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實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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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

　　反事實思維是指針對已經發生的事情假設一種與事實相反的可能性，可能比事實更好也可能更壞，反事實思維通常包括兩個部分：假設的前提和假設的結論。

　　反事實思維是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ahneman和他的同事Tversky在 1982 年發表的一篇名為“模擬式啟發（The simulation heuristic）”的論文時首次提出的。它是基於人類是非理性假設的前提下提出的。反事實思維是對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件，之後進行判斷和決策後的一種心理模擬（mentalsimulation）。心理模擬過程可被視為有意識的再激活儲存在記憶中實施過的行為。個體產生心理模擬，是為了建立與周圍環境的聯繫，重新回憶過去的經歷，從中提取愉快或有價值的信息。反事實思維通常是在頭腦中對已經發生了的事件進行否定，然後表徵原本可能發生但現實並未發生的心理活動。它在頭腦中一般是以反事實條件句的形式出現。反事實條件句（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也叫“虛擬蘊涵命題”，它具有“如果……，那麼……”的形式。例如：“如果剛纔沒買那件衣服，現在就可以買這件了。”一個反事實思維包括兩個部分：虛假的前提（“如果剛纔沒買那件衣服”）和虛假的結論（“現在就可以買這件了”）^[1]。

　　根據發生的方向可將反事實思維分為上行反事實思維（upward counter factual）和下行反事實思維（downward counter factual）。前者是指想象的狀況比現實狀況好，後者則是想象的情況比現實情況更糟糕。

　　上行反事實思維，也稱為“上行假設”。它是對於過去已經發生了的事件，想象如果滿足某種條件，就有可能出現比真實結果更好的結果。例如，“如果比賽前能到比賽場地進行過適應性訓練的話，那麼今天這場球就不會輸”。下行反事實思維，也稱為“下行假設”。它是指可替代的結果比真實的結果更糟糕，如“幸好比賽前到比賽場地進行了適應性訓練，要不然今天這場球肯定會輸”。奧運會銀牌得主如果想象自己可能在比賽過程中跌倒，這種下行反事實念頭就會讓獲得銀牌的快感提高。而上行反事實思考-想象自己拿到金牌，則會讓成就感蕩然無存。因此，下行反事實思維不僅能增加我們的滿足感，而且會讓我們慶幸情況並沒有變得更糟糕。但是研究人員發現，下行反事實思維很少產生，除非有人特意要求他們這麼想。

　　個體在進行反事實思維時，會對已發生事件的前提進行增添、刪減或替代。因此依據心理模擬內容的性質，可將反事實思維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加法式（additive）。在前提中添加事實上未發生的事件或未採取的行動而對事實進行否定的反事實思維。例如，在假設中“要是當時好好複習，這次考試就可以通過了”，“好好複習”是事實沒有發生的，在事後添加上去的。其二是減法式（subtractive）。與加法式相反，減法式是從真實事件中刪除某些因素，然後再重新進行建構。例如，“如果沒有帶這麼多東西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跑得快點了”。其三是替代式（substitutional）,這是不常見的類型，指的是假設如果是替代性的前提，則可有另外的結果。例如，“如果平時好好學習而不是打游戲的話，這次的獎學金就是我的啦”。

　　學者們通過對反事實思維發生機制的研究，提出了兩大理論，它們是範例說和目標－指向說。

　　Kahneman和Miller在1986年提出“範例說（Norm Theory Perspective）”，它是反事實思維的早期理論。其主要觀點是反事實思維的激發是自動化過程。他們認為經驗意識流中的每個刺激物，都是在對特定結果的直接反應過程中，尋找它們自己的範例（norm），即參照系或比較標準。範例是由過去經驗所形成的對某類事件的一般性知識和預期。這種預期並不一定發生在意識層面，也難以被清楚的提取。

