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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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商幫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商幫，中國傳統“十大商幫”之一。寧波商幫對中國商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等等，都是寧波商人所創辦。寧波商幫對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戰後香港的繁榮都做出了貢獻。寧波商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工商巨子。
寧波商幫形成於明末清初，屬近代十大商幫的後起之秀。19世紀中後期寧波開埠以來，“寧波商幫”迅速壯大，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經營才能稱雄於中國丁商界、金融界達大半個世紀，特別是存上海，勢力遍佈金融、航運、商業、工業等主要行業，以至蜚聲中外，為世人矚目。
寧波商幫形成的地理環境、形成過程[1]
寧波人從事經商活動，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寧波地處東海之濱，位於全圍大陸海岸線中段，長江三角洲東南部，海道輻輳，水陸交通都很發達。《寧波府志》稱：“寧郡六縣，俱皆濱海”，“西南自嶺粵，東北達遼左，延袤一萬四千餘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沒”，“內則聯絡眾省，外則控制東倭，“有魚鹽市舶之利，實東南之要會也”。寧波不儀海道輻輳，而且河道和陸路交通也很方便，通過甬江、姚江和浙東運河，連接上錢墉江，然後進入京杭大運河，可把貨物運銷全國各地。
寧波雖有地利之勢，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地狹人稠之地。《鄞縣誌》記載:“生齒日繁，地之所產不給於用”，再加上包括現舟山群島在內的寧波府轄區，島嶼眾多，多岩礁而少耕地，更加劇了人地關係緊張的局面，這也促成了寧波人為生存和發展闖蕩世界的雄心，也正是這種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闖蕩四方的磨煉，鑄就了寧波幫商人不畏辛勞、頑強開拓、敢於冒險、善於經營的性格。
早在秦代以前寧波已有近海島嶼上的魚販鹽商和濱海地區的商販來這罩集貨交易。晉朝時“商賈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廣”，“唐宋市艄，遙達海外”。 唐代“福州、明州(即今寧波)、溫州，以及蘇州之松江等,皆貿易港也”。宋代，與日本、高麗交易的大商船仕大都從明州出發。到明代，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明嘉靖二年(1523年)，因倭寇殘殺寧波沿海人民，實行海禁，而當時寧波港口外雙嶼港，走私活動盛行，由於明朝政府派軍隊緝私，這些走私集團有的被消滅，有的轉向南洋發展。在日趨繁榮的商品經濟驅使下，商業資本為了尋求出路，寧波商人除了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貿易外，紛紛轉向內地貿易。這時在內地經商的寧波人漸多，從那時起，逐步形成商幫。明崇禎年間，寧波藥材商在北京建立鄞縣會館， 這標誌著“寧波商幫”的初步形戰，但其主要活動地域在北京等北方地帶，主要經營行業是藥材業和成衣行。
清代乾嘉時期，中國商品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商業資本也日趨活躍，“寧波商幫”迅速發展並逐步壯大。這一時期，寧波幫不儀在北京的勢力日益增強，還在常熟、漢口、上海等商業重鎮創建會館。1840年，英國侵略者用炮艦打開了中國古老的大門。根據中英《南京條約》，寧波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開埠。
