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娛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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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娛樂化是指電視媒體製作、播出的格調不高的娛樂類、選秀類節目過多，以吸引受眾眼球為目的，把歷史、新聞、體育等進行娛樂性的修飾，重點突出其娛樂性，人為地降低文化產品的嚴肅性和真實性的行為

　　一、文化資本的逐利性

　　對利益的永恆追求是資本的根本屬性。近年來，文化產業開始興起，嗅到了經濟利益的資本開始大規模流入文化領域，具體形式雖然千差萬別，但其追逐利益的本質卻沒有改變。隨著資本的註入，文化產業規模不斷壯大，整體競爭力明顯提高。從國民經濟的增長的貢獻看，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3.48提高到2017年的4.2，占比呈現逐年提高的態勢。2017年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34722億元。但資本逐利性的本質屬性，帶來文化產業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泛娛樂化的嚴重傾向。

　　（一）資本註入下的廣電

　　傳統廣電領域，資本的註入使得綜藝娛樂節目迅速崛起。在資本的操控下，傳播者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開始大量製作傳播娛樂信息，用一種“精神娛樂”的方式來獲取受眾關註，從而獲得大量受眾流量，最終盈利，無論是以《非誠勿擾》《玫瑰之約》等為代表的情感類節目，還是以《變形計》為代表的身份互換類節目，抑或是以《明星大偵探》為代表的邏輯推理類節目。總之，幾乎所有電視頻道都紛紛拿出看家本領，加大娛樂類節目製作，一時間各種綜藝娛樂節目紛紛上馬，只為吸引大眾眼球，從而獲得巨大的廣告收益。這導致了娛樂節目在所有電視節目類型中的占比大幅度提升，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如今的綜藝已經和電視劇、新聞共同成為拉動廣電收視率提升的三駕馬車。2017年，電視劇、綜藝和新聞三大類型節目占據總收視量的57.1%。其中綜藝節目2018年的收視比重為13.3%，雖然相比於上一年度的14.7%下降了1.4個百分點，但其下降原因主要是由於創新不足，而並非娛樂市場的冷卻。實際上綜藝節目行業整體的市場表現依然強勁，行業規模仍舊呈現上升趨勢。

　　（二）資本操縱下的移動互聯網

　　資本操縱下的文化產業，進入移動互聯網領域，則表現為短視頻行業的興起。無論是“抖音”“快手”還是“騰訊微視頻”，都是以短視頻作為切入點，在移動互聯網終端傳播娛樂信息。“網紅”崛起，大量看似個人擁有的賬號，背後都充斥著專業團隊的運作，它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即“盈利”。此類賬號的視頻製作、運營都由專業人員進行，而並非看起來的“個人發佈視頻”。

　　二、傳播方式的變革

傳統媒體的大眾傳播主要是通過某種機械裝置定期向社會公眾發佈信息或提供教育娛樂信息，就像是一個個大喇叭。傳播者只需要站到“喇叭”跟前把信息廣而告之即可，受眾更多的是被動接收。新媒體語境下的信息傳播，變成了一種強調交互性、社交性的信息交流活動。而這背後需要的是先進科技的支撐，事實上正是由於技術的發展，才使得信息的傳播方式不斷發生劇烈變革，如印刷術與報紙的誕生，無線電波的傳輸技術與廣播的誕生，等等。當前，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傳播者、傳播渠道和接收終端呈現出如下變化。

　　（一）傳播者的改變

　　首先，從傳播者角度來講，互聯網的發展使得把關人的作用不斷弱化，普通人開始成為信息的製造和傳播者，把關開始成為受眾的個體行為或者某些機構的利益訴求。

　　以抖音為例。抖音視頻時長15秒的限制，使得抖音短視頻的敘事功能弱化，抖音中的大部分爆款視頻呈現出來的都是娛樂形式。年輕人登上抖音，並不是為了通過一場觀影行為，尋求與視頻中的角色產生心理共鳴，或者從故事情節中收穫感動和某種情感體驗，從而獲得一種審美感受。抖音受眾的主要目的是消遣，通過大量私人情感生活或者視覺奇觀類短視頻，收穫一種娛樂的、即時的甚至是直接作用於人眼感官的快感。即使部分視頻能夠帶來感動或者讓受眾瞭解到一些生活小常識，但是在大量純、淺、薄的娛樂類視頻的汪洋中，也只能算是滄海一粟。

