货币供应增长率增长幅度降低1%,1983-1984年降低到4-8%。在紧缩信贷方面,撒切尔政府1979年上台时最低贷款利率为12%,1979年1月英格兰银行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1981年8月开始,撒切尔政府改变银行最低贷款利率确定办法,英格兰银行不再统一规定最低贷款利率,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自行调节基本利率。1981年l2月,银行最低贷款利率基本保持在14.5%左右。

  (二)减少政府干预,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二战以后,英国工党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混合经济政策,积极干预经济,扩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采取参股、控股和收归国营的方式,控制了主要公共事业部门和基础工业部门以及绝大部分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工业部门,电力煤炭、煤气、铁路、电讯、造船、邮政等公共事业部门国有化比例达到100%;钢铁和航空部门国有化比例达到75%;汽车制造业和石油工业国有化比例也分别达到50%和25%。此外,英格兰银行也实行了国有化。在最高的年份,英国国有工业产值、就业人数、固定资产分别达到181亿英镑、208.5万人(1956年)、56.41亿英镑,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就业人数和总固定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0.5%、8.5%和15.3%。政府成为这些国有企业唯一的投资者管理者,政府派出官员担任国有企业领导,政府相关部门有权决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信贷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根据有关数据,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严重,效率低下,连年亏损,即使有盈利利润率也仅有1~2%,最多只有4~5%。国有企业主要依靠行政性垄断财政补贴维持生存。

  自工党政府推行国有化政策以来,国有企业一直是英国经济运行和政治争论的焦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是撒切尔政府改善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举措。撒切尔政府把国有企业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禁区。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改革始于出售英国石油公司部分股票,后来逐步出售涉及航空、电信、能源国有资产。电力、供水、天然气等传统上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而应该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的部门也开始推行私有化。通过把国有企业股份大量出售给个人和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原属国家投资经营的领域等办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90年代以后,邮政、铁路、运输等部门的私有化改革引起广泛关注,原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住房开始私有化改革,鼓励居住公共住房者买房,甚至部分卫生、教育部门也开始私有化改革。

  (三)改革税制,削减公共支出。二战以后英国税制的主要特点是高直接税、低间接税,其中所得税是西欧各国中最高的。撒切尔政府把改革税制作为应对经济滞胀危机、振兴英国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通过降低所得税税率来激发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积极性,特别是降低最高税率来使企业家得到更高的回报。撒切尔政府1979年的第一个预算案就将个人所得税基本税率从原来的33%降到30%;最高税率从83%降到同西欧其他国家大致相同的水平(60%)。同时,将征税起点从8000英镑提高到1万英镑,免税人数大约增加了130万人。此外,还减征投资收入税、土地开发税和公司利润税等,如将投资收入税的起征点从1700英镑提高到6250英镑,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同时还减少了一些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开展公平竞争。削减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减政府机构,精简工作人员。以政府民用事业就业人数为例,从撒切尔政府初期的77万人减少到90年代中期的5万人,政府规模大大缩小。

  (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撒切尔政府推行了西欧最激进的政府改革计划,提出“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运动,注重引入商业管理技术和竞争机制,采用商业管理手段来改善和提高政府服务效率。核心理念是政府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反过来市场机制同样可以弥补政府失灵,因此要精简政府机构,放松经济管制,引入竞争机制,用市场机制改造政府,提高政府运行效率。撒切尔政府1980年制定《地方政府与土地法》,第一次引入强制性投标,开始在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同时通过“雷纳评审”与《改变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确定公共服务节约开支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改革目标。撒切尔政府撤销了原工党政府设立的3000多个计划、咨询和监督机构。撤销了物价管制委员会,取消工资和物价管制,规定企业可以自由定价,工资由劳资双方自由谈判。削减国家企业局的权力,国家企业局不再作为决定经济政策的机构,主要职能是管理政府拥有的企业股份。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特别是取消了实施40多年的外汇管制条例,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撒切尔主义是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根本性纠正,把政府干预限制在适当范围之内,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1979年英国通货膨胀率为13.4%,由于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经济政策的滞后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80年曾经上升到18%,但是以后迅速下降,1983年为8.6%,1986年更是只有3.4%,通货膨胀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长期困扰英国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问题基本得到有效抑制。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也有所提高,英国1982~1989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都优于欧盟国家和美国等主要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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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背景资料:“撒切尔主义”.新华网,2013年4月9日
  2. 刘岩.撒切尔主义定义之理论初探[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
  3. 3.0 3.1 邹威华,刘波.斯图亚特·霍尔的“ 撒切尔主义"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
  4. 李栋.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政策实践及借鉴[J].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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