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地理学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金融地理学(Financial Geography)

　　金融地理学是21世纪以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学术界尚未对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达成一致。目前国内该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国外关于金融和货币的地理学文献中，很大一部分是论文。它们选取了相对狭窄的领域但进行了深人的探讨，以至于难于出现全面的概括性的文献。金融地理学大致可以认为是从地理学科的角度来研究金融领域问题的新兴学科。

　　金融的地理空间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地理性。货币作为金融的主体，有着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特性，可以研究其通过时间和空间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2.边界在分割金融系统中的地位和影响。研究全球资本流动在国家边界中嵌人的程度，全球化与本地化力量在金融业中的相互作用。

　　3.市场信息的实质以及过程，强调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在金融业中，信息并不是共享的，而是系统地分类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被吸收，而是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不同尺度上对其进行管理和组织。

　　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金融地理研究的基本范畴。

　　金融地理学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源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派。当时正是发达国家产业大规模向外扩散的初期，产业活动的流动加快。因而，一些“ 激进”地理学家开始研究城市和区域内部金融资本的动态性，关注金融机构在引导特定地区资本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金融系统通过信贷配、排除等对社会产生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受全球产业转移和发达国家产业“ 空心化” 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地理学者开始关注于服务业的空间性研究，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是david harvey。他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分析金融地理的格局及其发展过程，金融服务空间的不均衡性，金融在资本主义积累中扮演的角色，特定金融制度的空间组织与运作，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流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等。

　　金融地理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与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出现的“ 文化和制度转向”有关。9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是空间经济研究的再度兴起其二是文化和制度转向。这两个变化都被各自的倡导者称为“ 新经济地理学”。前者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主要运用基于假设的数学模型，来解释和分析过去被经济学家所忽视的经济空间问题。在经济学家倡导空间经济分析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 经济”本身产生了质疑，这导致经济地理学研究出现了文化和制度转向，即从原来侧重经济要素的研究视角，转向对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与经济要素综合和相互作用的研究。其主要特征是“ 嵌人” 、网络等理论概念的引人。特别是，经济社会学家granovertter所提出的“ 经济活动嵌入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 的观点，被引人经济地理学研究之中，使地理学家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性别、种族、阶级和文化差异的不同所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差异，以及制度环境造成的经济行为的不同。金融活动因为其与制度和文化的特殊嵌入关系，而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家重要的研究对象。

　　正如martin所指出的，90年代以来金融体系的发展出现了三个贯穿、且相互增强的变化进程放松管制金融监管的改变、技术创新包括信息技术与衍生性商品的创新和金融全球化这些变化正在“ 重塑金融景观” ，因而也是金融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放松管制推动了金融创新，给金融从业者更大的空间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金融格局的变革，使金融资本在国内以及国外流动速度加快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变革，对金融行业的地理性分布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随着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从更微观的层面研究金融地理的发展。例如，dow通过对银行业以及信贷关系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指出金融业的空间发展具有阶段性。银行业的市场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服务于当地社会，到银行系统在国家间展开，出现银行系统和其它非金融机构的竞争。随着金融组织和机构的不断整合，地方金融机构不断向全国和国际性的方向发展金融业在空间上会呈现出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在少数重要金融中心的高度集中。

　　1.金融活动的区位问题—金融中心

　　作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区位论对金融地理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融地学者从多个角度对金融行业的区位选择、金融业的集聚与扩散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以金融中心作为主要切人点。例如，Kindleberger曾经从金融中心所提供的功能方面,给出了金融中心的一般含义金融中心不仅平衡个人储蓄和投资的时空关系，将金融资本从储蓄者手中传到投资者而且也会影响不同地区间的金额和交换成本。基于Kindleberger的定义，最近的经典文献把金融中心定义为，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的分支及其它附属机构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