　　一方面，互聯網環境中，普通人開始成為信息傳播源頭，不同於受過職業教育和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員，這一類傳播者僅僅憑藉自己的本能和興趣點，進行信息的製作、傳播。這種憑藉著個體興趣點所製作傳播的信息，通常呈現出娛樂性的內容和形式，傳播的信息內容也不再是“陽春白雪”，而變成了“下里巴人”。另一方面，資本掌控下的專業傳播者在利益的驅動下，為了牟利而過分註重市場需求，放寬甚至是放棄了職業操守，批量化、模式化地製作了無以計數的淺層娛樂作品，更是對文化市場的娛樂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之，作為第一“把關人”的傳播者發生變化，導致傳播活動“泛娛樂化”的趨勢也必然愈演愈烈。

　　（二）傳播渠道和接收終端的改變

　　其次，電腦技術、無線通訊網路技術以及移動終端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的傳播渠道和接收終端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當前，依托於4G技術的網路媒介成為繼傳統報紙、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大傳播媒介，互聯網傳播成為任何傳播團體和個人都不可忽視的重要渠道。互聯網充分打通了各個傳播渠道，無論是報紙、廣播還是電視都可以以“互聯網+”的形式獲得重生，傳播渠道變得多元化。同時，基於3G/4G技術的互聯網傳播，使得信息的即時傳播得以實現，一條信息幾乎能夠在發佈的同時被受眾所接收。

　　互聯網媒介並非指單一以電腦為接受終端的媒介，而是指與互聯網結合下的一切終端接收設備，無論是手機、平板電腦還是車載廣播。即時通訊與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接收設備的強強聯合，最終使得“娛樂”的伴隨性被無限放大。無論何時何地，無論何種形式的移動接收設備，娛樂信息都能傳播至受眾面前，並以各種生動的形式（圖文、視頻等）刺激受眾的娛樂神經。這就從技術和工具層面解決了“泛娛樂化”傳播的障礙，從而大大促進了“泛娛樂化”傳播的可能性。

　　三、受眾的心理訴求

　　傳播學領域對受眾心理的研究開始得較晚。傳統的傳播模型中，無論是“魔彈論”“沉默的螺旋”還是“議程設置理論”，均是從傳播者的角度切入，這些理論下的受眾只是一個被動接收的群體。而在現代傳播實踐中，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語境下，受眾的即時反饋、互動，以及受眾的信息接受喜好、習慣，都成為一條信息是否能成功傳播的重要因素。因此，作為信息最終接收者的受眾，他們深層次的心理需求，理應成為“泛娛樂化”原因探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一）現代人的“心理危機”

　　人們需要放鬆和娛樂，尤其是當今繁忙浮躁的經濟社會，財富幾乎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誌。這就使得“人”開始物化，成為一個個賺錢的工具，個人的放鬆和真摯的情感享受成為一種奢侈品。在這種現實社會的壓抑下，受眾需要一個宣泄口，而“娛樂”就是一種最便捷的也是成本最低的宣泄方式。人們通過“娛樂”尤其是“文化娛樂”的方式，進行精神層面的調劑，緩解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壓力，獲得短暫的放鬆、休息，並收穫愉悅感和滿足感。這種狀態下的受眾，暫時脫離了現實環境，他們的精神不再被桎梏於現實中的困難、逆境與生存壓力中，而是超脫於物質之外，收穫到了精神快感，產生的是一種類似於精神鴉片的作用，使人深深地沉迷其中，難以自拔。娛樂符合市場經濟環境下受眾的這種收視訴求和心理需求，成為最便捷廉價的宣泄方式。尤其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娛樂的伴隨性不斷強化，受眾開始隨時隨地分享娛樂、享受娛樂，娛樂開始逐步泛濫，呈現出蔓延到社會方方面面的趨勢。

