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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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金融機構是指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金融機構.其經營機制較為靈活,服務對象最初是兩小經濟,即集體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對支持非國有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扶持作用。

　　發達國家在發展的早期，其金融結構是以地區性中小銀行為主，隨著產業發展，企業資金需求規模擴大、風險增加，才逐漸發展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等，而且，即使到今天發達國家還存在許多為中小企業和農戶服務的地區性中小銀行和金融機構。以美國為例，就還有9000多家地區性中小銀行，其中95%資產規模小於5億美元，以及多種形式的民間金融機構，如互助儲蓄銀行、儲蓄貸款協會、金融公司、信用合作社等。不僅如此，由於中小企業在創造就業上的優勢，發達國家的政府還通過立法，設立機構專門支持中小企業和農戶貸款。在美國就設有中小企業署，由國會撥款提供資本金，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保，直接貸款和風險投資。在日本也有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服務的私營金融機構，包括信貸協會、信用組合、相互銀行、勞動銀行等；政府設立的政策性機構則包括國民金融公庫、中小企業金融公庫和中小企業信用保險公庫等。在農村則還有由政府支持，具有合作性質的農協金融、信用補全制度、農業共濟保險制度等。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前適應當時計劃經濟的需要以財政代替金融，除了人民銀行作為財政部下的一個司局而存在外，並無其他金融機構。1978年之後，在政府和國企的關係之間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了“利改稅”和“撥改貸”的改革，同時相應地建立了以中農工建等四大國有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系，但是，適合給中小企業和農戶貸款的地區性中小銀行和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相形滯後。

　　發展中小企業多創造就業機會，讓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能夠得到充分就業，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發展農業產業化讓農村走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以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這些措施都是構建社會主義 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所以，除了因應進入WTO後過渡期，開放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將會給我國的銀行業帶來新的競爭壓力，需要繼續完善現有的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 郵政儲蓄銀行和股市等金融機構以提高其業務水平和競爭能力外，打破以傳統的不動產抵押為核心的貸款機制，通過項目未來的現金流和企業間、農戶間互保聯保的方式，以創新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發展能夠為多創造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農戶和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的地區性中小銀行、農村小額信貸銀行，以及相關的政府和民間的信用、擔保、投融資體系的發展，以改善我國過度集中的金融結構，提高金融體系配置資金的總體效率，這些措施是今後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發展的應有方向，也是落實 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小金融機構存在的價值

　　從總量上看，由於大銀行占有的金融資產的數量大大高於中小金融機構占有的數量，因此，大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的絕對數量要高於中小金融機構提供的貸款數量。但從向中小企業貸款占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例以及對中小企業貸款占全部企業貸款的比例兩項指標來看，大銀行的比例要低於中小金融機構的比例。也就是說，大型銀行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傾向相對較弱。並且，與大型金融機構的經營取向不同，中小金融機構比較願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這裡除了因為它們資金少、無力為大企業融資外，主要是因為中小金融機構在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方面擁有信息上的優勢。一方面，中小金融機構一般是地方性金融機構，專門為地方中小企業服務，通過長期的合作關係，中小金融機構對地方中小企業經營狀況的瞭解程度逐漸增加，這有助於解決存在於中小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尤其對於合作性中小金融機構，即使不能真正瞭解地方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不能對中小企業實施有效的監督，但由於是合作性關係，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合作組織中的中小企業之間會實施自我監督。一般來說，這種監督要比金融機構的監督更加有效。

　　與此相比，大型金融機構一般不擁有這種信息優勢，因為：

　　(1)即使大型金融機構在地方上設有分支機構，其經理人員也會經常調換，使得其對地方企業的瞭解程度相對較差。

　　（2)即使這些分支機構的經理人員能夠瞭解地方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他們也很難向其上級機構傳遞中小企業的經營信息，因為中小企業缺乏經營透明度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其信息不具有公開性，人們未必會相信從中小企業財務報表中引用的數據。

　　(3)由於單位貸款處理成本隨貸款規模上升而下降，大型金融機構一般更願意貸款給貸款規模大的大型企業，所以它們往往會忽視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一些研究也證明瞭在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與銀行規模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關係。

　　迄今已經提出的中小企業扶持政策建議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在國有商業銀行中設立專門的中小企業貸款部，督促它們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或者允許國有銀行在向中小企業貸款時收取更高的利息，使大銀行更多地向中小企業放款。第二，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資本市場，如“二板市場”。第三，在政府的參與下設立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第四，建立中小企業商業信譽評估系統，推進信息的收集和分享。第五，由政府或其他組織建立專門的中小企業融資機構，等等。