　　对于导致金融活动不断集中的因素，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Leyshon从影响金融机构进人的主要因子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首要的因素是收人和阶层的影响，不同的收人群体会产生不同的消费需求，促使不同的金融机构进驻。其次表现为已有的银行分支机构及其溢出的效应。研究表明，金融业具有很强的集聚和溢出效应一个地区存在的金融机构越多，提供的服务越多样化，这一地区越容易吸引其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进人。第三,居民的金融素养以及当地的金融文化。比如，人们对信用卡等金融产品的依赖程度，对银行的信赖度等。

　　Gehrig重点对金融中心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存在着影响金融中心产生的向心因素和离心因素。其中，向心因素包括规模经济，即当地的经济规模、已经存在的金融业规模，包括已有的银行数，股票市场的营业额，双边贸易流动及外资量等指标。这一因素对于金融行业聚集至关重要。由于规模效应，金融业者相互间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信息溢出效应。金融机构的集中使得有效信息更容易扩散，增大了从业者间的交流，有利于新思路、新想法的产生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的地区，而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单独交易者对价格的影响比不流动的市场要小。因此，市场流动性强，相应的交易量也更多。离心因素则是指市场进人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保护等。这些因素往往造成金融业进人的壁垒，不利于金融中心的形成。比如，政府行政上的干预，投资环境不完善等。

　　porteous通过研究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工具去说明和解释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比如,“ 路径依赖”能有效地解释为何某城市能长久地在区内维持优势而“ 不对称信息”理论和“ 信息腹地论”则能解释为何“ 路径依赖”优势会被改变甚或削弱。zhao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上述理论大体上都强调“ 信息外在性” 、“ 不对称信息” 、“ 信息腹地”和“ 路径依赖” ，这些实际上是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力量和度量某个金融中心在区内主宰能力的重要指标。

　　事实上，金融中心的地理转移与制造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例如，最早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是，当世纪英国成为“ 世界工厂”时，阿姆斯特丹便被英国的伦敦所取代。虽然后来英国作为“ 世界工厂” 的地位日渐衰落，但伦敦依托欧洲大陆的经济腹地和对全球的影响力而稳固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世纪初，美国成为“ 世界工厂” ，从而成就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至80年代初，日本“ 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又使东京成为了国际金融中心。1974年，纽约、伦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占有全球市场资本的，1986年更上升为80%。同样，60——70年代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80——90年代中国大陆强劲的制造产业增长，使香港成为了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当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有许多因素，比如政治因素、地理因素、金融制度等，但从根本上讲“ 全球制造中心”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因素。

　　2.金融地理研究中的社会文化转向—金融排除

　　9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如放松管制、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等。这些变化给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使金融业者开始对其内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和重组。一些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出于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考虑，将一些中小城市的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关闭，从而造成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缺少金融机构，由此产生了金融排除。这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地理研究议题。当然，金融排除的另一层含义指一部分消费者对金融产品如对信用卡等的排斥。

　　最初，学者们主要从银行分支的关闭，在几乎没有金融服务的特别社区低收人人群的聚集，以及汽车所有权的缺少等角度，来分析金融排除对社会经济空间产生的影响。随着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文化与制度转向，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多地从社会文化和制度角度来分析实际的金融地理问题，包括金融排除。kempson和whyley曾对金融排除的直接承受者进行分析，指出居住在英国的个最贫困地区的居民，比一般人更有可能处于金融排除，往往是两倍的可能性叫。玩通过调查英国零售金融服务，通过其应用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和空间分层，列出金融排除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以此阐述城乡间不平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排除所扮演的角色，从而揭示金融部门不同水平的社会分割很大程度是阶级和收人的结果。金融排除对当地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影响也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金融排除的最大影响是产生了地方货币系统(local currency system)。地方货币系统是指地方货币生产、供应、分配、消费的循环，为当地金融提供便利服务的机构。因为金融排除，而人们有存在着这种需求，因此地方货币系统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实用性。但是，由于这种地方金融系统存在着法律与道德意义上的缺陷。比如，很多的地方货币系统都是非正规渠道，非常规地设立起来的，而且往往会演变成地下钱庄，带来一定的法律和社会问题。

