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知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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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知識生產是科學主體運用科學工具對科學客體進行的能動的創造性的實踐活動。

　　一、“求知”是科學知識得以產生的源泉

　　求知是因好奇和興趣而產生的一種對事物和事件的本質規律進行探究的欲望。“古今以來人們開始哲理探索，都應起於對自然萬物的驚異：他們先是驚異於各種迷惑的現象，逐漸積累一點一滴的解釋，對一些較重大的問題，例如日月與星的運行以及宇宙之創生，作成說明。科學史學家薩頓也認為“好奇心(人類最深刻的品性之一，的確遠比人類本身還要古老)在過去如同在今天一樣也許是科學知識的主要動力。需要稱之為是技術(發明)之母，而好奇心是科學之母”。

　　一方面，“求知”是科學知識生產主體得以產生的前提。科學知識生產主體指的是承擔、參與生產知識這一活動的人，即科學家。最早的科學家是由什麼樣的人來充當的?亞里士多德對這一問題給予了精辟的回答：他們是好奇、有閑、自由的人。好奇激發出求知欲望，有閑與自由意味著他們不為其他目的所左右，這是“求知”的根本保證。對此貝爾納也指出：“在早期，科學大都是有財有閑或那些較舊職業里的小康分子的兼顧或餘閑的事業。”不為衣食所憂的“小康分子”從事科學這一“餘閑事業”的唯一動機就是“求知”。另一方面，“求知”是科學知識得以產生的前提。“一個有所迷惑與驚異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話所編錄的全是怪異，凡愛好神話的人也是愛好智慧的人)；他們探索哲理只是為想脫出愚蠢，顯然，他們為求學術而從事學術，並無任何實用的目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樣一種不具任何實用目的的人類求知本能，是智慧的最高追求，也是科學知識在最早時期得以產生的根本動力因。

　　近代科學知識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運動以後，在這之前人們的精神狀態是把希望寄托在天國來世，不想在現世有多大追求。一切都是盲從，很少進行思索；不需進行發現，不需進行努力，聖經和先哲已為世人準備好了萬古不變的真理。這種麻木的、不求奮進的精神狀態是無法進行科學探索的，文藝復興運動就為這種不思進取的精神造就了一股強大的社會衝擊力量。可以說文藝復興運動是“人們的思想從古代的停泊處解開纜繩，在廣闊的探索求知的海洋上啟航前進”的出發點，恢復了理想、自由的真精神，使得人們開始對自然充滿好奇和熱情，並以一種開闊的胸懷來認識、探索自然。正是這種求知欲望終於使人們完成了從中世紀的盲從轉向科學知識的生產狀態。羅斯扎克甚至認為：“自由地探究真知畢竟是最高的價值，是精神的緊迫需要，其程度就像身體對食物的緊迫需要一樣”。在17世紀之前，對科學知識的這樣一種近乎單一的求知本能推動著科學知識極其緩慢且無規則的發展。

　　近代以後，科學知識得以迅速積累，推動其發展的根本原因，也不再僅僅是求知，儘管求知在科學的發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唯有“求知”動力因的推動，不可能使科學知識的生產成為一種有目的的行為，也不會使科學知識得到廣泛的社會承認，更也不會使科學研究成為一種社會職業。17世紀以來科學的迅猛發展，還有另外兩個動力因的作用，即“實用”和“權力”。

　　二、“實用”為科學知識的迅速增長提供了動力

　　“科學的首要目標是發現事物和事件的本質規律，從而我們能夠理解並解釋它們。這種關於事物和事件的知識總是帶來高度的實利，以新的利益豐富人類生活，幫助聰慧的人們在他們生活於這個偉大世界的短暫一生中確定自己的方針。當科學知識在不經意之中帶來的實利被聰慧的人類認識以後，世界上具有“特殊能動性”的生物——人就會想方設法通過知識的生產來滿足其預期的實用目的。“實用”指的是實際應用。對於科學知識來說，技術恐怕是對“實用”這一抽象辭彙最恰當不過的具體落實。儘管“農業、建築、礦業、玻璃與陶瓷製造以及紡織工業等重要技術在18世紀末以前，從科學得到的幫助微乎其微，如果說有的話。但在“18世紀里，科學和技術的友好關係更加密切了。一方面，科學家對實際問題的興趣更濃厚；另一方面，實際工匠或技師對自己工作的科學方面表現出新的興趣”。