　　然而，這些措施只有在有助於解決或緩解存在於中小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時，才能成為有效的措施，但上述措施存在一些缺陷：第一，由於信息和交易成本上的問題，如果國家強求大型國有商業銀行為中小企業融資，那無異於為這些銀行施加了另一種“政策性負擔”。利率浮動的方案也僅能取得有限的效果，在信息不對稱的狀況下，高利率可能使逆向選擇更加嚴重，從而增加銀行貸款的風險。第二，發展面向中小企業融資資本市場的方案只能部分地解決高風險、高回報的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但我國經濟的特征恰恰在於它是以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所以，資本市場方案對多數中小企業是沒有幫助的。第三，除非貸款擔保機構有動力和能力對使用擔保的中小企業進行甄別和監督，否則，擔保方案只是將風險從商業性金融機構轉嫁到國家身上。第四，由於我國目前尚處於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市場競爭還不充分，經濟中尚存在許多扭曲，各種社會公證機制和信用體系不健全，這些都不利於一個完善的信息生產和傳播系統的建立。所以，信息分享方案至少在短期內難以發揮作用。第五，建立中小企業融資專門機構的建議在某種程度—L能夠促進中小企業融資，因為這種機構本身就是中小金融機構。但這種專門機構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還取決於中小企業融資市場是否存在充分的競爭。如果缺乏競爭，這種專門的中小金融機構很可能成為人浮於事的機構。而實現充分競爭的最佳途徑就是向非國有中小金融機構開放市場。

　　綜上所述，只有建立和完善中小金融機構體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或緩解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

中小金融機構存在的規制

　　從數量上來說，我國目前已經擁有一批中小金融機構，但中小企業的融資仍然很困難，這說明我國的中小金融機構並沒有很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幾方面：

　　()由於國家長期不重視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並且多數時候不允許其存在，這就很難形成一個健全的中小金融機構監督機制。金融業由於在資金的所有者與使用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特別高，監督不嚴造成問題眾生。當政府放手讓中小金融機構發展時，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的貸款質量經常比大型金融機構還要差，這與國家對中小金融機構缺乏完善的法規制度和監督不利有很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中小金融機構就不能很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

　　(2)中小金融機構還沒有實現經營機制的轉換。由於國家對市場進入的嚴格限制及傳統上經營範圍條塊劃分的殘餘，使中小金融機構在當地市場上也擁有一定壟斷力量。這就使中小金融機構失去了改進經營的壓力和動力，再加上各級政府對中小金融機構經營上的不恰當干預，使得中小金融機構經營混亂，不能很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

　　(3)貸款市場的高度壟斷。迄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仍然占有70％以上的市場份額。銀行業的高度壟斷減少了中小金融機構能夠獲得的金融資源，限制了它們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能力，而大銀行又不願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這就必然造成中小企業貸款難的現象。

　　只有改善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制度，加強監督力度，逐步解決貸款市場的壟斷問題，允許非國有中小金融機構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同時採取措施對現有中小金融機構進行徹底改造促使其轉換經營機制，才有可能真正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那麼，是什麼原因阻礙了以上進程的順利進行?我們認為，多數問題都與計劃經濟時期所實行的“趕超戰略”及其後果有關。

　　首先，銀行業的高度壟斷是“趕超”戰略的一個直接後果。20世紀50年代，為了早日實現工業化，國家實施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而重工業的發展並不符合我國要素的比較優勢。因此，許多企業都只有在國家的扶持下才能生存。在金融領域國家的扶持政策是壟斷一切金融資源，並通過計劃將它配置到符合國家政策的產業。為了實現金融資源的計劃配置，在金融體制上的安排就是金融體系的高度壟斷。