　　早期反事實思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因素決定了反事實思維的產生——反事實思維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可得性指的是人們傾向於根據客體或事件在知覺或記憶中的熟悉性程度來評估其相對概率。影響反事實思維產生的因素包括：正常性、結果的效價、與替代結果的接近性、前提的突變性和前提的突出性以及一些動機性因素。

　　雖然範例說認為反事實思維的激發過程是自動化過程，但是之後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這個過程同樣受歸因、態度等認知因素的影響，目標－指向說（Goal-Directed Perspective）是這些觀點的統稱。這一學說總的觀點是：反事實思維不是一種自動化過程，它是由於個體在特定環境、特定情緒等的情景下對以往經歷過的一些特定事件進行思考。人們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可以有意識的控制和運用反事實思維，可以將其當作一種認知策略的工具。

　　Roese通過研究認為反事實思維的產生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就是激發階段和內容產生階段 ，時間劃分是其主要劃分因素，激發是內容產生的必要前提條件，而在兩個階段中對反事實思維又是分別有不同的影響因素。

　　1、 激發階段

　　在激發階段中，由事件引起的情緒是影響假設過程的主要因素。負性情緒比正性情緒具有更強的激發強度，它是將個體的思維引導到怎樣避免這種負性情緒上面來，由此想象出一種比現實更好的一種假設情緒。Davis對喪失親人的被試的追蹤研究以及Sanna和Turley對反事實思維影響因素方面的研究，其結果都是負面結果比正面結果更能激發起反事實思維。結果的接近性也是影響激發階段的一個因素。結果的接近性也就是說個體在事後知覺到的實現某一目標的難易程度。不僅是時間上的接近，空間上的接近，甚至數字上的接近(如彩票中獎號碼)都容易產生反事實思維。而對於下行反事實思維來講，接近性的作用更為關鍵，因為下行假設很少能自發出現，而如果個體意識到自己差點就碰到某些不好的事情時，下行假設就很容易出現。

　　2、內容產生階段

　　個體受到激發並且將精力都投入到關註原本應該出現的結果時，反事實思維就進入到內容產生階段了，簡單點講，拿一個學生考試為例，考慮是否會取得好的成績那就進入到激發階段了，而當他真正開始思考怎樣能取得好的成績時，假設命題其實就已經形成了。從理論上講，對於任何一種事件的結果，都可以設想出無數的假設前提條件進行否定，從而產生大量內容不同的反事實思維。

　　在事件中個體是否有著積極的行動也影響著反事實的內容，採取行動通常比未採取行動能夠引發更多的反事實思維。而人們在事件成功後往往採取的行為是對已經做過的行為進行假設，而失敗之後卻是恰恰相反的，他們更傾向於未採取的行動。並且，在短時間內，反事實思維更傾向於採取過的行動，但是時間長了之後就會轉而對未採取的行動更加註意。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前提條件的可控性，可以被個體控制的前提比不可控制的前提更容易引起個體的假設。通常情況下個體採取的行動一般被認為是可控的，而沒有採取的行為則是不可控的。

　　諾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曾設計過一個實驗：

　　A和B分別乘計程車去機場，他們都要趕6點的航班。但因為堵車，都是6：30才趕到。

　　A的航班早已按時起飛，但B的航班卻延誤到6：25才起飛，B先生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航班離港。