　　3.货币地理研究

　　如果将银行机构比喻为一个“ 大动脉”系统，那么货币就是血液，是金融业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实际上，不仅金融地理学者关心货币地理的研究，城市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同样关注货币地理的研究。

　　货币地理研究最早起源于harvey，他出版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一书中首次提到应该对货币、空间和地点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当前，对货币地理的研究分为两个派别，第一种是经济学家眼中的货币地理研究。他们大多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货币乃至金融，主要探讨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形态。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创建了世界政治的最基本单元—民族一国家，从此货币空间逐渐被视为发行国独立的主权范围，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地理“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后来随着市场驱动，国家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政府管制，与市场力量重新分配，货币管理出现放松管制的趋势，货币关系的空间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一国货币更多地在其发行国之外流通且渗透到他国的货币空间，货币空间格局不再是完全的国家地理版图，原有的“ 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被打破。学者需要在功能上重新定义货币地理。例如，欧元的产生及发展就是这类研究的有力例证。

　　第二种是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关心的货币空间性与地理性问题。相对于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更多地侧重于货币的空间性及其分布与扩散等问题，最终落在空间问题上。这类研究的大背景是货币的逐渐放松管制。尽管货币是无形的，看似自由流动，但是金融业却具有经济地理属性。因此地理学家多是从金融行业大环境下来考量货币的空间地域特性。地理学家thrift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将货币视为“ 一组网络” ，可以延伸到每一个地方的表面。等人探究了市场代理人作为货币中介，以此形成的代理人网络。社会学家dodd体分析了货币的抽象特质，主张以货币网络概念来分析产生交易的社会关系网络，认为货币网络嵌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信息是货币网络拓展的基础。

　　Leyshan (1995)曾经指出，货币金融地理学已不同于往昔。这门学科越来越反映其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猜测其未来的研究方向是十分困难的。但是 Leyshon & Thrift (2001)还是提出了研究会沿着三条主方向进行：首先，强调机构投资者的涌现，他们是金融世界的中坚力量。这些投资者拥有自己特殊的城市地理学，反过来，他们也在创造投资和排斥的新地理学。其次，更多地强调金融消费者，尤其强调其知情程度以及由此在当代金融系统中运用中介的能力。消费者有来自新技术发展的帮助，从而使其有可能更多地控制其金融生活。第三，更多地强调货币文化。货币不是抽象的工具，它是由具备多种用途、方式和代表形式的模式构成。解释货币的文化意味着，货币地理学越来越多地同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折”相交叉。正如处处都有货币一样，货币地理学也将无所不在。

　　金融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或者说学科联盟，在分析问题时必然会用到多种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将金融资源的分布、流动绘制在区位地图上，这种视图上的直观感受使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金融资源的地理分布及其演化，是分析问题的良好的辅助工具。其次，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支，Yeung1993)认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者不应再继续完全依托已建立的所谓“科学”方法进行实证调研和数据分析，而应该采用基于过程的方法论研究框架，从而探讨互补性的方法论实践(例如追溯行为人网络、如何从多维的、偶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得出理论洞见)，它不仅寻找经济行为的微观基础，而且以反馈的形式，从经济行为的多维度角度产生理论上的洞见。正如 Clark (1998)所说，“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囿于理想化事实并局限于剔除社会生活复杂性的知识理论，那么理论的客观性只能是貌似可信的。”因此跨学科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行为人网络存在的多方面维度，要求涉及历史、地理、心理、政治、商业和社会等多方面知识。

　　目前进行经济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新古典的分析方法。对于一些难以用传统理论解释的金融现象和金融难题，新的理论与方法的涌现为我们开拓了思路，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接受多种而非仅仅一种理论，将有助于对现象的理解。正如Yeung(2003)所说一个人信奉某种经济理论并不妨碍他认识到其它理论提供的对同一问题的多种见解。

• 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