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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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目录

邓小平简介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邓希贤,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的协兴乡(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曾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后,复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认领导地位。1978年至1983年任全国政协主席,1981年至1989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至199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至1987年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他提议“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中国共产党以他的政治理念为核心的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几乎影响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相当程度改变世界。曾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邓小平的生平经历

一、旅欧生涯

  (1904—1926年)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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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的邓小平

  1904年,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今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的一个家庭,父亲邓绍昌。五岁进私塾,六岁进初级小学。1915年考入高级小学。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

  1919年春天,邓小平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到重庆汪云松筹建的一所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就读,他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经过18个月的努力学习,在1920年9月上旬他和其他378名学员乘船沿长江到达上海准备赴国外勤工俭学。9月11日,邓小平和其他85名学员一起被安排到法国勤工俭学,乘坐法国安德烈·莱蓬号轮船从上海出发,驶往法国马赛。邓小平个子矮小,在这批留学生中被选为领头,在旅途中表现出了出众组织能力。10月底,他们抵达马赛,短暂停留后到达巴黎。邓小平在法国非常奔波忙碌,生活很少安稳,而且常常没有工作,经济非常拮据。

  邓小平在法国的第一个居住地是卡昂以西的小城巴约。在这里,他在法华教育协会开办的一个法语训练班学了3个月法语。由于缺钱,他在1921年4月到克鲁索的施耐得钢铁厂(Schneider & Company Iron and Steel Complex)工作了3周。在这里他掌握钳工技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派上用场。他在这里初步认识了法国的无产阶级,并结识了一些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后又做过饭馆招待和火车司机的副手,期间一直住在拉加雷讷克隆布。1922年2月14日邓小平来到沙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作胶鞋。期间他上过夜校,以及蒙塔日学校。10月17日他辞去了工作,于同年冬天到夏蒂荣学习了4个月法语后,又回到原来的工厂工作。根据这个工厂的领导评价,邓小平此时显露出倔强和反抗的精神。这段经历对于他来说意义重大。1985年,他派儿子邓朴方拜访此地。1923年3月7日,他因拒绝工作而被工厂开除,失业几个月后他去了巴黎。

  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6月,在第二次青年团代表会上被选为青年团领导,和周恩来及其他3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但没有具体任务。作为共产主义者,他开始从政。1924年,由于人员变动,邓小平补选进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员。随后,邓小平进入杂志《赤光》编辑组,宣传中国革命。在此结识了主编周恩来。邓小平主要负责印刷,并参与宣传工作。所有文章都由他刻在蜡纸上再进行油印,使他得了绰号“油印博士”。后来,左倾革命者与中国青年党论战,邓小平发表文章参与这次争论。

  1925年秋天,他成为了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傅钟的助手,同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任中国国民党内代表共产主义者的监督代表。1925年,在巴黎的中国人因五卅惨案发起了一次未经法国当局同意的抗议集会,6月21日他们冲击了中国驻法使馆,并且逼迫大使在抗议信上签字。这次行动导致法国当局严厉的逮捕和遣返浪潮,大批中国共产主义者被遣返回国,留下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都受到法国警察严密的监视。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法国前往苏联,并起俄文名字“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到专门培养中国革命者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班同学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在这里学习了俄语、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列宁主义和军事学。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他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陪同访问苏联的冯玉祥将军返回中国。

二、初涉革命

  (1926—1936年)

  回国后,邓小平奉命同冯玉祥到内蒙古,并在冯玉祥手下担任第7团政治委员。1926年11月28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冯玉祥攻下西安。邓小平在西安由冯玉祥成立军事学院担任教学工作。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8日邓小平返回武汉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邓小平”的名字正是在这时改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从事会务工作。至1929年夏,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28年6月底,他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由于他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是年冬,邓小平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张锡媛结婚。

  1929年,邓小平奉命到广西右江和左江地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参与百色暴动政治活动。10月下旬,在起义发动前夕,邓小平接到电报回上海,11月初他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邓小平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人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1930年初,邓小平回到上海,妻子张锡媛于1月因产后产褥热病故。中共中央令邓小平回广西任红七军政委、区委书记兼红八军政委。3月,邓小平返回龙州,与袁振武将红八军余部数百人带至右江与张云逸等领导红七军合并。10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岗推行“立三路线”,命令张云逸和邓小平率红七军主力7000余人脱离根据地进攻柳州。红七军在沿途战斗中损失严重,决定放弃攻打柳州,在粤湘桂边界地区转战。红七军进入江西时,只剩下2个团不足2000人。强渡乐昌河时,邓小平和张云逸被国民党军截断,邓带领先头团于1930年底到达江西崇义。作为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打算再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得到另两名前委许卓和李明瑞的支持。在崇义,红军遭国民党军猛攻,邓与许卓商定,由许代理前委书记并带领部队寻机前往井冈山,邓则去上海汇报。三十多年后,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自我检讨时承认,在1931年初部队被分割的危急情况下,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不应该离开,“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是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1931年8月,邓小平被派往江西瑞金担任党委书记,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小平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

