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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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貿易自由化就是各成員方通過多邊貿易談判，降低和約束關稅，取消其他貿易壁壘，消除國際貿易中的歧視待遇，擴大本國市場準入度。實現上述目標的途徑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進行貿易自由化。自由貿易政策允許貨物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在國際價值規律作用下，可以刺激競爭，鼓勵發展，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促進世界性的分工和貿易發展，擴大市場；同時使消費者得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服務服務貿易自由化。

　　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貿易自由化在服務領域的具體表現。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世界上的其它國家。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勢不可擋。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被全球經濟紐帶捆綁在一起。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都必須要在貿易自由化的浪潮中迎接競爭和挑戰。

　　服務貿易自由化具有和貨物貿易自由化不同的特點。

　　服務貿易自由化涉及範圍更廣，包括運輸、旅游、教育、金融、通訊等行業；服務貿易自由化涉及到一個國家敏感性行業和意識形態領域，開發難度更大；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不確定因素更多等。在自由化過程中，這些特點導致達成統一規則難度大，所花費時間長。因此在考慮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長期發展戰略時候，需要把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綜合考慮進去。同時，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影響是有一定差異的。

　　現有國際貿易體制在服務貿易自由化利益分配上存在不平等和歧視。發達國家相對於發展中國家從服務貿易自由化中得到了更多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往往處於被動地位。貿易自由化不僅產生正面作用——使該國服務業發展和競爭力提高，還可能導致負面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任何國家都要在貿易自由化和國家安全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如波特在鑽石體系中強調機遇角色的重要性一樣，貿易自由化給各國服務貿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貿易自由化不僅給服務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是推動服務貿易內部比較優勢與動態比較優勢結合的外在動力。比較優勢的產生和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在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等比較優勢學者的論述中都強調兩個國家之間開展的是完全自由貿易。而現實中很難直接達到這一點。國家之間都是由封閉到開發的逐漸發展變化的過程。

　　再者比較優勢是從巨集觀到微觀角度研究國家之間競爭，強調雙方都能從貿易中獲利。而競爭優勢則是從微觀到巨集觀的角度研究國家之間的競爭，強調一國如何形成並保持其競爭優勢。而貿易自由化及涉及到國家利益又關係到企業發展，從而可以對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結合起到推動作用。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深入發展也需要本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持續提高作為支撐。

　　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趨勢，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歐洲經合組織在成員國內部推行並完善了《無形貿易自由化法案》。70年代起，面對巨額的貨物貿易逆差和同樣巨額的服務貿易順差，美國開始積極推進服務貿易的自由化。1986年，服務貿易被正式列為新一輪烏拉圭回合的談判議題，1993年，《服務貿易總協定》終於達成，l995年，該協定正式投入運作。GATS的簽署和實施是國際多邊貿易體制推動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一個重大突破，它為參與服務貿易的國家提供了服務貿易國際管理和監督的約束機制，為服務貿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具有預見性的、自由貿易的法律框架，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原則為世界各國所接受，國際服務貿易獲得了一個嶄新的發展空間。

　　服務貿易自由化趨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發展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具體反映。目前服務貿易自由化趨勢可以概括以下幾方面：一是服務貿易自由化在國際多邊貿易體制推動下逐步擴展。二是各國做出的服務市場準入的承諾推進了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三是各國服務貿易壁壘有所降低，服務業國際化程度逐漸提高。四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為發展中國家參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提供了基礎。

　　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三類：

　　一是遵循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按照比較優勢建立的模型。這類模型中，國際貿易是由於各國之間的區別而產生。各國投入產出的相對成本的差異導致了互惠國際貿易的出現。H-O模型將之歸於各國的要素稟賦的差異，其後梅爾文(Meivin，1989)、伯格斯(Burges，1990) 、瓊斯(Jones，1990) 、迪爾多夫(Deardorff，2000) 、布萊恩( Brian R，2002) 等都沿用該思路並加以拓展，這類型的標準比較優勢模型探討的結果相似，都認為各國通過出口商可獲得更大的外部市場以及本國消費者可獲得更便宜的服務這兩方面福利提高，每個國家作為一個整體是可以通過服務貿易自由化得到凈收益。