　　（請忽略辦理登機牌和飛機起飛的關係。）

　　請問，他們兩個人，誰更生氣？

　　大多數人認為，B更生氣，因為他只差一點點就能趕上飛機了。

　　但是，明明是兩人都誤了飛機，根本沒啥差別啊？

　　丹尼爾·卡尼曼由此提出了一個概念：

　　反事實思維。

　　事實上，讓B更惱怒的並不是晚到機場這個事實，而是反事實：

　　B差一點兒就飛成了，而且失去了飛機延誤給予的彌補機會，所以很惱怒；

　　A差得比較多，並且也沒有飛機延誤給予的機會，所以沒那麼惱怒。

　　人用“反事實”而非“事實”來決定心情，似乎是奇怪的事情。例如，研究者發現，奧運會上得了銀牌的運動員，比得了銅牌的運動員更難過。因為：

　　得了銀牌的“反事實”是“差一點兒得了金牌”；

　　得了銅牌的“反事實”是“差一點兒什麼獎都得不到”。

　　前者是“上行反事實思維”，後者是“下行反事實思維”。

　　反事實思維，是一種人的高級思維，深深影響我們的判斷、決定和情感，對人類做決策至關重要。

　　面向未來的反事實，通常是：如果......會怎麼樣？這類積極思維幫助我們進行因果推理，進而改變未來。

　　面向過去的反事實，通常是：要是......就好了。這類消極思維，經常讓我們陷入懊惱，而忽略了朝前看的樂觀和機遇。

　　研究反事實思維的心理學家進一步發現，大部分人都不會自發地產生這種思維過程。我們不會一早坐下來，啜一口咖啡，然後就問自己，如果我生在南非而不是美國的話，生活會變成怎樣，如果地球的軌道離太陽的距離縮短幾乾米，世界又會變成怎樣。

　　反事實思維常常是被某些讓人不快的情形激發出來的，或者一些可能會讓人產生負面情緒的事物。也就是說，反事實的念頭往往是為了回應生活中遇到的糟糕經歷，比如考試成績差、戀情出現裂痕或是深愛的人傷病或離世。而一旦出現反事實思維，就會帶來更多負面情緒，比如後悔，後悔又反過來激發更強的反事實思維，帶來更多的負面情緒，如此迴圈。儘管大部分人都會在深陷這種惡性迴圈之前就壓制自己的反事實思維，但還是有一些人，尤其是患上抑鬱症的人，可能深陷這個漩渦無法自拔。

　　研究者在調查反事實思維的具體內容時發現，人們會將註意力集中在自己可控的部分。研究者要求一些人想象一場在能見度很低的雨天超速行駛而發生的交通意外，結果發現，參與者更傾向於責怪司機，而不是想，如果沒有下雨就不會發生這起意外。

　　當然，我們遇到的大部分情況都包含了可控和不可控的部分。我們通常認為，如果一個學生不好好學習並且考試成績很差，他就應該為自己的懶惰負責。但是換一方面說，考試也許應該更簡單一點，或者應該把範圍集中在學生學得比較好的內容上。事實上，反事實思維總是強調事實可控的一面，從而增加了人們後悔的概率。

　　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睡意與反事實思維呈正相關，這也就是說，一個人越感到睏倦，TA就會產生越多的反事實思維。相比一般人，瞌睡者更有可能會去幻想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結果比現在如何如何地好，而且還認為別人本應該可以做得更好。有趣的是，他們卻不大可能去設想自己的行為的結果本應該更好。

　　這是一種自我心理防禦機制發揮作用的表現，即通常所說的“酸葡萄”“甜檸檬”現象。對於別人的所作所為，我們看待它的時候往往更加苛刻，於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而對於自己行為的結果則沒那麼挑剔，於是自我評價系統在工作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把它美化為“檸檬也是很甜”的啦。

　　如此看來，反事實思維是具有一定的自我心理調節功能的。之前的心理學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經常有反事實思維的人，可能會更具有積極性，更善於分析事物。然而，來自美國小石城阿肯色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Little Rock）的心理學副教授大衛•馬斯汀（David Mastin）發現，強烈的睡意使得反事實思維的消極影響增強了，它對情緒也有同樣的消極影響，在人們做出有關道德的判斷時，會削弱情緒和認知的整合與協調。

