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知识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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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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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科学知识社会学[1]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社会建构主义，是随着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而出现的，是一个兼收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的研究领域。SSK最早出现于 20世纪70 年代的英国，而后便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地位，成为英国、法国、北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布鲁尔将 SSK的研究内容概括为四点：各种群体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与群体所赞同的宇宙观之间的关系；社会因素(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等)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文化的非科学特征与科学的关系；训练过程与社会化过程在科学行为中的重要性。可以看出，SSK对科学的关注点从结果转到过程，研究科学发现及其确立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从而打开了科学发现的黑箱；同时，又由于他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利益因素、修辞因素，并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却忘记了科学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这种解构科学的立场，遭到了哲学家、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家和科学家的一致而又激烈的反对。一般说来，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相对主义、自然主义方法和陌生人原则、反身性问题等。
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概述[2]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
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德国的图宾根学派有一个“教会编史学”，认为应该把正统的思想与非正统的思想都给予中肯的对待。SSK的倡导者认为这对他们有启发。第二个渊源是旧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属于欧洲哲学跟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但它在19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以后就停滞不前了。第三个渊源是1962年科学哲学家Kuhn写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个渊源是Wittgenstein后期的哲学。最后一个渊源是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SSK认为这些正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描述都给了人错误的印象，是过分理想化的描述，是有问题的。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在欧洲起源及在美国传播。
SSK的发展起源于英国。创始人物是爱丁堡学派的Barnes和Bloor，目前其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是巴斯学派的首领人物Coollins。这三个人的名字首字母可合写为“BBC”。还有一个代表人物是Mulkay，他跟后现代主义也有一定关系。
SSK在英国起源以后，马上影响到法国。法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Latour。他受到SSK的启发，70年代到美国做了一项调查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把科学家当作动物一样进行观察，观察结果写了一本名为《实验室生活》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
SSK真正成气候是在它传播到美国以后。SSK在美国能成为正统，有几个主要的代表性学者：一是西海岸的领军人物UCSD的Shapin，他是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二是美国中部UTUC的Pickering，他写了一本非常名著，叫《建构夸克》；第三是美国东部Cornell的Pinch。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背景
SSK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的一个总体背景是，20世纪的科学由小变大，成为一种“大科学”。当科学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时，就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一个发展契机。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传播、流派及论战[3]