　　二是新貿易理論興起後，改變完全競爭等傳統假設後建立的模型。克魯格曼參考迪斯特和斯蒂格裡茨(Dicit、Stigliz，1977) 建立的產品差異化模型並引入貿易理論(Krugman，1978)，在1985年的文章進一步解釋了(Helpman、Krugman，1985)“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係，成功的解釋了戰後國際貿易的新格局;其後，馬庫森建立了生產者服務貿易的模型，結果表明，要素自由貿易將給兩個國家帶來比單純的服務自由化更高水平的收益(Markusen，1981、1984、1989、2000);豪克曼也指出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對於一國企業國際化生產和經營是至關重要的，而有確鑿的證據表明，限制服務部門競爭的政策代價是非常昂貴的(Hockman，1997)。這類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研究基本已模型化，但亦出現了多種不同的研究方向。首先是溢出效應(Spillovers)，生產者服務貿易自由化後，國內企業可仿效或引進國外企業提供的報務產品或新服務方式以及先進的管理等技能，在巨大的外部競爭壓力下，國內企業的技術學習和創新是主動積極的，從而保證了技術轉移的有效性;同時，通過勞動力在外企和內企的流動也使技術的擴散成為可能，技術或技能的溢出提高要素生產力從而增加產出;其次是外交吸引效應，生產者服務效率的提高是投資環境改善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表明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往往與外國直接投資呈正相關關係;再次是制度創新效應，生產者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也意味著生產者服務的國際化，一方面，國內服務提供商需要適應國際規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國內政府也需要採用適應國際規劃的監管方式，這兩方面的制度創新又提高了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外，結合了產業集聚的基於經濟地理理論的模型，突出了國際貿易成本在貿易自由化中的影響。

　　三是針對不同服務貿易的特點形成的模型。這方面的研究較多，包括H. Kierzkowski (1986)、Bhattacharya(1993)、Glaessner and Oks(1994)、Mofadden(1994)、White(1996)、Mofadden(1994)、White(1996)等，基本都集中在生產者服務貿易中的幾種如信息、金融、運輸服務等。其中，蘭格海默通過對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4國服務貿易資料的實證分析，結論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金融服務貿易模式與要素稟賦關係密切(R.J. Langhammer，1989);豪克曼和卡森迪運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法(RCA)”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國家在信息服務貿易上的比較優勢，結果表明收入水平越高，信息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越大( Hockman、Karsenty，1992);弗朗西斯建立了一個類似產業內貿易的指數，驗證出美國的運輸服務貿易具有雙向貿易的特征( Francois，1993);莫斯里利利用英國和德國保險行業自由化前後多年的數據，回歸得到本國市場引致的保險行業的外國投資與保險服務的需求、宗主國保險市場的規模、雙向貿易的規模等變數顯著相關(Moshirian，2000)。查哈使用GTAP模型建立了8個國家和25個行業的CGE模型，假設印度服務行業平均下降關稅25%時對印度產生的影響，結果是印度服務貿易大幅度增加，同時在礦業、食品製造業、紡織業等部門產出、效率和雇佣勞動力上升，機器製造業則下降(Chadha，2000);柯南和馬斯科思近似地預測了突尼西亞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影響，結果是主要收益來自於金融業、商業服務和電信業3個生產者服務部門(Konan、Maskus，2002) 。上述不同的模型研究彼此聯繫較緊密並沒有完全割裂開基本模型，這些模型都驗證了生產者服務自由貿易可大大增加貿易雙方福利的結論。

　　(一)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正效應分析。

　　理論界對服務貿易研究表明，服務貿易自由化能更好地反映其帶來的實際經濟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有幾個主要的經濟效應：

