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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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援助（Foreign Aid）

　　外國援助是指包括貨幣或者其他形式的官方贈予和優惠貸款，其目的是將資源從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轉移，或者是從石油輸出國組織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發達國家出於對外政策目的實施的外國援助已經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因素。

　　外國援助包括在10-20年間要歸還的長期貸款、贈予、食物或其他過剩商品和技術援助，其轉移與捐贈國和接受國的特定經濟、政治和商業目的有關。除了由特惠關稅、私人投資者和軍事援助引起的資源流動，外國援助一般可以追溯到西方帝國主義強國和它們的海外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在美國，可以追溯到杜魯門執政的20世紀40年代末。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外國援助的重要性不斷增長。這不僅是由於援助的數量，還由於它是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外國援助是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經濟和人道主義考慮的框架內提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馬歇爾計劃中，外國援助是特別用來重建被戰爭破壞的西歐經濟，使其達到政治穩定的目標，並加強對蘇聯控制的抵制。在杜魯門1949年的“第四點計劃”下（Truman's Point Four Program of 1949），外國援助擴展到提供技術支持、資本投資以及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受到入侵威脅的國家的私人投資提供保障。從那時起，西方援助國將援助作為制止共產主義傳播和支持第三世界中友好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杠桿。這些制度的存在被認為是與援助者的國家安全利益分不開的。

　　對外國援助的經濟判斷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其基礎是假設經濟增長需要干預，並且更多的資源會導致更大的發展。外國援助的基礎還包括可以通過提高投資水平、增加吸收能力，從而填補阻礙進一步增長的重要缺口，以此促進發展過程的加速。

　　儘管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在援助理論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援助理論主要歸功於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Rostow)、霍利斯·切納里（Hollis Chenery）和艾倫·斯特勞特(Alan Strout)。羅斯托假設各國在發展的過渡時期要經過多個發展階段，並強調形成社會和經濟自主持續增長條件的“起飛”階段。通過提高投資率的外國資本的註入，發展中國家的起飛會加速。除此之外，援助能夠強調阻礙結構轉型的社會限制，通過創造一種國際經濟活動的氛圍，增進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他強調援助應該包括設備、補給、食物、消費品和技術援助(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知識和技能的轉移)等形式的資本，以促進發展中國家對資本的有效利用。按照這一模型，援助僅需要10-15年。

　　基於經濟轉型要求人們技能的提高、投資和儲蓄水平的上升、更多生產技術的採用、產出和就業組成的變化以及新機構的發展這一觀點，切納里和斯特勞特提出通過解除特定的瓶頸，外國援助能夠促進經濟發展。這些瓶頸包括在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存在的技能、儲蓄和外匯瓶頸，並要求外國援助採取不同的形式，關註不同的活動。這一模型以可以通過外部援助的國內資源的兩種缺口為特征。首先，投資限制增長，即技能和儲蓄供給短缺。其次，貿易限制增長，即由於出口收入低於進口支出造成的外匯供給不足。

　　許多年來，對外國援助的經濟判斷受到強烈的攻擊。對外國援助的左派批評者分為制度悲觀主義者和結構主義者。他們認為由於權力和經濟利益的相互影響，接受國政府不能利用援助來減輕貧困。結構主義者將這一無能歸因於富國和窮國之間歷史的、結構的關係，援助通過創造富國對窮國的依賴而加強上述關係。對援助的右翼批評認為外國援助通過阻礙市場的自由運作、扭曲價格體系、阻礙私人部門的發展而阻礙發展。

　　直到20世紀70年代，外國援助的經濟理論假設資本增加和發展的收益將“流入”到社會最急需的部分。第三世界的貧困更加嚴重這一事實駁倒了上述假設。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外國援助從生產導向型計劃轉向用來使人們和一般民眾組織滿足其基本需要，從而減輕貧困的努力上來。這一時期，道德和人道主義因素成為富國向窮國提供援助的主要原因，將援助從遏制政策的政治框架中消除的論證不斷增多。

　　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和世界經濟衰退，外國援助成為幫助發展中國家調整價格、市場信號的扭曲巨集觀經濟政策，並使其回到增長軌道所需外部資金的重要源泉。

　　外國援助由雙邊和多邊的捐助機構和非政府組織提供。主要的雙邊援助者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成員,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其他主要的援助者包括蘇聯、東歐的一些國家和中國。多邊援助者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或世界銀行、聯合國的專門機構、農業發展基金、歐洲經濟共同體、石油輸出國組織和阿拉伯協會、地區銀行，包括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泛美開發銀行和加勒比海發展銀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有兩個金融機構：國際開發協會和國際金融公司。最大的聯合國捐助機構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經濟發展基金和歐洲投資銀行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援助機構。

　　來自開發援助委員會的雙邊外國援助的數量從1960年的46億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480. 1億美元。按照總額。美國是開發援助委員會最大的捐款者。1988年，美國提供了101億美元的對外援助。然而，按照援助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美國在開發援助委員會國家中居最後一位。日本1988年的對外援助是91億美元，按數量居第二位，按照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居第十二位。來自蘇聯、東歐和中國的援助總量由1970年的11億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50億美元。1988年，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援助總量為23億美元，其中21億美元來自沙烏地阿拉伯，1. 08億美元來自科威特。1970年優惠性多邊援助總共為11億美元，1980年為61億美元。優惠援助通過世界銀行的國際開發協會引入，1988年達到38億美元。1988年，通過地區開發銀行引入的援助為12億美元。1987年，工業國的非政府組織提供了大約55億美元的援助。