　　實驗是這樣的……

　　馬斯汀和他的一些同事合作完成了這項調查研究，他們收集了來自108名大學生的調查數據，這些大學生平均年齡24歲，75%都是女生。

　　被試完成了包括Epworth睡眠評分量表，消極事件的反事實思維問卷以及替代性攻擊問卷在內的一系列自我報告問卷。其中Epworth睡眠評分量表是測量白天嗜睡的程度的；反事實思維問卷則是測試面對消極事件，被試的反事實思維的強烈程度；替代性攻擊概念來自大家比較熟悉的弗洛伊德，指的是當人的憤怒與攻擊欲望得不到直接滿足時，常找一個“替罪羊”來傾瀉自己的攻擊本能。替代性攻擊問卷包括三個內容：憤怒反芻（在腦海裡對已發生的事反反覆復地想，這種行為可能會使憤怒升級為攻擊行為）、行為的替代性攻擊、報複的計劃。

　　在這個研究中，那些作為被試的大學生越是睏倦，就會花更多的時間去考慮替代性攻擊。

　　馬斯汀說：“睏倦的人似乎老是沉浸於一些自己更加不滿意的、更自私的反事實思維。這可能是因為你越是昏昏欲睡，就越容易生氣——為什麼他們沒有把該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創業失敗能否激發創業者的反事實思維與反事實思維的產生機制密切相關。反事實思維的早期理論為“範例說”（norm theory perspective），該理論認為反事實思維是一個自動化的過程，該理論視角致力於尋找誘發反事實思維的因素（Kahneman和Miller，1986）。範例是個體根據過去經驗形成的對某類事件或客體的一般性知識和預期。如果已經發生的刺激物與個體中的範例不一致或不相符，容易激發個體的反事實思維。一般來說，相對於正常的結果，非正常（如意料外）的結果更容易激發個體反事實思維。由於非正常的結果偏離範例導致不正常，人們傾向於恢復規範以保持一致性，而反事實思維就是為達到恢復規範而採取的方法（Kahneman和Tversky，1982）。一般來說負向結果都是意料外的結果，比正向結果能引發更多的反事實思維（Landman，1987），尤其是個體採取行動而導致的負向結果（Kahneman和Tversky，1982）。

　　與範例說相反，也有學者認為反事實思維並不會自動產生，往往由於個體處於某些特定環境、特定情緒狀態下產生，如外部刺激、個體的情緒、態度和動機等因素誘發反事實思維（Sanna等，1999）。該流派下的研究認為悲傷程度越高產生反事實思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Zeelenberg等，2002），如Roese（1994）的研究結果表明，90%以上的反事實思維都是消極情緒誘發的。創業失敗是一種負向、非正常的結果，且會帶來一系列成本從而導致創業者產生極大的悲痛情緒。因此，根據反事實思維產生機制，不論自動產生還是情境化的產物，失敗後創業者都容易產生反事實思維。在此思路下，本文關註在創業失敗情境下，創業者和創業失敗事件不同特征如何導致反事實思維的差異性。

　　（一）創業者與反事實思維

　　已有研究發現個體的情緒、動機、歸因風格以及構建水平等因素影響反事實思維（如Sanna等，1999；Trope和Liberman，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結合創業領域反事實思維研究成果並根據創業失敗情境，本部分重點選擇創業者的調節定向、構建水平和歸因風格三方面考察其對反事實思維的影響。

　　（1）調節定向與反事實思維

　　調節定向是指個體為實現特定目標在自我調節過程中呈現出的穩定方式和傾向，可以區分為促進定向（promotion focus）和預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Higgins，1998）。其中促進定向滿足個體成長、發展等提升需求，更加關註事物的積極方面信息，對收益相關的信息更敏感；而促進定向滿足個體被保護、免受傷害等安全需求，更加關註事物的消極方面信息，對損失相關的信息更敏感（Higgins和Tykocinski，1992；Shah和Higgins，2001）。創業失敗後，創業者的調節定向引導其選擇、註意與其調節定向一致的相關信息，並對信息進行不同方式的加工轉換，由此引發不同的反事實思維方式。促進定向的個體對失敗等負面事件進行反事實思維時，更傾向於從積極方面設想沒有錯過機會的話事情如何更好發展，而預防定向的個體更可能強調想象沒有犯某個錯誤時事情可能會怎樣，從如何避免消極結果方面進行反事實思維。