1843年12月，英國侵略者存江北岸楊家替沒大英領事館。隨後，法國、美國等圍相繼派駐領事或副領事，並劃甬江北岸作為外人居留地，設立洋行。1844年元旦，寧波正式開埠，寧波的開埠，使寧波從封閉走向開放，溝通了寧波與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繫。開埠以後，寧波江北岸出現一片繁榮景象。“鄞之商賈，聚於甬江，嘉道以來，雲集輻輳，閩人最多，粵人、笑人次之。”寧波開埠後，市場更趨於開放，集市彙集起來的商品，原來豐要存區域內或國內流動，現在則匯聚甬江外灘進入國際市場，這樣，寧波市場的商品流動，成為目際商品流通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寧波開埠，使富有戰略眼光的寧波商人視野更加寬闊，寧波尚人擅長對外貿易的優勢也得到充分發揮，他們抓住開埠帶來的機遇，迅速轉變觀念，充分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和筒理理念，逐步涉足航運業、工商業、銀錢業，在漸次積累資本、初具資金優勢後，進而將金融資本與工商資本結合起來。民國《鄞縣通志》說：“至五口通商後，邑人足跡遍履全國、南洋、歐美各國，財富日增。”《慈溪縣誌》也說， 邑人“四齣臀生，商旅遍天下”，“甚至東西南洋諸圍也措資結隊而往開設廛肆。”他們以上海為大本營，遍及京、津、漢及全國備地，活躍在工商業各個領域，尤其在航運業、金融業更有影響。據資料統計，19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初，執上海金融之牛耳的9大錢莊資本集團中，其中寧波商人占了5家，分別為鎮海方家(方介堂)、李家(李也亭)、葉家(葉澄衷)、慈溪麓家(董棣林)、寧波泰家(秦君安)。孫中山先生對寧波商人倍加贊賞，曾說：“寧波人索以善於經商聞，且具有堅強之魄力”，“寧波人對工商業之經營，經驗豐富”，“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上海總商會，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業者組建的新型工商團體。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緝建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這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個民間商人社團，1904年改稱為上海商務總會，嚴信厚為第一任總理。1912年義改稱為上=海總商會。民圍時期，上海總商會控制餚上海金融貿易和丁商事業，對那一時期的政治、經濟都產生重大影響，歷屆總商會長及董事大都是由寧波幫商人主持的。另外，“寧波商幫”在漢口、天津等大商埠影響力也很大。漢口工商界巨子中有不少是寧波商人，在漢口商務總會中，寧波人任總理、協理、議董的人不在少數。在天津，商界勢力最大的是廣東商幫和“寧波商幫”，在商業中心很多名店，都是寧波商人經營的。
寧波商幫的精神內涵[2]
1.開拓創新、敢為人先的開拓精神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寧波地處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東南沿海，寧波人世世代代面對大海的挑戰，艱險的環境養成了他們開闊的視野，他們善於不斷吸納、應用外來先進科學文化技術來發展壯大自己。在“寧波幫”的創業經歷中，始終都貫穿著寧波商人強烈的開放意識和開拓精神。寧波人堅毅的冒險精神和開拓精神，在於相率奔向海外，走向世界。19世紀末和20世紀40年代，寧波人曾兩次大規模地漂洋過海，前往日本和歐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區創業，其中不少人成為當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如“世界船王”董浩雲和包玉剛、以及王寬誠、邵逸夫、厲樹雄等人都有此經歷。如今分佈於海外各地的寧波人，始終保持經商傳統。老一輩的寧波商人的後代又成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寧波風”。