　　（二）崇拜心理和移情效應

　　“泛娛樂化”的大背景下，有一種叫做“明星”的產品大放異彩。明星在很大程度上也營造出了全民狂歡、全民追星的文娛景象，推動了泛娛樂化現象的產生。一些明星自帶粉絲流量，擁有大量忠實受眾，依賴於“粉絲經濟”的流量變現，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受眾對明星的追求，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的圖騰崇拜。圖騰崇拜是人類對於未知、神秘且強大的自然力量的一種崇拜心理，人類祈求與上蒼交流，得到上蒼的力量或者保佑，從而求得更好的生產生活環境，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狀態。雖然追求明星與崇拜圖騰的形式和原因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追本溯源都來自於人類基因深處的崇拜心理。粉絲對明星的推崇，實際上也是對美好生活前景的一種嚮往。明星們往往是通過包裝塑造出一種近乎完美的人格，他們漂亮、年輕、有才華且充滿活力，同時還那樣努力、奮進。粉絲通過將自己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或是對自己另一半的幻想，投射到自己的“愛豆”身上，把自己的美好生活寄托於影視明星、“網紅”明星，通過這種移情作用，緩解對現實生活狀態的不滿，於精神層面產生一種愉悅感並逐步沉溺其中。於是，在崇拜心理和移情的共同作用下，受眾盲目追求明星成為了一種娛樂現象，導致了全民追星、全面狂歡的景象，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泛娛樂化”的蔓延。

　　（三）社會認同感與成就感

　　資本註入到移動互聯網領域，促進了短視頻行業的興起。一部分作為視頻製作者的個體，通過個人情感生活、私密生活和娛樂信息、視頻奇觀類信息內容的發佈，獲得點贊、評論或者轉發這三種形式的互動，這三類即時反饋，能夠使視頻發佈者清晰、即時地瞭解到他人對自己作品的喜歡與否，且點贊、評論等數量還可以不斷累積、增加，這就使得信息傳播者不斷獲得成就感以及滿足感，從而刺激個人的發佈欲望，不斷更新、創作出更加易於吸引眾人圍觀的娛樂類視頻作品。

　　如今，許多年輕人都習慣在抖音中發佈自己的日常生活細節，同時也密切關註著抖音里每一個流行元素，時刻把握著抖音里的最新流行動向。這些年輕人會因自己的內容被別人點贊或者評論而引以為傲，歡喜不已。這部分信息製作者並不是為了金錢，內心深處的精神渴求才是驅使他們不斷更新的動力。這些個體渴望獲得他人與社會的認同，正是這種認同感和成就感的精神訴求，使得抖音獲得了無以計數的、不斷更新的短視頻資源。

　　美國著名生態批評家尼爾`波茲曼認為，人們的媒介行為由電視本身的特性所決定。電視作為一種視覺媒體，它向人們提供動感、斑斕絢麗的畫面，“正是電視本身的這種特性決定了它必須捨棄‘思想’，來迎合人們對視覺快感的需求，來適應娛樂業的發展。”在人們追逐娛樂享受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監管機制和自我約束，娛樂逐步泛化。泛娛樂化指“電視媒體製作、播出的格調不高的娛樂類、選秀類節目過多，人為製造笑料、噱頭，惡搞、戲說泛濫，連新聞、社教類節目也摻雜娛樂元素，甚至用打情罵俏、大話性感、賣弄色相的情節和畫面來取悅觀眾。”

　　首先，“同質化”削平了電視的深度意義。電視節目同質化主要是指目前電視媒體存在的“以大致相同的節目製作手段、製作流程、節目類型，傳遞大致相同的各類信息的現象。”相似的節目樣態加劇了電視媒體的“同質化”進程，表徵了電視娛樂文化“泛化”“異化”的生態轉向。一檔節目火爆之後，東施效顰者眾多，但缺乏文化內涵和創新意識，往往一哄而起後卻曇花一現。模仿與拼貼讓電視節目創新力匱乏，文化內涵與價值意義備受拷問。

　　其次，“商業性”挑戰電視的娛樂邊界。鮑德里亞認為，我們已經深入一個被消費包裹的世界。電視熒屏上充斥著濃郁的商業氣息。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電視節目的賽事流程存在諸多爭議，特別是簡訊投票機制。簡訊投票作為除廣告外電視臺商業利益追逐的另一個手段，其目的無可厚非，但是此類節目中簡訊收費標準嚴重畸形。關於簡訊幕後操縱的消息不絕於耳，透明度不夠使得簡訊黑幕的存在嚴重傷害了此類節目的公信力。