　　首先，從信息的獲取方式來看，創業失敗後具有促進定向的創業者信息獲取的範圍更廣，會積極搜集更加多樣化的信息為未來改善行為做準備。相比於預防定向的創業者，促進定向的創業者以促進和收益為目標導向，收集信息的著眼點為提升自身能力和未來發展，不僅關註失敗帶來的損失相關的信息，而且也會選擇搜集事件的其他方面有用信息，會通過對比不同可能“行為—結果”方案，通過對失敗事件設想滿足什麼條件或者如何修正行為以實現比目前情況更好的結果，也就是說更多採取上行反事實思維。而預防定向的創業者更加關註自身安全需求，以規避和避免損失為導向，往往聚焦於失敗後的消極信息，容易產生內疚、自責、後悔、悲傷等負面情緒，而悲痛情緒又會讓創業者註意力僅聚焦於失敗那一時刻，而忽略了對失敗前的有價值的反饋信息（Shepherd，2003），關註當下情緒狀態的創業者更容易採取下行反事實思維進行心理恢復。

　　其次，從信息轉換方式來看，創業失敗後具有促進定向的創業者往往對相關信息更加開放、靈活，能夠創造性地考慮不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說促進定向的創業者更容易通過上行反事實思維，不斷在心理模擬和替換各種“行為—結果”的邏輯聯繫，明確目的和手段關係，通過關註“未來可以怎麼做”的思考構建出更好的行動方案進而改善行為結果和績效。而預防導向的創業者更多關註“未來不能夠怎麼做”以避免更糟糕的結果，也就是說更容易產生下行反事實思維。

　　（2）建構水平與反事實思維

　　建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認為個體會在不同的建構水平上表徵環境中的事件和客體，其主要分為低水平和高水平建構。對事件或客體的低水平建構，主要關註局部的、具體化的特征和背景化表徵；高水平建構關註整體的、抽象化特征，對其提取要點、去背景化、圖式化表徵。個體對事件和客體的建構水平主要取決於心理距離，對心理距離遠的事件和客體表徵會採取高水平建構，心理距離近的則會採取低水平建構（Liberman和Trope，2008；Trope和Liberman，2010）。如心理距離遠時個體更加關註行為目的、原因推斷，著重於價值判斷，而心理距離近時更聚焦於行為手段、結果推斷，著眼於可行性判斷（Trope和Liberman，2010；Rim和Summerville，2014）。基於建構水平理論，Rim和Summerville（2014）通過實驗設計發現隨著心理距離的延伸，個體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件更容易在高水平建構，抽象化表徵，這樣高水平建構誘發個體的上行反事實思維，而心理距離較近時，個體更容易低水平建構過去事件，導致採取下行反事實思維。

　　在創業失敗情境下，創業者採取高水平建構，關註引發創業失敗事件的原因，並從長期角度考慮如何為改善未來行為做準備，聚焦於失敗事件可能對自己未來發展的價值，將失敗視為對未來的投資，對創業失敗事件進行高水平的表徵，容易誘發創業者採取上行反事實思維，對比不同的行為—結果方案，設想改善現狀的不同可能性。如果創業者採取低水平建構，聚焦於創業失敗事件的具體的、局部的細節和特征，關註尋找避免更糟糕結果的手段，從短期視角考慮如何獲得即時性的情緒改善，通過心理設想比真實結果更糟糕的狀況降低失敗後的負向情緒，導致自我強化。因此對創業失敗事件進行低水平建構，容易導致創業者採取下行反事實思維。

