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發展效應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錄 |
二十世紀後期，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由於“地球村”的明顯“縮小”和世界發展相互依存的加強，到處出現增長熱，形成交叉感應。這是早期社會轉型不曾遇見過的。這種發展環境對晚近進入現代化的國家產生一種特有的遲發展效應。
遲發展效應有正負兩個方面，正面可稱為“後發展優勢”，或“落後得益”，負面則是相反的劣勢，而且常常負面大於正面。遲發展效應指的是現代化起步較晚的國家由於其起步晚而面臨的與現代化起步較早國家不同的制約條件和發展模式。
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
在一定條件下也加速對前現代的舊制度和自然經濟的破壞，用強制方式包括用商品的重炮去傳播一些現代化因素，去打破傳統社會自身無力剋服的封閉性與停滯性。這也是馬克思指出的殖民主義潛在的建設性使命。
現代生產力的高速發展
使落後國家的大變革不必一切從頭開始。它可以借鑒先進國的經驗，避免走彎路，採取優化的趕超戰略，從而有可能跳過或縮短初級工業化，直接過渡到或較快進入較高的工業化階段，即可能跳躍式的前進；也可以利用本國勞動力低廉等因素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世界相互依存和整體發展趨勢的提高，以及第三世界在國際經濟政治中的地位的重大變化，聯合起來的弱小國家也可能對發達工業國的損人利己政策進行較有力的集體抵制，這一趨勢可能加強。
不過這些有利因素並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取決於各國能否較好地利用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
（1）落後國家採取的戰略方針和實施步驟的基本正確，並能及時調整政策或出現的偏差，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國際局勢和經濟格局。
（3）國家有長遠發展目光，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國民素質。
（4）瞭解並利用發達工業國對發展中地區的國際政策、投資偏好與技術流動趨向。
（5）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有效干預的水平，特別是外向發展和競爭政策的推動。
雙重發展效應
晚起步的現代化和社會轉型處於世界部分地區已經高度工業化的新國際環境中，現代經濟秩序完全受發達國家支配，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資本輸出造成的經濟干預與國際不平等交換愈來愈突出，這對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非常不利。由於國內的發展受到外來因素干擾日益增大，使它們不可能獨立解決自己的發展問題。在高科技激烈競爭的新形勢下，各國競相發展技術密集和資金密集的新型企業，這些都不是一國尤其是後發展國家自身可以解決的，加之變化很快的國際市場競爭還要求發展新的信息工業，這就是說，晚近國家的社會發展目標完全是被外在決定的，它不僅要追趕發達工業國早已達到的歷史目標，還要適應發達工業世界的當前發展趨勢。在內部與外部兩大系統同時轉變的過程中，外部系統的變化比本身系統的變化更快，這就要求在推進本身系統轉變的同時，還要隨時適應外部大系統的變化，而外來因素對發展的影響又與日俱增。此外， 欠發達國家還必須分擔主要是由於發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等嚴重惡果。
同步發展效應
社會轉型進程在世界不同地區發展的不同步性，使早期現代化國傢具有占先的發展優勢，即享有占取農業世界的廉價勞力、資源與市場的優勢，獨占海外“自由土地”和殖民地，以支撐國內工業化的特殊國際條件。當時的非工業化世界充當了工業化世界發展的外部調節器。這一時代特點使早期工業國較易相對和平地解決發展引起的內、外矛盾或轉嫁危機（等到西方國家達到同步發展時，終於釀成經濟大危機與世界大戰）。晚近起步的社會轉型面臨的一個時代特點是發展的同步性。數以百計的新獨立國家處在全球性現代化熱潮中。它們作為農業國大多是在自然資源相似和社會結構相似的條件下，齊頭併進地推進工業化。在那些經濟發展互補性低的地區，發展遇到特殊困難，地區性的矛盾也較大。世界範圍內的自然資源、能源、市場、剩餘人口、環境污染等問題也都同時突發性地激化，無處可以轉嫁危機。
高速效應
由於整個國際發展條件的變化，就國內來說，發展中國家面臨日益加強的經濟、政治、社會心理等各方面的壓力；就國際來說，具有大量引進和借用外資、購買高技術、新設備等客觀可能性。這樣，以高於早期現代化的速度強制推行工業化和技術革新，是所有趕超型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這種趕超方式的實際進程是把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經歷的漸進發展過程壓縮到幾十年之間倉促進行。因此，在早期現代化中出現過的種種失調與社會危機，例如經濟增長與社會變革的速度愈快，大量舉借外債、大規模失業和人口大量流向工業化剛剛起步的大城市等等，都必然導致社會不安定因素急增，並可能引起兩種相反的效果：一種是導致社會轉型阻力增大甚至“斷裂”，一種是導致極權和軍事高壓現代化。這兩種情況都可能產生社會轉型的倒退。
超前效應
這實際上是高速效應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於盲目抄襲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急於求成，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發展計劃時常出現以過高的預期值來代替切實可行值的趨向，結果導致各種冒進式的發展。例如，農業沒有得到適當發展就過度擴大工業；中小規模工業還沒有得到發展就大搞高精尖的大工業；都市化速度超過工業化速度；相對工農業生產水平而言，第三產業發展過快；仿效發達國家消費模式的超前消費；等等。還有一種特殊的超前現象。根據一般情況，經濟增長首先引起物質文化的增長與變化，即所謂器物層次的現代化，然後才帶動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即制度的與文化的適應性變革。文化變革一般都是滯後的，稱為“文化滯後”(cultural lag)，這是早期社會轉型的發展序列。如，以法國大革命為起點，西方爭取結社自由的權利用了112年的時間。但在晚近現代化中，在開放和國際交流的新形勢下，發達工業社會在生活方式、政治體制、文化模式方面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傳播得特別快，常常是變成一種支配效應（demination effect）。加之人們的自主意識增長得特別快，公眾急切期望在低經濟發展水平上仿效高經濟水平的生活方式 、政治建制與文化模式，結果造成民主化建制超過居民的行使能力，或是造成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或是在前現代化社會中摹制出若幹代價高昂的現代化的“飛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文化依附的現象。
人口效應
人口的空前增長在早期工業化中就是一個突出現象，它是有助於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是，西歐北美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從未超過2%，當時的大量過剩人口還可以通過海外移民方法去尋找出路。戰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長率比上個世紀高二到三倍，大多數國家都以高於2.5%的年增長率增加，這種人口爆炸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要想通過大規模移民來減輕人口過剩壓力的餘地十分狹小，相反，人才外流到發達國家倒是一種趨勢。1950年，發展中國家的總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66%，1988年增至占80%。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和勞動力供給的絕對過剩，給社會轉型帶來特殊的阻力。“富國變得愈來愈有錢，貧國變得愈來愈有孩子”，這就更加難於改變生產力水平極低的農業，現代生產方式也更加難以滲透進來。這樣，“現代文明”帶來的傳導性變遷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性後果。單是這一項因素就可能把那些最不發達的國家（社會）自動淘汰出世界現代化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