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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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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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經濟學簡介

  供給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於美國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因強調供給(即生產)在經濟中的重要性而得名。又可分為以美國經濟學家有羅伯特·孟德爾、阿瑟·拉弗、萬尼斯基、諾爾曼·圖爾和保羅·羅伯茨為代表的激進派供給經濟學,和以M·費爾德斯坦(M.Feldstein)為代表的溫和派供給經濟學。一般所說的供給經濟學是指前者。這一派的主要理論觀點是:

  第一,美國經濟當前的關鍵問題在於供給,即在於生產率低下,供給不足,而不像凱恩斯主義者所說的那樣,是由於社會總需求不足。

  第二,信奉薩伊定理,認為供給創造需求這一觀點在現代仍然是正確的。

  第三,為了刺激生產,必須減稅

  這就是說,要刺激生產必須增加資本積累並刺激個人的生產積極性。減稅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有力的措施。供給學派強調,當前美國經濟生產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就是稅率過高。因此,減稅是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以拉弗曲線為中心的減稅理論是供給學派的中心。

  第四,主張自由放任。認為政府對企業干預過多不利於企業積極性和首創精神的發揮,從而也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保持自由競爭才有利於經濟發展。

  根據上述理論,供給經濟學派所提出的政策主張是:大幅度降低稅率,尤其是降低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邊際稅率;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對企業經營活動的限制;減少政府支出,主要是減少福利支出,逐步實現預算平衡;控制貨幣供給量穩定物價,等等。供給經濟學派的這些理論觀點與政策主張被里根政府所接受並採納。1980年裡根執政後制定的“經濟復興計劃”正是以供給經濟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為主要依據的。

供給經濟學的提出[1]

  市場經濟是通過供求雙方變化而運行的,從而理論分析也必須從供求雙方加以研究。回顧、檢閱歷史,供求之爭是經濟學說史上一個既古老而又嶄新的永恆課題。面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問題,西方經濟理論的經典解釋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由於該理論一系列的暗含假設前提,尤其是供給固定且完善無缺假設在現實中尤其在發展中國家不具備,從而既無助於發達國家經濟問題的解決(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發生,就標志著凱恩斯主義失靈),更解決不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處於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更需重視有效供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確立有效供給理論在市場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可以說,經濟運行的供給分析理論在中國有它獨特的生命力。因為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供給問題,對於經濟發展而言,經濟理論所需正視的是制度結構的變遷、消除失業與貧困、工業化過程的發動與制約因素及整合,而這些問題與“有效需求”理論所面對的“快變數”、“短期問題”相比,是“慢變數”和“長期問題”。因此,需求決定論自身固有的弱點決定了它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中國運用勢必有“水土不服”的問題。

  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供給學派雖從市場另一側面揭示了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實質,並提出以減稅為核心的政策主張。但由於它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局限性也決定了它不足以回答、解釋、解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供給問題。而且供給學派至今尚未形成一個完善的理論體系,是一個理論尚未成熟的經濟學流派。

  總之,在西方經濟理論界,從總體上講,均是孤立地研究供求關係問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往往各執一端,缺乏嚴密的科學性。因為供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創造出需求;需求也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創造出供給。供給學派給予我們的啟示,決不是供給與需要孰優孰劣,而應該是,經濟發展確實要註重供給。我們反思凱恩斯的需求理論,也並非全盤否定需求的作用,只不過在供給、需求的相互關係中,供給確實比需求更重要,生產、供給畢竟是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理性的現實選擇是,中國的市場供求理論應當有條件地超越或摒棄西方國家“問題導向”研究過程中的厚此薄彼,而專註於供求雙方的交互作用。

  在國內,面對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需求不足、供給過剩問題,理論界的主流派觀點是凱恩斯的有效需要不足理論。不僅如此,從總體上講,西方經驗文章(獻)多,單純性的解釋甚至頌揚性的政策性的文章多,而且忽視了中國具體的人文環境。而單向強調需求的擴大內需政策則是中國中央政府決策層巨集觀經濟政策取向的政策基調或主旋律,且至今實踐效果仍不理想。國內以筆者的導師胡培兆教授為代表,從1993年起就開始關註供給問題,至今已產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由於中國目前的經濟過剩運行是一個綜合症,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操作中,片面強調需求邊,或側重供給邊,均有失偏頗。而且至今國內、外尚未形成系統的現代有效供給理論體系,尤其是尚未形成能有效解釋、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供給理論。

  從總體上講,有效供給不足問題至今仍未充分被髮掘和被重視。因此,立足中國國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並借鑒理論界的已有探索,構建既能揭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供給本質及其運行規律,又能解釋、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問題的供給理論體系,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正如朱鎔基總理曾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真正搞好,解決好流通問題最重要......只有把流通領域的問題從理論到實際正確地解決了,那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

供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1]

  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對象都是由該學科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所決定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學科的對象”。這就是說,確立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要看這門科學所要研究的是哪一種矛盾,所要考察的是哪些現象。

  供給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獨立的經濟應用性新學科,所要研究和考察的是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供給邊這一特殊的社會經濟現象和矛盾。具體說來,供給經濟學,就是研究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中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有效供給的產生、發展及其運行規律的一門新學科。供給經濟學的研究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內容:

  (一)有效供給理論的已有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

  主要是從經濟學說史角度對有效供給理論進行歷史回顧。通過對國內、外理論界對供給問題的已有研究成果的評介,一方面,旨在通過吸引和借鑒前人的思想和成果,為我們今後的研究儲備前進所需要的養料;另一方面,通過回顧,我們還可以發現前人尚未深入的某些領域和問題,從而為我們今後的研究確立主攻方向和目標。