　　（3）失敗歸因與反事實思維

　　歸因是個體對自己和他人行為原因做出解釋和推測的過程。歸因影響創業者對失敗情景關註焦點的不同，歸因是對事件和行為原因的認知，是一種主觀解讀，雖然個體歸因得出的原因不一定是真實原因，但主觀解讀往往比真實、客觀的原因更能影響個體行為（Jenkins等，2014）。失敗後創業者的歸因會影響創業者的註意力分配，進而影響反思內容的不同，如失敗後有的創業者會反思內部“人”的因素，而有的創業者可能會反思外部“環境”因素。相對於失敗後外部歸因，當創業者進行內部歸因時，相信失敗原因為自身可控且相對穩定，比如個人行為方式、能力和努力等，那麼他們失敗後會積極地通過上行反事實思維對比各種方案與可能的結果，更可能通過心理模擬清晰地瞭解各種複雜因素以及自身行為與各種可能結果之間的關係，把一些有可能改變現狀的舉措與各種可能結果聯繫起來，形成一些有效的因果推斷。

　　失敗後外部歸因時，創業者認為造成先前失敗的原因是不確定或者不穩定，難以控制且隨機變化，並不能為自身所改變，事件失敗的原因或事物發展規律不被清晰認知或掌握（Weiner，1979）。當創業者進行外部歸因時，將失敗歸結為不穩定的外部環境或者他人行為時而不是個人自身的問題，這樣歸因偏差或者歸因自我服務傾向有利於保護創業者的自尊，不會對創業者的自我能力、積極的自我形象構成威脅，這為創業者向下比較提供了依據和基礎，增加了創業者採取下行反事實思維的可能性。

　　（二）創業失敗與反事實思維

　　創業失敗是創業實際結果與創業者預期目標的不一致，也就是意味著創業者先前行動的無效，那麼這種意外經驗促使創業者重新思考和修正因果關係，已有文獻研究表明，與創業失敗事件相關的信息影響反事實思維的強度和方向，如失敗成本、失敗時間長短和失敗信息再現的可能性。

　　（1）失敗成本與反事實思維

　　失敗的嚴重程度顯著影響反事實思維的強度，Morris和Moore（2000）通過對比分析發現經歷嚴重事故後飛行員產生的反事實思維的強度顯著高於經歷輕微事故的飛行員。創業失敗成本是衡量失敗嚴重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隨著創業失敗成本的增加，也就意味著創業實際結果與創業者預期目標偏離增大，這種較大程度的認知失調刺激和激勵創業者反思、學習和解決問題，促進創業者積極地通過反覆的上行反事實思維對失敗事件進行分析，對創業活動難度和失敗原因有更加客觀地評估、判斷，對事件結果的預期更加基於客觀事實依據，不斷修正行為改變認知模式，以達成自己的創業目標。也有學者將失敗比作“清除信號”（Sitkin，1992），也就是說一定程度的失敗成本能夠刺激創業者通過上行反事實思維完成一系列“行為—結果”的邏輯推理和檢驗，幫助創業者清理無效的行為模式、錯誤的假設和直觀推斷，形成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認知。

　　創業失敗成本具有“雙元”特性，一定程度的失敗成本能夠刺激創業者通過上行反事實思維進行心理模擬，分析各種改變現狀的行動方案，然而另一方面過高的失敗成本又抑制上行反事實思維。這是因為當創業失敗成本很高時，如經濟損失嚴重、創業者周圍的社會關係破裂以及由此帶來一系列的焦慮、悲痛、憤怒、內疚、生氣等負向情緒，這些會幹擾創業者對失敗信息的加工、處理和存儲等認知過程（Shepherd，2003；Cope，2011）。這時候創業者已經沒有更多認知資源和情緒資本去獲取和處理與失敗相關的信息，這個時候需要調整策略，如採用下行反事實思維緩解悲痛情緒。