SSK于70年代初在英国崛起，如皮克林所言，它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的特点有二：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在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第二，SSK的研究方法是经验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在整个70年代，SSK的概念框架和研究人员分布都很清楚，公认在英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上文提到的爱丁堡，另一个是巴斯(Bath)。爱丁堡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把巴斯包括在内，也包括马凯(Michael Mulkay)所在的约克(York)郡，甚至把后来英国之外的许多方法上差别较大的科学元勘包括在内。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如果与传统默顿科学社会学相比，爱丁堡学派的研究只能算“中观”，不能算“宏观”。而巴斯学派以柯林斯(Harry Collins)为主帅，以微观方法见长。他研究了许多科学争论案例，试图展示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actors)之间偶然“谈判”(或译协商)的结果。
近些年巴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影响超过了爱丁堡学派，这主要归功于柯林斯。与爱丁堡学派一样，目前地理意义上的巴斯学派也已不存在，柯林斯已转到加的夫威尔士大学主持一个“知识、技能与科学中心”的工作。柯林斯1985年出版《改变秩序》一书，1992出第二版，全书分6章，分别讨论了知觉与秩序的神秘性、可重复性观念、重现TEA激光、探测引力辐射、某些超自然实验和归纳推理的社会学解决方案。反对者认为他研究的尽是些“边缘”性科学案例，即介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具有很强探索性的研究，据此解释整个科学事业是不准确的。
1993年柯氏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宾茨(Trevor Pinch)合作出版《科学勾勒姆》，1998年俩人又合作出版《技术构勒姆》，这些书牢牢确立了巴斯学派的研究风格，也引起学界激烈讨论。1995年《科学勾勒姆》获美国社会学会颂发的默顿图书奖；1997年柯林斯获贝尔纳“科学之社会研究杰出贡献奖”。应当说明的是，柯林斯的风格与观点无论与默顿还是贝尔纳都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他能得此两项大奖略有讽刺意味，但也说明柯林斯的工作确实影响巨大，另外也表明评奖委员会思想解放，确有雅量。
考虑到滞后效应，在70年末甚至80年代初以前，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就算爱丁堡和巴斯两个。但是到了70年代末英国以外的学者也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新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出现了，它们与SSK的思路与方法部分重叠。
1979年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出版著名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全书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对美国西海岸著名的梢克(Salk)研究所进行了两年的研究，突破了经典SSK的模式。拉图尔现在法国矿业大学创新社会学研究所供职，当时他是以年轻哲学家的身分进入梢克研究所的，伍尔加当时已是英国一名社会学家。此书出版标志着巴黎逐渐成为科学元勘的一个后起之秀。在80年代中期，拉图尔与同事卡龙(Michel Callon)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自此SSK的“巴黎学派”正式成立。但与此同时，巴黎的学者竭力想与英国学者划清界线，而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也都指责拉图尔等违背了SSK的基本纲领。1986年《实验室生活》出第二版时，作者将此书的副题有意进行了改动，删除了“社会”两字。在新版“后记”中作者坦言，随着科学之社会研究的不断发展壮大，形容词“社会”已不象以前那样具有“对抗”意味。作者说：我们毫不羞愧地承认“社会”这个词不再具有任何特殊含义。“社会”一词对顿学派有意义，可用“社会”一词定义排除了对科学内容的考虑后的研究领域。另外它对于爱丁堡学派还有意义，他们尝试用社会变量解释科学的技术内容。而拉图尔等人的工作是用人类学方法对科学进行内在论的描述和解释。于是对拉图尔而言，“科学之社会研究”中的社会已不再具有实质含义。1987年拉图尔出版《运作中的科学》，1991年以法文出版《我们从未现代过》，英译本1993年出版，1997年已第4次印刷。最近又出版《潘多拉的希望》。这些书影响巨大，势头已超过爱丁堡学派。
大约与拉图尔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关于实验室的研究工作由女学者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生于奥地利，美国籍，现在德国)完成，1981年她的名著《知识的制造》出版。1983年她与马凯主编《科学被观察：科学之社会研究展望》。此时美国学者加芬克尔(1983)、兰希(1985)和利文斯顿(1986)也用人种志方法来研究实验室科学和数学，利文斯顿1986年出版《数学的人种志方法基础》。科学哲学家哈金(1983)、卡特莱特(1983)和法因(1986)在自己的领域内发展了“经验适当性方法”，研究工作部分与SSK重叠。崔蒙小组(Tremont group)的福村、斯塔尔和盖松(1987)发展了实用主义的符号互动理论。蔡维克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粒子物理学家。(据A.Pickering, ed.,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在英格兰马凯和吉尔伯特(1984)提出了“话语分析纲领”，将SSK方法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技术结合起来。1991年马凯出版文集《科学社会学：一种社会学的朝圣》，他将此书献给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卷首引用了班扬(J.Bunyan,1628-1688)《天路历程》中的一段。此书回顾了作者科学社会学研究的经历，带有方法论总结的性质，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划分为三个阶段：1)常规分析：揭示科学的社会世界，2)话语分析：展示科学家如何建构其社会世界，3)新写作形式：探索文本的多重世界。迈尔斯(G.Myers)的《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1990)就是此思路下的产物。但迈尔斯也同时批评了柯林斯和马凯的方法的局限性，因为他们似乎都暗示文本之外无物存在。在迈尔斯看来，如果伍尔加和马凯是解构主义者，兰希则是现象主义者。