2.克勤克儉、務實進取的創業精神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勤儉是古老的訓誡，所謂“克勤於邦，克儉於家”，“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寧波商人繼承了中華民族的這一傳統美德，他們勤奮工作，艱苦創業，以此作為同困難環境作鬥爭並求得生存和發展的有力武器。“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正是這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孕育了寧波商人強烈的開拓進取意識。近代寧波人恥安守家業，他們寧願背井離鄉，到廣闊的外部世界拼搏創業，而不願在狹小的家園抱殘守缺，碌碌無為，他們敢於冒險犯難，到處為家，勇於在外省外域創業落地生根，從而為自己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空間。
3.以德立業、誠信為本的商業道德
講誠實、重信用、求質量，是寧波人經營最基本的原則。在生意活動中，寧波有句俗語叫“天下之主，不如買主”。寧波商人在經營實踐中視顧客為“衣食父母”，處處尊重買主。寧波的商業傳統是待人如賓，顧客上門，不管新老，笑臉相迎，端凳請坐，敬煙獻茶。寧波人做生意很重視自己的服務，滿足顧客，以誠以信賺錢。
4.團結互助、講求聯合的合作精神
寧波幫企業家深諳“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理，在企業內部註重融合勞資關係，增強凝聚力。由於寧波人素有重鄉誼、樂互助，肯在“幫”字上下功夫，“助”字上做文章的共濟精神，從而使同鄉成了寧波幫經濟發展的強大後盾。寧波人註重鄉誼，親鄰相幫，團結協作，在上海乃至全國傳為佳話。正如寧波人自己評價的：吾甬人“所以能事必有成，功效顯著者，則繫於團結之堅，組織之備，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應，踴躍爭先，以收其合作之效，”此語可謂一語中的。
5.愛國愛鄉、回報社會的愛國情懷
寧波幫素有報效祖國，造福桑梓的傳統和美德。海外寧波幫人士大都少小離家，歷盡千辛萬苦，剋服艱難險阻，才在各個領域創造出輝煌業績。寧波人在“家、鄉、國家、民族”幾個結點上，始終秉承“愛國方能愛鄉”的旨歸，使鄉土觀念、民族意識、愛國情感得到完美統一。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就以寧波幫人士在寧波家鄉的捐贈事業來說，無論是人數，地區分佈，還是捐贈數額，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據不完全統計，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華僑華人、港、澳、台同胞向寧波市捐贈2000多個項目，摺合人民幣已超過12億元，為寧波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寧波商幫經營的主要行業[1]
(一)沙船業以及後來的輪船航運業
“沙船” 始於元代。元統一中國後，建都北京，其糧食、財賦主要依賴東南沿海。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上海管軍總管等人督造60艘平底海船，先後運糧4600餘石，開創了南北海運的歷史。這種航海的帆船卸貨後，即載大量黃沙壓艙，使船下沉，利於海上平穩航行，這就是“沙船”名之由來。這種船在海上航行起來充分利用風帆輕捷平穩，最大的好處是能坐灘，即不情擱淺，“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擱無礙”，特別適宜航行於航道水淺多磧的北方沿海。從明中期到清幸刀，政府實行“海禁”，南北海運受阻，清康熙後，政局穩定，開放“海禁”。清末，漕糧運輸因大運河經常生堵塞改為海運，從而使沙船業迎來了其發展的高峰。乾嘉時期“南北物資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鋪以內，帆檣如林，蔚為奇觀。每日滿載東北、閩廣各地土貨而來，易上海所有百貨而去。”
寧波沙船航運業主要集中在上海，早在鴉片戰爭前，上海的沙船航運業已是頗具規模的行業，有人估計當時資本約為3000萬元，從業人員五至十萬，船東萬餘人。 鴉片戰爭後，上海開放為通商口岸，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使它很快取代廣州成為我國最大的商港，在漕糧海運的刺激下，寧波船商更加活躍，陸續產生了慈溪董氏、費氏，小港李氏、盛氏等一批著名的船業家族。後來輪船興起，代替了沙船，虞洽卿等創辦寧紹、三北、鴻安等輪船公司，三北輪船總噸位曾達到9萬餘噸，為當時我國三大民營公司之一。 航運業促進了城鄉、南北物資交流和對外貿易。
(二)錢莊業以及後來的銀行保險業