　　1.規模經濟效應。規模經濟效應原理對於服務貿易同樣適用，從而成為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動態正效應之一。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指出，規模經濟效應與國際市場不完全競爭相聯繫的國際產品差異可以更好地解釋增長迅速的工業國與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這種情況在國際貿易服務領域更加明顯。而且規模經濟占主要地位時，從生產規模化和產品多樣化中獲得的貿易利益會超過常規的比較利益，成為貿易利益的主要來源。服務貿易自由化會有效地消除制約規模經濟實現的因素;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連為一體，服務的提供可以突破國內市場的局限，以國際市場為依托來安排其提供的規模和方式;服務貿易自由化會強化競爭，淘汰低效的服務提供者，消除壟斷形成的高利潤，有利於消除國內市場的擁擠狀態，提高國內服務業的規模，實現規模經濟效應。

　　2.競爭優勢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促使我國的服務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改善經營管理，加快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加強市場開拓，強化企業競爭觀念、市場觀念和人才觀念，使企業更加重視人才和人力資本投資，推動服務部門專業化程度的提高，導致服務部門技術標準化和服務綜合化程度的提高，提高廠商甚至貿易國的競爭力。

　　3.經濟刺激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產生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的刺激效應，如競爭意識的形成，新技術、新知識的獲得，提高專業化的程度，引進位度和態度方面的轉變等等。這些對經濟的刺激效應，可以提高我國潛在的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4.經濟資源充分利用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對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意義。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缺少作為基礎設施的服務部門和教育服務，因此應該通過服務自由化擴大此類的進口，補充國內相關部門的不足;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國內市場有限，一部分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可以利用這部分資源來擴大出口。因此，服務貿易自由化在總體上可以使我國充分利用經濟資源，提高國內的福利和消費水平。

　　5.學習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會促進對國外先進的技術、經驗、管理方法的引進和學習，從而降低服務業的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和優勝劣汰機制，強化學習的動機和機制，而且服務貿易自由化可以有助於國內的服務業形成適當的生產規模，更有利於學習效應的發揮。

　　(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負效應分析。

　　負效應總的來說包含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1.阻礙國內服務業發展效應。服務貿易自由化大大加劇了國際上的競爭，使任何一國的服務業不僅面臨的是國內競爭，而且是激烈的國際競爭，而且再不能通過國家的保護來謀求競爭優勢。國內市場的開放使國內的服務業面臨著國外嚴重的挑戰，這種挑戰會壓縮國內的市場空間影響國內服務業的發展和擴張。對於像我國服務業處於不發達的國家來說，服務貿易自由化無疑會損害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甚至損害到一些相關行業的利益。

　　2.危害國家安全效應。服務貿易的內容十分廣泛，包含了金融、保險、旅游、運輸、建築、專業服務、信息通信服務等等，其中許多內容科技含量很高，或是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服務貿易自由化使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外完全開放這些領域的市場，發達國家憑藉自己技術和資金的優勢很快能進入甚至操縱這些國家的一些服務行業，這樣等於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3.國際收支惡化效應。隨著服務業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越占越大，服務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不斷增大，其發展影響國際收支的作用也不斷增強。而且服務貿易還會影響國際收支資本項下額度的變化。服務貿易自由化無疑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對於一些需要進口大量服務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收支的惡化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負效應，雖然這種效應只是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存在。

　　綜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主流經濟效應體現為正效應，而事實也說明，服務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的確能夠促進其整個經濟的發展，因此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是必然的趨勢。對於強調負效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應該通過適當的政策配合來緩解自由化帶來的負面衝擊，但是不應因此採取絕對化的手段阻礙整個世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首先，有利於我國更快，更好地融入國際經濟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日益加深，我國服務市場逐步擴大開放，既是融入世界經濟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次，有利於加快我國服務業和綜合國力的提高。我國服務業因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抑制，影響我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提高。要消除這一瓶頸，有效的辦法是逐步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有序地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並且通過引進的競爭機制，作為推進市場經濟發展和改變經營機制的推動力，迫使服務部門，轉變經營機制，加強管理，以提高運營效率和市場競爭力。