1992年皮克林编辑《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试图实质性推进SSK的发展。他特别强调实践和文化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反思了SSK过去的极端主张。他认为SSK中应当去掉一个K(指知识)和一个S(指社会)。因为科学实践研究的中心主题已不是知识本身。那么为什么要再删除“社会”字样呢?皮克林的解释是，对于理解完整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而言，要考虑许多因素，这其中包括社会因素和非社会因素，但现在不应再强调社会因素的优先地位。实际上皮克林个人的观点已背离狭义的爱丁堡传统，而倾向于巴斯的柯林斯和巴黎的拉图尔。如果按照皮克林的理解，整个SSK研究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似乎又回到了或者说只剩下了朴素的Science Studies，即科学元勘。SSK的案例研究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但从逻辑可能性看新鲜见解很难再出笼，SSK肇始的一系列科学元勘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
最后提一下与SSK有关的学术论战。近20多年围绕SSK的争论此起彼伏，也可以说SSK在论战中成长，这既包括与外部的论战，也包括内部派别之间的论战，后者反而更多些。限于篇幅这里仅列出若干争论的主角：劳丹与布鲁尔，拉图尔与布鲁尔，卡龙+拉图尔与柯林斯+耶雷(Steven Yearley)，伍尔加与柯林斯+耶雷，兰希与布鲁尔，宾尼克(Cassandra Pinnick)与沙宾+斯卡佛(Simon Schaffer)，盖尔(G.Gale)+宾尼克与梅兹(Martina Merz)+诺尔-塞提娜，科尔与拉图尔+伍尔加，等等。
劳丹有个女博士(现为西肯塔基大学副教授)宾尼克，曾在南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学习数学和哲学，90年代初跟随劳丹作博士论文《合理性理论与SSK的强纲领》。她在“霍布斯/玻义耳争论之强纲领案例研究错在何处?”一文中，严厉批评了爱丁堡学派的最大部头著作《利维坦与气泵》(英文有440页)，认为该书对科学史的叙述有偏见，是用现在的因果论题去强行整理玻义耳/霍布斯时代的科学与社会关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即霍布斯和波义耳的科学哲学(自然哲学)是由他们的政治哲学决定的，进而他们关于自然的哲学信念和认识论、方法论很大程度上都是非理性原因造成的，特别地是社会政治原因导致的。宾尼克还指责了作者下述说法：“当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认知(knowing)形式的约定性和人为性，我们就置自己于这样的境地：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实在将对我们知道什么负责。”(Steven Shapin & Simon Schaffer, Leviat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344)宾尼克说，沙宾等并没有真正证明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反而好像从其纲领中先验地引伸出来的 (据宾尼克送给本文作者的手稿Shapin and Schaffer:caught in a sandy shoal of the shallow, Feb. 1999)。
SSK运动以案例研究取胜，在最近20多年里生产了一大批成果，其中相当多是关于科学的历史研究和关于当代科学研究过程的现(field)研究(对应于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沙宾1982年撰写的综述性长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既为强纲领提供了经验基础也为后来的案例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布朗在文集《科学的合理性》中特别提到三个案例：弗曼论魏玛文化与因果性，沙宾论爱丁堡颅相学论战，法利和盖松论生命之自然发生说的背景(参见《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3期)。这样的案例极多，实际上柯林斯的著作几乎全部由这样的案例构成。《建构夸克》、《改变秩序》和《书写生物学》三部书名语法结构(现在分词+宾词，当今文学界和社会学界还有类似的著作，如《阅读女人》和《书写文化》等)相同的SSK著作研究的都是或大或小的案例，不过正如迈尔斯所言：“这些书名正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再是主题，而是如何处理主题的过程。”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爱丁堡学派[4]
爱丁堡学派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中发展最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巴恩斯、布鲁尔、早期的皮克林。爱丁堡学派的思想渊源可直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迪尔凯姆、舍勒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爱丁堡学派的基本观点主要有：理论核心“强纲领”，说明模式“利益理论”，建构方法“有限论”。
一、理论核心：强纲领
最能代表爱丁堡学派观点的著作是布鲁尔的《知识和社会意象》，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何谓“强纲领，’?即主要理论取向是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进行社会学说明。社会学说明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学理性说明，但是与传统的理性主义所认为的学理性说明相比，在客观性、确定性、精确性、可重复性方面都大打折扣。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以前，人们在从传统的理性主义角度对科学知识的成因进行研究和说明的过程中，对社会因素与不合理的因素是同等看待的。爱丁堡学派则认为，各种社会因素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对于知识的形成过程来说是发挥决定性作用。正如布鲁尔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我之所以称之为‘强纲领’，是为了使它与(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仅仅对错误作出说明、或者仅仅对那些有利于知识的一般条件作出说明的目标形成对照。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强纲领’之所以被称为‘强’，是因为它体现了下列主张，即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比如说，就像知识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实在的、感性方面的输人物那样)。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下列观念，即所有知识都包含着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