  (二)有效供給的生成機理及其運行地位

  首先,應對有效供給的定義進行重新界定,提出可持續型供給觀;其次,還應對有效供給的形成條件進行分析;最後,應對有效供給在市場供求中的基礎性地位進行界定併進行詳盡的論證。

  (三)中國供給經濟的制度變遷分析

  主要從制度變遷角度,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有效供給問題的歷史演進進行分析。首先,應對制度變遷的定義、類型、變動軌跡及其形成機理等基本原理進行分析;然後分別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供給變遷的績效進行分析,並重點對中國近幾年來供給調控政策進行回顧與反思。

  (四)中國目前的供給狀況及其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影響

  主要是對中國目前供給現狀的表象、實質及基本特征進分析;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目前供給經濟狀況的性質進行歸判;併進一步對中國目前經濟運行態勢的症因進行探索。

  (五)中國目前有效供給不足的實證分析

  比如以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為例,對中國目前有效供給不足運行進行實證分析。

  (六)信用供給不足論:中國經濟轉型中的第

  三配置失效及其制度修正主要從第三配置角度,就第三配置存在的理論與實踐依據進行剖析;並重點對中國轉型時期日益嚴峻的信用不足或信用缺失的現狀表現、負面效應、形成機理及治理對策等問題進行分析。

  (七)就業供給不足論:第一供給及其供給效應

  在中國目前的供給經濟運行中,不僅產品與勞務的無效供給過多與有效供給不足並存,而且從勞動力要素供給方面看,也出現低素質勞動力大量過剩與高素質勞動力供給短缺、流失同時並存的嚴峻局面。為此,應側重對就業供給的地位、現狀表現及對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分析。

  (八)減稅與通貨緊縮的治理

  面對通貨緊縮,減稅主張是凱恩斯主義與供給學派關於通貨緊縮治理對策的共同取向,雖然兩者對減稅的具體理解及操作有別。是否減稅,也是中國通貨緊縮治理過程中爭議的焦點和熱點問題。為此,應對通貨緊縮及其運行特征、減稅與通貨緊縮治理的經典解釋的異同比較、減稅與中國通貨緊縮的治理等問題進行闡述。

  (九)結構調整與供給優化

  中國目前供給過剩、需求不足的實質,是由於供給結構的一不合理所導致的無效供給過剩與有效供給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並存。因此結構調整既是擴大內需政策的戰略重點,又是優化供給的根本舉措,更是“十五”中國經濟發展的主線。為此,本部分應側重分析結構調整的理論依據與實踐依據、中國目前經濟結構的現存問題及其形成機理、優化供給的結構調整對策取向等問題。

  (十)有效供給不足的治理對策

  首先應對21世紀初葉中國供給調控的國情特色進行探討,然後根據前面對有效供給不足的形成機理的分析,提出相應的治理對策建議。具體包括:(1)治標之策:擴大需求;(2)治本之策:激勵、優化、提升、增大供給,走供給主動之路;(3)入世與供給調控政策的調整;(4)有效供給不足治理的國際經驗等等方面。

供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1]

  研究任何社會經濟問題,都必須藉助於一定的研究方法。任何一門科學,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在供給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具體應註意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方法特色:

  (一)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

  為此,一方面,我們應努力吸取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爭取查閱到目前為止能夠找到的國內、外有關文獻和資料,以拓寬研究領域。因為在經濟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每向前邁進哪怕是一小步,也都是立足於前人的基礎之上的。另一方面,科學研究貴在創新,經濟學要發揮其經邦濟世的功能就必須存同求異,進而存同爭異。這正如列寧所說的:“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需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因此在研究中,應重視研究的創新性、前瞻性和發展性,從而不斷豐富和發展前人的理論成果。

  (二)堅持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

  其中,規範分析是指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提出某些標準作為分析問題的尺度,樹立經濟理論的前提,作為經濟政策的依據,並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標準。而實證分析,則是對規範分析的重要補正,它是在做出與經濟行為有關的假設前提下,分析和預測人們經濟行為和後果,它解決的是經濟體制的現實合理程度的問題,具有客觀性、現實性、可證性的特點。

  (三)堅持可比性與獨立性相結合

  從而既要重視借鑒國際經驗,又要著重研究中國經濟實踐。既要堅持以馬克思理論為依據,並認真吸取西方經濟理論的有益成果,又要註意中國的國情特色,從而使國內、外的理論研究成果與國內實際情況相結合。

  (四)堅持一般分析與重點分析相協調

  一方面在一般分析中,堅持系統分析法黑格爾就曾批評過那種以單一原因解釋歷史的研究方法,他說過:“把歷史描繪成阿伯式的圖案畫當然是顯得巧妙的,因為阿伯式的圖案畫上面就是大花朵長在纖細的莖上。但是,這樣解釋歷史是非常膚淺的”。另一方面,我們又應善於抓住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重視重點分析。

  (五)堅持理論研究與政策研究相聯繫

  即在理論研究中,既應重視分析的特色,又應註意對具體可操作性的內容的分析,以溝通理論與實踐的聯繫。因為經濟理論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瞭解一個或數個國家經濟的運作,並尋求解決經濟問題的有效政策。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種經濟理論的提出和體系形成,都是對當時社會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實際問題進行研究作為初始入口的。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政治經濟學的大目標,即是增進本國的富強”。“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維多利亞時期偉大的經濟學家阿爾弗萊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則認為,經濟學“不是具體的真理,而是追求真理的發動機”。具體而言,就是如何解決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開闢道路。這正如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理論創新“一定要以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應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此外,還應堅持巨集觀層面分析與微觀層面分析、橫向分析縱向分析相結合等等。

參考文獻

  1. 1.0 1.1 1.2 李小鵬.供給經濟學簡要評述.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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