在商業發展中，寧波商人逐漸意識到商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寧波的錢莊起源於明代中後期，清朝時期有了長足發展。鴉片戰爭後，以大同行為代表的寧波錢莊實行過賬制度，客戶款項收付不用現金，只要雙方各自把登記入賬的賬簿交給開戶錢莊就可以，不僅手續方便，還可以彌補市場上現錢的不足，對絲茶等大宗物品的交易有利。寧波的大同行錢莊還通過存放匯劃業務為商業融通資金，寧波商人經營的很多貿易都需要巨額資金，往往都得益於錢莊的放款。
“寧波商幫”中不少商人自己也經營錢業，如鎮海方家、慈溪董家、鎮海葉家、江東嚴家、湖西趙家等，這些商人家族集團既經商叉開辦錢莊，資本目益雄厚。他們除了在寧波本地開辦錢莊外，寧波還到上海、武漢、杭州等地開辦錢莊，多至十多家。以1921年上海錢莊統計，共有六十九家，其中寧波人開辦的錢莊就有十六家。“寧波商幫” 商業、錢業相互為用，用商業賺的錢開辦錢莊，錢莊的錢支持商業發展，從而在他們的活動地域，形成一股強大的經濟實力。這些錢業資本家集團以上海為其業務活動中心，成為上海的重要金融力量。上海錢業工會是左右上海金融活動機構之一，而歷任會長中不少皆寧波人，如慈溪人秦潤卿任上海錢業工會長達20年之久。
在中國的金融領域，近代銀行出現後，寧波商人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1897年，嚴信厚、葉澄衷等人投資創辦的中國第一家華人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這家銀行的成立標志著我國的金融業向近代金融經濟體制演化的標誌。李雲書、虞洽卿等人創辦四明銀行，為擴大商業經營和興辦新式企業融通資金。寧波商人還長期擔任新式銀行的重要職務，鎮海人盛竹書，曾任交通銀行分行經理，浙江興業銀行經理，並一度當選為上海銀行工會會長。寧波人孫衡甫，長期擔任四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慈溪人秦潤卿，任中國墾業銀行董事長。
民國時期，在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領域，以寧金融家的活動最為活躍。他們占據了強大的金融資本社會上將他們通稱為“江浙財團”。
(三)工商實業
“十里洋場”的上海自開埠以來就是洋貨傾銷舞臺，充斥市場的洋貨，對中國民族資本工業帶來_了巨大的壓力。寧波幫的先行者們藉助這個平臺，堅民族產品，高唱國貨品質，抵制外貨傾銷，在工商業領域與洋商一決高下。在工業方面，寧波幫商人營有火柴、煤礦、造紙、化工、製藥、紡織、毛紡橡膠等；商業方面，有五金、顏料、煤炭、水產、鏈樓、綢布服裝以及保險、證券交易所等。近代實業豸劉鴻生，祖籍浙江定海，清末為開平礦務局上海辦驀處買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劉鴻生以經營開灤炭起家，被稱為“煤炭大王”。此後，劉鴻生將其婆本投資火柴、水泥、毛織等業。lg20年起陸續創上海水泥廠、上海章華毛絨紡織公司、大中華火柴司等企業，還投資碼頭、搪瓷、航運、金融及保險業。到1931年投資額已達740餘萬元，被稱為“中巨火柴大王”和“毛紡業大王”，資產達2000萬元。
(四)經營民信局
所謂民信局就是民間自發經營的通信組織，它從明代永樂年間興起。民信局正是在商品經濟的大發展，而不少商人需要一種業務上的聯絡，更重要的是貨物的運輸以及資金的周轉的情況下出現的。民信局最早由寧波商人開辦，以後有以寧波商人為主的經營者，到“清代道光、咸豐、同治以迄光緒初年為最盛”，此時“全國大小信家無慮數乾家，其營業範圍除國內各都會市鎮外，且遠及於南洋諸島，而吾甬商實在執其牛耳也。”近代上海興起以來，寧波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上海興起後，民信局活動中心轉向上海，但寧波商人牢牢把握民信業。
民信局既是一種民間郵遞機構，還是商人用來盈利的商業行業。民信局開辦時，在陸路用車運，在水路用船載。到了近代，則分為兩類，一類是專營內地的普通信局，一類是輪船信局，主要通過輪船郵遞信件，往來沿海沿江各埠。民信局“資本少則數乾元，多則幾十萬元”。民信局初以郵遞信件為主，後逐步發展，兼營其他行業。主要有：(1)普通信業，如信件、包裹、契約、金、銀等；(2)運送貨物；(3)發行報刊；(4)承接銀錢匯兌等。
民信局的創辦和經營，滿足了大批外出經商者的需要，素有“票號為山西人特有，民信局為寧波人獨占”的說法，可見當時寧波商幫勢力之雄厚也。另外，寧波商幫商人還經營銀樓業、中西藥業、洋布西服業、南北貨業等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