那么，强纲领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布鲁尔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了它的四个信条：其一，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其二，它应当对真理或谬误、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其三，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其四，它应当具有反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
布鲁尔和爱丁堡学派其他成员所坚持的，就是由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这四个信条组成的强纲领。概括地讲，强纲领所主张的是，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因此，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之中的人们，会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象而形成不同的信念，因而拥有不同的知识。
在这里，因果性信条所规定的实际上是对进行这种研究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要想研究知识的社会成因，就必须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究竟是哪些条件使人们形成了特定的信念和知识。它要求社会学家应当把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一切知识和信念，都视为社会因素以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公正性信条是因果性信条的深化和具体化，要求研究者不仅对任何知识和信念都要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而且对于任何知识和信念的正反两个方面也都要同等地解释清楚其产生的原因。对称性信条是对公正性信条的补充和深化，意思是对于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双方，不仅都要给予解释，而且解释的时候应当对等，不应用两套标准。反身性信条意思是，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它用来研究科学知识社会的一切理论和方法，应当同样适用于它自身，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知识。
强纲领的中心是公正性信条和对称性信条。为理解科学知识的生产，研究者对所有对立的论断应该保持着一种中性的立场。这种方法论原则被称之为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理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建构主义的核心，目的是使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等认识论依据失去效力。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倾向主要体现在，它坚持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建构和决定的，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这种观点而言，它不仅像以往的相对主义观点那样强调知识的形式(概念、范畴、表达方式等)的相对性，而且还主张对知识的内容进行具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说明。就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而言，这种倾向居于主导地位。
二、说明模式：利益理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从研究的视角和场点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工作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纲领，如，行动者网络纲领(实验室研究)、利益分析纲领、经验相对论纲领、批判编史学纲领、话语分析纲领、反身性纲领等(这些纲领都可视为强纲领的亚纲领)，其中，利益分析纲领就是爱丁堡学派从宏观上侧重于在结构水平上对那些影响科学知识内容之建构的社会环境因素进行经验分析的一种纲领，通常被称之为爱丁堡学派的“利益理论”。
“利益”是爱丁堡学派的一个主要概念，也是一个相对模糊和多义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利益”，可以是经济、政治或宗教利益，可以是认识利益或专业利益，也可以是职业利益。同时，利益作用于科学知识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可以因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理论是与它的经验研究引人自然主义的方法论，以贯彻强纲领的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一致的。自然主义尽管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不同的用法，但其最典型的涵义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完全自然的现象。巴恩斯说：“社会学家所关注的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的自然主义理解，而不关注对什么东西值得被作为知识进行评价性估断。在他看来，利益就是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自然动因，它并非总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或失败的知识。