　　外國援助的接受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將其分為“低收入”(1980年人均資本收入低於604美元)、“較低的中等收入”（1980年人均資本收入在600-1200美元之間）和“較高的中等收入”(高於1200美元)。低收入國家占人口的75%和援助的60%。較高的中等收入國家接受的援助幾乎占援助總額的1/4。

　　典型的外國援助通過一個項目、一項計劃、食品援助或某種其他的商品進口計劃或現金轉移進行。“項目”是發展和外國援助活動的基本單位，包括貨幣、技術援助、技術和培訓。培訓是為了對接受國社會產生特定的發展影響，一般以生產力、收入和目標受惠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來表現。項目不僅提供外匯，還帶來以改變接受國制度結構和進程為目的的新思想和資源。項目包括多種多樣的活動，諸如建立初級或中級學校或大學；建立健康和家庭計劃體系；提供住所、清潔的水和衛生設施；建立研究體系或經濟計劃能力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為接受國的目標體系提供資金支持；提供技術支持和培訓以傳授改善目標體系的業績所需的技能；提供技術以增進體系的功能和行動的未來可能性。通過技術援助的外部提供，項目還把目標體系與國際體系以及思想和資源的源泉聯繫起來。技術援助包拈專家，他們在短期和長期基礎上與接受國的同事一起工作，以完成發展目標。有大量文獻評估技術援助的質量並評估技術援助應該擁有並且傳授的質量。

　　多年來，通過外國援助融資的項目種類，已經隨著經濟理論和政治趨勢的變化而發生改變。20世紀50年代，這些項目集中在基礎設施、工業化和農業生產項目。20世紀60年代，轉向制度建設，這是因為理論表明，工業化和農業擴張的瓶頸必須通過結構的變化來消除。到了20世紀70年代，外國援助的目標是為在發展過程中所“遺漏”的，一般民眾階層中最需要援助的人們提供基本的需要。在20世紀80年代，項目的目標是取得發展中國家經濟中的巨集觀經濟變化。

　　外國援助“計劃”一般提供外匯和技術援助，通過政策對話和改革，或通過為所需的投入提供資金支持來改善接受國巨集觀經濟或部門的表現。20世紀80年代，計划水平的贈予和貸款作為發展中國家結構調整的關鍵元素變得尤其重要。由於債務負擔和國際商品價格蕭條。這些發展中國家處於可怕的經濟困境中。外國援助計劃通常為援助國和接受國同意的政策變化融資。這些政策變化是為了使接受國的經濟更好地反映市場變化和價格信號。

　　食物援助計劃包括緊急食物計劃、與增進健康狀況相關的母嬰健康計劃、食物進口計劃和工作食物計劃。這些計劃通常是捐助國用來處理過量食物的方法，並且常被批評為對接受國的發展沒有或者有不利的影響。其他商品進口計劃包括用於從援助國進口特定商品的“線形條款”。

　　現金轉移是典型的“約束”最少的外國援助，但也是使用最少的轉移方式。現金轉移的目的是為國際收支平衡提供短期支持。這一機制一般適用於更先進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能夠在不進行制度改革的情況下，利用現金轉移。

　　早期援助理論起源於經濟增長理淪。經濟增長理論認為資本投資是加速增長的關鍵因素。援助理論還建立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對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挑戰上，以及他為了維持與高就業水平相符的總需求數量而需要政府干預的結論上。凱恩斯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相信增長可以自我實現。然而對於凱恩斯而言，增長的潛力是有限的，或者說受到經濟周期波動的危害。哈羅德-多馬模型起源於凱恩斯理論，提供了處理增長和促進援助理論問題以及進一步發展的理論基礎。

　　外國援助的歷史表明資源轉移的作用遠不止是填補儲蓄缺口，並且要理解這種轉移離不開其發生的制度、政治和技術環境。長期以來，制度經濟學和其他不同學派都支持發展過程尤其是技術的作用更加複雜化。外國援助的動態擺脫了純經濟模型，要求分析複雜的社會過程和價值，以及各國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得出外國援助的真實影響和長遠後果。外國援助還刺激了關於是否能夠單獨通過增長的概念贏得發展目標的深遠辯論。

　　外國援助在第三世界成為當代社會一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外國援助體系使得發展中國家得到承認和分類，並導致了有關經濟、政治和工業國與非工業國之間道德義務的國際對話。外國援助不僅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而且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國的附屬和依賴的辯論，刺激了他們的思想觀念。第三世界國家圍繞對外國援助的討論，將自身組織起來，已經開始提出更有利的全球經濟條款和更平等的南北關係。

　　隨著各國建立新的全球經濟秩序，外國援助將繼續成為國家之間討論的重要話題。隨著發展中國家的進步，併發揮更大作用，它們將繼續要求增加對其利用的外國援助的控制，技術援助作為援助的組成部分的重要作用將會下降。外國援助將更多地通過多邊和非政府組織轉移給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並且以基本需要為基礎的轉移將多於以政治利益為基礎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