　　18世紀初期，科學知識的增長在經過17世紀大爆發的那股原始衝動後進入了一個低谷，但此時技術的變革並未停止。一方面表現為技術在農業實踐方面的迅速改進，另一方面表現為新興的重工業和制鐵制鋼技術的全面更新。雖然這一時間的技術變革中運用的大部分是17世紀生產的科學知識，但這種技術變革更加突顯了科學知識的“實用”功能，從而使得科學家的眼光開始關註實際問題，工匠和技師也開始把解決實際問題的途徑轉移到對科學知識的挖掘和生產。這種轉化導致了科學家與工匠技師日益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如18世紀中葉出現的“月社”，其成員就有工人出身的發明家瓦特(Watt J)，有進步的科學家普利斯特利(Priestley J)和伊·達爾文(Darwin Y)，有工匠出身的機械工程師，也有激進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甚至著名的資產階級學者(亞當·斯密)和休謨都和“月社”來往密切。表1是歷史上五個科學大國在其科學中心時期的學科權模。學科權模P值可以表示某學科對世界科學貢獻的大小，這一數值也反映了某學科知識占世紀科學知識的比重，同時通過表1的數據還可反映不同時期某學科知識的增長狀況。

　　由表1可以看出，從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數學、物理、化學三門學科知識的增長比較顯著，而天文、地學等知識的增長卻相對來說比較緩慢。這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數學、物理、化學與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生產生活中的技術及對自然認識的需求導致科學家把知識的產量集中於這三門學科；天文、地學則與當時的生產生活相關性不大，從而出現這兩門學科的知識積累增長緩慢的情況。還應值得註意的是，化學這一學科由17世紀學科權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情況下，在經由17世紀到19世紀初期學科權重僅次於數學這一有著較為漫長髮展傳統的學科，位居第二。如果不能完全把數學、物理等科學知識的增長歸功於“實用”動力驅使下導致的結果的話，那麼化學的異軍突起則只有通過這一時期科學知識發展動力的轉化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一種分佈很廣的非科學的而基本是技術性質的採礦和化學工業的迅速發展，是構成任何有效化學理論的必要前提”。如1774年，氯的發現就來自舍勒對玻璃著色的礦物錳所作的研究。此外，伴隨18世紀紡織工業突飛猛進的發展也出現了許多化學方面的技術問題，如棉織品加工所需要的漂白、染色、印染等化學技術問題，這些技術問題迫使人們研究、掌握化學知識。柏托雷在1784年發現氯在漂白上的用途，而麥格勒革(Me Gregor)受其婿瓦特的啟發，首先把氯大量用於正在增產棉布工業；洛巴克則於1746年製造出硫酸，用來代替漂白用的脫脂牛乳酸，他還用鹽代替貴重的海藻和海草來製造鹼。1780年，英國出版的一本染織業歷史書中寫道：學者們“不再迴避骯髒和臭氣衝天的作坊，也不再為工人的頭腦簡單而鄙視他，今天...卻是去訪問他的作坊，與工人討論如何改進和採用何種方法改進他的工作。”

　　“正是在這個時期，製造家、科學家和新興的職業工程師，在工作上和社會生活上都混合在一起，水乳交融，遠過於後來的19世紀。他們互通婚姻，慷慨酬酢，不斷交談，進行實驗，並聯合擬定新計劃”。這些不同身份成員之間的彼此配合、共同實驗，在成千上萬手工業工人創造發明的基礎上，興起了轟轟烈烈的英國工業革命。圖

　　三、“權力”導致科學知識生產動力的多元化

　　“權力”一詞有兩層基本含義：其一是指政治統治或政權權勢、權柄等，其二是指人類或個人、團體、國家所具有的力量、能力、實力等。在此主要是指國家通過種種方式來影響科學知識的生產的力量，即國家權力。“國家權力向來有兩種作用，一是作為統治力量發揮政治作用，二是作為物質生產的促進力量發揮經濟作用。在工業化時代，這種經濟作用更為突出。工業革命使英國國家權力與科學技術的關係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科學知識、經濟發展、國家權力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量，18世紀前，這三者的直接聯繫並不密切，尤其是科學知識與後兩者的聯繫更少。工業革命不僅使‘知識’和‘經濟’結合起來，也使‘知識’與‘權力’走向結合。