　　（2）失敗時間與反事實思維

　　根據建構水平理論，有學者研究發現對於很早之前發生的事件（時間距離較遠），個體能接受負向反饋，且激發個體的自我提升動機（self-improvement），使其選擇上行社會比較；而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時間距離較近），個體更偏好接受正向反饋，激發了個體的自我強化動機（self-enhancement），易導致其採取下行社會比較（Freitas等，2001）。Rim等（2013）也發現對於近期發生的事件個體更容易產生低水平建構，而對於很早之前的事件更容易高水平建構，從事件原因上進行推斷。隨後Rim和Summerville（2014）發現隨著事件發生時間的延長，個體由想象事件本來可能會有多糟糕轉變為設想如何使事件變得更好。他們的實驗還發現近期事件更能激發個體的自我強化動機，有助於使個體感覺更好，而遠期事件容易導致其產生自我改善動機，從經驗中學習。而自我強化動機更有可能導致下行反事實思維，自我改善動機更有可能產生上行反事實思維（White和Lehman，2005）。

　　創業失敗帶給創業者一系列成本甚至有些失敗改變創業者人生髮展，而隨著時間流逝，創業者往往會對創業失敗經歷不斷反思、質疑和追問，會不斷的設想各種“如果……那麼”的場景和可能性，通過不同方式的反事實思維對失敗經驗進行新的解讀。時間是治愈傷口的良藥，時間對於創業者的反思失敗事件並從中學習也具有重要價值。根據建構水平理論以及心理學中時間距離與反事實思維方向的研究成果推斷，當創業失敗事件剛發生時，也就是時間距離較短時，創業者更有可能產生下行反事實思維。這也與先前研究一致，Cope（2011）通過對8位有失敗經歷的創業者考察發現，失敗後給創業者一段時間從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最初的擱置（initial hiatus）能幫助創業者更好治愈失敗的心理創傷。隨著時間流逝，創業者更可能高水平建構失敗事件，通過上行反事實思維分析失敗原因，比較各種可能的行為方案的可行性，對一些關鍵問題的認識不斷得到深化，並逐步建構起新的認知，為未來行為做準備。也就是說創業失敗後相對較短時間內易誘發下行反事實思維，隨著時間延伸，越容易誘發上行反事實思維。

　　（3）情境再現性與反事實思維

　　Markman等（1993）認為結果再現性的可能性影響反事實思維方向，如果個體預期事件會再次出現，那麼產生上行反事實思維的頻率將顯著高於下行反事實思維的頻率，這與個體自我改善動機相關。個體如果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發生類似的情況，那麼可能產生上行反事實思維為將來做準備。對於只會發生一次的事件，或者說個體認為無法收集為未來做準備信息，那麼個體傾向於採取下行反事實思維獲取即時性的愉悅感，個體更關註當下的狀態。可重覆事件能夠激發上行反事實思維，幫助其考慮如何使事件結果變得更好。也就是說個體認為事件在未來出現的可能性越大，個體改善這種行為結果的動機越大，越有可能採取上行反事實思維，通過對因果關係分析，在將來避免相似的錯誤，以便未來行為績效更好。

　　Sanna（1996）在隨後的研究中細分出悲觀者和樂觀者在應對成功和失敗事件時，當事件是否再次出現對不同方向反事實思維的影響。他通過實驗設計發現在應對一次性的失敗事件時，樂觀的個體產生更多下行反事實思維，如果被試相信他們還有再來一次的機會，更傾向於採取上行反事實思維為隨後做準備。而悲觀者在應對一次性事件時上行和下行反事實思維並沒有顯著性差異，而在應對可能會重覆出現的失敗事件時會產生更多的上行反事實思維。根據以上分析發現，在應對負面事件時，不論悲觀者還是樂觀者，當預計失敗事件在未來可能會重覆發生時，個體產生上行反事實思維的頻率將顯著高於產生下行反事實思維的頻率。在創業失敗情境下，如果創業者選擇再次創業，且判斷本次創業失敗相關信息在未來活動中有可能重覆出現，那麼創業者就有自我改善的動機，越有可能採取上行反事實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