　　其次，目前雖然國家早就放棄了趕超戰略，但趕超戰略造成的一些後果的影響是長期的。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趕超戰略的長期執行在我國經濟中造成了一大批背負著政策性負擔的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分為兩類：一類是戰略性政策負擔。一些產業雖不符合我國資源的比較優勢從而不具備“自生能力”，卻由於國家戰略需要而存在。這些行業中的企業就背負了戰略性政策負擔；另一類是社會性政策負擔。為了保障城鎮居民的就業，大量國有企業只好超出其需要安排職工就業，進而又要為職工提供養老、醫療等福利。這些企業承擔了社會性政策負擔。政策性負擔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使得企業經營失敗的“責任歸屬”變得模糊。這就增加了企業經理人員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造成企業虧損增加。另外，由於政策性負擔使得企業虧損的責任變得不明確，國家只好從各個方面扶持國有企業，包括對國有企業進行資金扶持。實行撥改貸後，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只有通過國有商業銀行進行。這種扶持能否繼續就要看國有商業銀行能否繼續其對金融資源的壟斷。同時，對國有企業的支持又成為國有銀行的政策性負擔。一方面，政策性負擔可能直接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另一方面，這種政策性負擔同樣增加了銀行經理人員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從而加速不良貸款的積累。現在，如果國有商業銀行不能得到新增存款，那它們的經營就會出現困難，這也要求國家繼續通過大型國有銀行對金融資源實行控制。因此，國家對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不積極，缺乏完整的規劃和制度建設。在大環境寬鬆時可能出現一批中小金融機構，一旦發生問題，國家就以一刀切的方式給予清理。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中小金融體系就很難建立和完善。

　　最後，趕超戰略和長期的計劃經濟還使人們產生對中小企業尤其是非國有中小企業的偏見。基於這種偏見，人們對在金融領域引入競爭的結果產生懷疑。偏見之一就是認為中小金融機構的大量產生可能增加金融體系的風險。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中小金融機構發生的諸多問題又似乎印證了這一懷疑。對中小金融機構的這種偏見也是阻礙我國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要解決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首先是要解決國有企業的經營困難和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而國有企業的經營困難起源於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所以，目前應該採取的主要措施是為國有企業解脫政策性負擔的束縛。

　　對於戰略性政策負擔，如果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確實為國家的安全所需要，而這些企業又不能和外國資本合資經營，為使這些企業得以生存就只能採取財政支持的方法去解決，不能再由國有銀行去扶持。因為，如果這些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它們就註定要虧損，那麼，無論由誰來支持，虧損最終還要落到財政頭上。這樣，與其干擾銀行的商業化經營，不如為銀行解脫負擔，促進銀行的正常發展。

　　對於那些不再與國家安全直接有關的企業，則需採取讓企業轉業轉產、與外國企業合資或到境外上市等方式對企業進行改造，使其取得自生能力。對於社會性政策負擔，則全部從國有企業剝離。為此應該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原先由國有企業保障的就業、醫療、養老等項目交由社會保障機構管理。實際上，為解決就業問題，最佳的途徑又是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所以，國有大企業的問題與中小企業的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

　　解決了國有企業問題後，國有銀行就不再有理由創造新的不良資產。只要我們採取措施妥善處理國有銀行現存不良資產，在整個金融體制改革中銀行改革就應該能順利進行，這其中包括發展和完善我國的中小金融機構。由於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以大量中小金融機構為其提供融資服務為前提，所以建立一個以中小金融機構為主體的金融體系就成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必然選擇。

　　金融風險一般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所面臨的市場風險；二是金融機構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在抵禦市場風險方面，由於大型金融機構的資產龐大，可以通過將其資產配置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使市場風險分散化。中小金融機構資產相對較少，經營活動相對集中，這就限制了它們分散和化解風險的能力。然而，大型金融機構抵禦金融風險能力較強，實際上是因為它們用其龐大的資產中的一部分為另一部分保險。那麼，如果我們能夠為中小金融機構提供一個社會的保險機制，它們抵禦市場風險的能力就會加強。另外，由於中小金融機構是一種地方性金融機構，其經營失敗對經濟總體的影響要比大型金融機構小得多。所以，從社會的角度來講，中小金融機構的地方性反而成為優點。

　　在道德風險方面，由於大型金融機構規模龐大，其經營失敗對社會的影響大，這就使得其經理人相信國家不會聽任其倒閉，即使這個金融機構不是國有的。其結果是增加了大型金融機構經營過程中發生道德風險的可能性。所以很難說在道德風險方面，大型金融機構會優於中小金融機構。

　　綜上所述，國有企業改革、國有銀行改革以及觀念轉變必須同時進行，這樣才能消除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障礙，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的具體措施有：

　　第一，對非國有金融機構開放市場，以增加金融體系中競爭的程度；

　　第二，完善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法規、制度和監督體系，對中小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督促它們改善自己的經營；

　　第三，對現有中小金融機構進行經營機制轉換，其目的在於消除政府干預，促使金融機構實現真正的商業化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