　　再次，“虛假性”欺騙電視受眾的情感。真人秀給人們提供窺視的快感，它仿佛為人們建構起來一架專門的“窺視機器”，通過電視的推波助瀾，每個人心靈深處隱藏的窺私欲望會發展為一種萬眾共同參與的娛樂消費形式，個人的私生活也堂而皇之地成為了“錢景”的消費資源。

　　1、加強節目監管力度

　　電視節目要走出泛娛樂化的怪圈，需要監管部門從政策上進行調控與管理，為電視節目營造健康有序的傳播氛圍。2011年國家廣電總局出台的“限娛令”，對娛樂節目的播出時段、播出數量、節目質量等進行了規定，如若違反規定則勒令停播。“限娛令”給文化類、財經類、公益類節目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當然，電視臺自身的監管也是解決“泛娛樂化”問題的有效良藥。

　　2011年中央電視臺節目評價體系進行了重新調整，標誌著收視率末尾淘汰制的終結。新的評估體系將引導力（節目導向、價值觀）、影響力（公信力、滿意度）、傳播力（收視目標完成度、收視規模、忠誠度、成長趨勢）以及專業性等作為評價指標，體現了電視媒體在新時期需要秉承人文情懷與社會責任。北京電視臺也對節目評估體系進行了調整，更看重節目的“社會責任、品牌價值、文化品質和專業品質”。浙江電視臺從五個綜合方面來評估電視節目，包括新聞公信力、人文美譽度、品牌影響力、平臺覆蓋率和收視率。

　　2、培植文化內涵

　　當前，電視節目的異化生產與其文化內涵缺失有很大關係。缺失文化內涵，電視節目的生命力就必然消退。因此，需要不斷加強電視節目的文化創新與主流價值觀的表達。“主流價值觀的傳播不僅關乎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的基本取向，而且關乎主流社會乃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在發展的中國，尤其需要進取的、健康的、高尚的主流價值觀來引領全民族的精神境界，不斷提升民族和國家的力量。這種主流價值觀歸結起來就是，向真，向善，向美。”比如，央視的春晚，每年都有一個鮮明的主題，這個主題都是和當年的國家大事或者主流話語表達有關，某種程度上契合了春晚“家國同構”的敘事表達。

　　在電視創造過程中，電視媒體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新性傳播。傳統文化凝聚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意願與社會共識，因此有必要進行強化。“我國電視節目製作者應多挖掘中國的傳統資源和民間資源，充分研究中國人的審美趣味和接受心理，使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先進的時代精神的有機融合。”

　　首先，市場化競爭帶來的壓力迫使新聞媒體千方百計迎合受眾的各種需求，甚至是格調不高的需求。多年來全國各地的電視臺掀起了“選秀造星”的熱潮，這些“選秀”節目的成功至少從兩個方面對公眾進行了消極引導：一是對“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肯定、刺激與鼓勵；二是對“追星族”狂熱的追捧行為予以積極的評價和贊賞。

　　第二，媒體對收視率、發行量的過分追求使得新聞策劃逐漸走入了“誤區”。高收視率、高發行量意味著豐厚的廣告回報，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在利益的驅使下，“新聞策劃”這個被廣大媒體所運用借以提高新聞報道的質量，避免新聞活動盲目性的合法行為，成為個別媒體進行商業行為的擋箭牌。從對新聞事件的導演、參與到對娛樂節目的低俗炒作，無所不用其極。

　　第三，在新的形勢下，原有的傳媒管理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在媒體節目泛娛樂化、泛低俗化的風潮中愈來愈顯示出它的蒼白與乏力。我們需要一個能保證中國新聞媒體健康發展、引領群眾積極向上、和諧共處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度體系建設、完善國家法律法規，通過他律與自律全面提高新聞從業人員的自身修養。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需要新聞傳媒發揮其作為輿論引導的作用，承擔起營造和諧社會氛圍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