　　再次，有利於我國商品與服務的出口。服務業得到充分發展，一方面可有力地支持我國貨物貿易的出口；另一方面也可改變長期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僅靠貨物出口的單一結構偏向。

　　第四，有利於引進利用外資。擴大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特別是讓外資銀行、保險、電信、運輸等服務業進入我國市場以後，將大大改善我國的投資環境，有利於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第五，有利於提供勞動就業機會。不論在哪個國家，沒有一個生產部門能如服務業那樣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通過服務部門來吸收富餘勞動力，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都是莫大好事。

　　當然，擴大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電信服務業，保險業，銀行業，航空運輸業等服務部門，將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在短期內，會受到較大的外來壓力。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服務貿易自由化能使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服務部門得以進一步實行專業化，提高效率，並利用規模效益，從而加快本部門的發展。貿易自由化可帶來競爭機制，一方面通過競爭可提高服務質量，改進管理，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有利於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進一步提高服務的專業水平。通過貿易自由化，促使服務提供者將充分考慮消費者的需要，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成本，使廣大消費者受益，可享受到價廉質優的服務。

　　但是，運用比較優勢理論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論點，並不能作為制訂國際服務貿易多邊規則的理論基礎，因為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整體水平滯後，特別是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不同，它往往涉及國家的主權、國家的機密和安全，因而實現國際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充分考慮各國的經濟和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因此採取“逐步自由化”的原則，把自由化的目標與國際貿易發展進程有機結合起來，是我國面對服務貿易自由化應當採取的對策，同時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要深刻認識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對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發展服務業和服務貿易，必須進一步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引進競爭機制，這是有效促進發展的“推進器”。然而開放我國的服務市場必須循序漸進。

　　（二）國家應加強服務業的扶持力度，適當調整產業結構政策和我國經濟建設的巨集觀政策，必須加強對服務業的扶持。除了國家對服務業應增加投入外，還應積極鼓勵民營企業參與發展服務業，要打破某些服務部門的國家壟斷和地區封鎖。服務業不僅要對民營企業開放，同時應擴大對外開放，儘快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公平公正競爭、規範有序的服務市場體系。

　　（三）在加強發展傳統服務產業的同時，加快發展新興服務產業。一方面應進一步發展自然和勞動資源占優勢的服務業，另一方面還應積極開拓技術、知識型占優勢的新興服務業。特別是海運服務業，旅游業，國際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服務業，信息服務業。

　　在中國服務市場逐漸開放，服務貿易逐步自由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遵循以下四點原則：

　　（一）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堅持一視同仁平等競爭原則：服務貿易自由化應當做到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中國許多服務部門原來由國家壟斷。改革開放以來，有些領域已準外國服務提供者進入，但禁止本國服務提供者尤其是非國有提供者進入。這是有悖情理的奇怪現象。正確的做法是，首先應該對內開放，打破國家壟斷，做到一視同仁，平等競爭，為對外開放創造條件。

　　（二）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堅持適度保護原則：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並不完全排除政府保護本國服務業。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締約方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公共道德、生物安全和國際收支平衡，可以適當實行政府干預和保護措施，還規定“貿易自由化進程應適當尊重每一成員國內的政策目標與發展水平”，逐步實行自由化。為了避免國內服務提供者遭受外部過重衝擊，中國在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時應該堅持適度保護原則。

　　（三）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堅持非歧視原則：非歧視原則包括兩個方面：最惠國待遇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

　　（四）中國服務貿易自由化必須支持地區均衡發展原則：中國的經濟發展各地區是不均衡的， 同樣，服務貿易自由化各地區是不均衡的。內陸落後地區更需要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以便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縮小同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為了給予內陸落後地區平等機會，在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時應堅持地區均衡發展原則。

　　世界服務貿易自由化趨勢日益明朗，世界範圍內的服務貿易競爭也日益激烈，中國，作為一個貨物貿易大國應當積極發展自己的服務貿易。通過實施“逐步自由化”，努力提高自身在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最終成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同步健康發展的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