　　工業革命使紡織部門實現了由手工工場向機器大生產過渡，推動了社會各個產業部門都實現動力機器生產的革命化，促進了許多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工業革命的完成使英國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國民收入增長了7倍；從1770年到1840年間，工廠的人均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O倍，成為世界上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一方面，工業革命突顯了科學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對科學知識的生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從而促使國家權力對科學知識的生產加以重視。另一方面，科學知識的生產方式也經歷了一個“經驗型”——“實驗型”——專業化、職業化併進而體制化的轉變過程，科學知識生產活動的規模日益增大、門類增多、花費更趨浩大，遠非私人資助和個人能力所能獨立支撐，勢必要求國家更多地介入科學知識的生產活動，發揮資助、組織和保護等重要作用。對此，早在1870年英國成立的“科學教育和科學進步皇家委員會”(達文夏委員會)經6年的調查之後得出結論：“科學研究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政府資助。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應自立於世界科學之林，這一任務的大部分一直是由個人志願承擔的??但是，政府必須承擔起個人不願或不能圓滿完成的大部分國家責任。

　　二戰期間，關鍵性科學知識的突破是作戰國軍事實力質的飛躍，原子彈工程、微波雷達、聲納反潛技術、圖林電腦破譯密碼、軍事設備所需的各種性能材料和功能材料??無不需要科學知識的突破和參與。隆隆的炮聲、生命的代價以及國家尊嚴的得失使科學知識無比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彰顯，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深刻認識到，一度以為是通向真理的天梯的科學，其實不但在經濟中而且還可以在戰爭中大顯身手，科學知識由此也變成了無所不能的顯赫的可以實現各種社會利益的工具。科學知識的生產也隨之升級為每個國家不可輕視的重大事業。在曼哈頓工程中，資金投入數百億美元，人力投入十幾萬人次，足以體現出科學知識不可遏止的、日益高漲的地位和身價。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經濟競爭、科技資源的有效配置成為各國關註的焦點，科學知識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的今天以其更加豐富的自身魅力藉助國家權力的直接干涉，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集團憑藉各種各樣的理由來資助、組織、推動科學知識的生產，科學知識完全置身於一種多元化的生產動力之中。“權力”的推動在科學知識生產中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美國柯林頓政府1994年發佈的科學政策報告《科學與國家利益》中強調：“科學——既是無盡的前沿也是無盡的資源——是國家利益中的一種關鍵性投資。正是基於這種認識，2O世紀後，科學與“權力”進行了全方位的結合。

　　科學知識的生產動力經歷了求知——實用——權力三個階段，三個階段的劃分是以不同時期對科學知識的生產發生主要推動作用而言的。瞭解三個因素在三個不同歷史階段推動科學知識發展的根本特點，有助於懂得科學知識生產動力因的實質及意義。

　　首先，科學知識在早期的“求知”動力因，奠基了一種為科學而科學地探求外部世界的科學的理性精神，即相信存在著一個客觀的對象世界，這個世界有著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並能夠通過人類的求知而被人所認識。這是科學精神的根本要義，它要求科學家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堅持客觀性，避免主觀偏見；堅持獨立思考，避免迷信盲從；堅持用物質世界自身解釋物質世界，反對任何超自然的存在。

　　其次，科學知識在17世紀之後突顯的“實用”動力因，促成了“知識就是力量”的普遍社會信念的形成。科學知識的生產開始關註社會需求，社會的發展也開始向科學知識提出越來越多的有價值的科研問題。針對不斷涌現的新需求、新問題，科學知識也得到了迅速的積累。那些試圖獲得財富的人們開始懂得：“物質世界是可以認識的，可以系統地加以改造，為他們謀利益。”[1以至培根揭示：“科學的真正合法目標，就只是給人類生活提供新的發現和力量。

　　最後，科學知識在近現代逐漸彰顯的“權力”動力因，達成了科學與政府、大學、企業之間的網路互動關係。科學知識的生產不再是“有錢有閑”之人的個人事業，而是一種國家層面的需要進行頂層設計的事業。政府有必要支持科學知識的生產，也有必要以政策的形式調整國家資源在不同學科領域的配置，更有必要理順科學與政府、大學以及企業之間的關係。

　　三種動力因素在實際過程中相互作用並滋生、誘導其它因素髮生作用。在不同時期各個動力因素充當的角色不同，服務的目的也不同，在推動知識增長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是不同。動力因角色的轉化及科學知識生產動力的多元化一方面促進了科學知識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問題，如多元化的動力推動是否有利於科學知識的發展?是否有助於社會的全面進步?政府應該如何指導科技資源的配置?如何規劃科學知識的生產?如何充分利用生產出的科學知識?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去面對，值得進一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