这样，利益说明就可以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利益理论还表明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因果性。传统实证主义的观点把个体的人看成一个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的空洞的木偶，这种因果观点只涉及到个体的外部条件。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因果解释肯定不能仅仅涉及到外部的影响，其行为必须涉及到认识主体的内部状态。另外，传统的因果解释在逻辑上被认为与人类的自主性相矛盾，与个体的能动性、判断、决定与自主行为能力的观念相矛盾。那么，在科学活动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原因是什么呢?爱丁堡学派的回答是：科学家的社会目标与利益。“在科学活动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原因是目标和利益，这些目标和利益被那些按照这种方式而不是按照那种方式操作的活动所推进。在数不清的各种方式中，相似性和差异性彼此对抗，但是在特定的目标仅有一种实现方式的特殊的情境下，可以认为一种行为可以基于任何的目的进行。……在所有的实际情境中，目标和利益总是与科学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建构科学研究整体的系列科学活动实际运行的原因。目标和利益有助于解释作为目标导向或利益行为的特定结果的特定变化。……更进一步，每一个行为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有原因的行为，无法想象一个行为会有某种另类的‘没有原因’的形式存在，无法想象如果科学家是‘无私的’，没有目标导向，‘理性本身’就会赋予某种行为以这种方式。巴恩斯也指出：“如果科学家没有利益，或者说没有一种目的导向，研究就无法进行。这一目标完全是为了解释科学家的理性活动，这样的活动应该被理解为有目的与有导向的，导向性的目的引起了这一种活动而不是另一种活动。
三、建构方法：有限论
谈到爱丁堡学派时，大家对“强纲领”、“利益理论”较熟悉，而忽视了它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有限论”。可以说，有限论是爱丁堡学派社会建构主义的一种方法论。有限论是关于概念的本质和概念的应用的一种学说，它是建立在分类基础上的。我们要理解有限论，首先要看爱丁堡学派是如何理解分类及分类的基础等问题的。
爱丁堡学派的主要代表巴恩斯等人认为，我们只要谈论事物就是在谈论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种事物。关于分类，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个体对自然对象和事件进行考察，把相似的汇集在一起，把不相似的彼此分开；一种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个个体在看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在看老师在做什么，并且像他们一样以相同的方式把对象汇集起来，像他们所做的那样进行分类，用他们使用的语词确认所产生的类别。在第一种情形中，分类的基础是对经验的意识；在第二种情形中，分类的基础是对一种传统实践的意识。这两种情形似乎都捕获到分类所包含的一些东西，但二者的关系如何呢?答案是：经验本身是科学活动的基础，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形式描摹个体事物之间的显而易见的差异和相似；传统则仅仅是传递这种标准的描摹，并且很快使后继的一代人获得这种描摹。当人们进行分类时，人们几乎总是求助于因袭的概念和分类，并且运用这些已经存在的概念标记他们遭遇到的新的对象和实体。
布鲁尔等人系统地列举了有限论的核心主张，包括：概念的未来应用是开放式终结的；没有任何一种分类活动是永远正确的；所有的分类事实都是可以修改的；对一种概念的连续性相继使用并不是孤立的；不同概念的应用并不是相互独立的。限论认为，“一个概念的先前应用并不能决定这个概念的后继应用。这一点也许还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达，每一次的概念应用行为都是全新的和创造性的过程。就是说概念本身对概念的下一次应用不会产生既定的内容。偶然性无处不在，每一次的概念应用行为在原则上都是实用性的。这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有限论的含义：第一，它意味着，当要作出一个关于概念正确运用的决定时，我们不可能求助于概念的内涵或正确使用的规则。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根本没有与概念密切相关的东西存在，如含义或内涵；二是不存在概念正确运用的规则，因为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个概念运用的例子都是新的。第二，一个人或一个社会中所具有的先前的概念或知识的运用并不能清晰地或非常正确地决定新情况下概念的正确运用。因此，关于何谓概念正确运用的决定，最后总还是基于运用场合中的特别判断，或者用巴恩斯的话来说，“会涉及到一系列的现场的判断过程”。第三，人们不可以在同一概念被运用之前就可以决定那种现象符合或超出了这一概念的外延，恰恰是在运用情况中我们才可以决定一种现象是否被包括在一个概念的外延之中。有限论并不建立在世界万象自然分类这样一种前提上。相反，有限论的前提是，任何被任意选择的现象都会在同一时间与其他现象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有限论代表了一种揭示科学知识本质的科学理论，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开始。有限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社会过程渗人知识领域的内在方式。这是因为，表现为每一个概念应用活动中的偶然性也包含着社会偶然性。例如：概念应用者的目的和目标，概念应用所显示的利益，概念应用的传统导向，概念应用所依从的惯例，以及当下支撑或决定概念应用的力量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爱丁堡蔑钾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出科学研究中许多富有成效的方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科学研究开始真正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象牙塔走向了生活实践。然而，它向科学是纯理性的活动这一见解提出挑战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研究，在知识论领域几乎导致了极端的相对主义。这种突出强调社会维度的决定作用的相对主义倾向，会从根本上彻底抹杀各种科学知识的客观内容和存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