  1932年初,他被派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很快在那里扩展中国共产党组织。随后又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与在会昌认识的金维映结婚。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李维汉等左倾势力抨击罗明、邓小平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事件。此后,邓小平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不久邓小平从拘留所放出来,并被派到处于前线南村担任观察员。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长征初期,邓小平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邓小平参加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会议后,邓小平正式复出。4月,邓小平被派到红一方面军主持宣传部工作,中央秘书长职务交给刘英。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小平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小平患上严重疟疾,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

三、前线时期

  (1937—1945年;1946—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人到太原搞统战工作。1938年,任129师政治委员,同师长刘伯承一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抗日斗争。在随后的13个年头里,邓小平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二野、中野)后来也被称为“刘邓大军”而载入史册。

抗日前线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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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前线的邓小平

  1938年,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在1至9月间运用刘邓二人共同创造“麻雀战术”取得很大成效。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这样评论邓小平:“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对待芥末那样敏锐(as keen as mustard)。”

  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邓小平担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推行包括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1939年9月,邓小平和卓琳结婚,是邓小平第三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婚姻。卓琳(本姓浦)是云南人,出身富商家庭,抗战后从北平奔赴延安求学,在延安与邓结识。

  1940年8月,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日本军队发动百团大战(邓小平没有实质参与到战役中,但仍默许其部队参加)。由于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从延安发来贺电,蒋介石也从重庆发电嘉奖彭德怀。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抨击邓小平口实,指责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1942年末,邓小平回到延安,并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邓小平被提拔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1945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随即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抗战开始时只有9000人的第129师,此时已发展成为近30万人的大型野战军。1945年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中华民国国军,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一直休整到1946年夏天。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中华民国军队全国性战略进攻。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1949年4月21日,他与刘伯承、陈毅指挥部队渡过长江,旋即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49年10月1日,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小平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他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底,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实施土地改革等。

四、建国初与文革时期

  (1949—1966年;1966—1976年)

  1950年,邓小平在第二次全国军事和政府委员会上提出立即没收地主财产,加强对农民思想和文化教育;1951年,在第三次全会上,又提出搞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农业。这些建议受到中央肯定。毛泽东号召用15年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虽然从以后发展来看,他们过高估计当时形势。

  1952年8月,邓小平被调派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家住进中南海。此时,他作为经济专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1953年2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小平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1954年4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4年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进入这3个委员会的领导。同年9月15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4年发生“高饶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恩来夺权。邓小平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在4月接管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56年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的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权威和权力。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排名在党主席和五位副主席之后的第七位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一起负责日常工作。邓小平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

  1957年11月,邓小平和毛泽东去莫斯科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虽然同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苏联的建设成就还是感到钦佩。一直到1963年,邓小平还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论争。

  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对此是赞成的。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权力下放地方过多出现的问题,明确提出:“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邓小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为突出。邓小平在一次打台球时意外的摔断了腿,恢复了很长时间,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了一篇流于形式的文字来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1960年,他对大跃进产生了疑虑。

  1961年3月19日的中央工作小组会上,邓小平代表书记处对中央在“大跃进”中的问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书记处)日常工作做得不坏,但方针政策方面出的好主意不多”。此后,邓小平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顿, 在9月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1962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做关于中共党的建设的讲话,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提出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了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毛泽东点名批评邓小平的经济措施,这使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

  1964年初,北京大学发生的聂元梓和陆平的关于教育方式的冲突中,邓小平支持北大校长陆平的观点,并且在3月3日的一次集会上批评了左派的学生和教师。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邓小平试图平息混乱局面,维护安定秩序。他和刘少奇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然而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从1967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公开露面了。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了总书记的职务。之后红卫兵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击:认为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反对毛主席;生活作风腐化(主要是指责他喜欢打桥牌)。到8月对邓小平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小平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后来他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邓小平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小平的继母和他在一起。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1969年10月20日,邓小平被送到江西南昌,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的一个步兵军事学校里。1970年夏天开始,邓小平和妻子被下放到县拖拉机厂劳动。这段时间被邓小平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引起政治局势巨变。毛泽东原定接班人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乘飞机出走时失事死于蒙古国温都尔汗。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听完传达林彪事件后第3天,写了一封长信托汪东兴转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并要求恢复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作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1973年2月20日,在周恩来的力荐和支持下,邓小平离开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众多外交场合重新发挥活力。在8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正式提议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5月以后,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他代理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三副一长),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将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是这很快遭到激进左派攻击,他们批评邓小平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企图“资产阶级复辟”,双方矛盾日趋激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1月15日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致悼词。而毛泽东鉴于邓小平和四人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害怕其死后邓小平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将最有可能继任国务院总理的邓和张春桥排除在外,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2月初,江青攻击邓小平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随后华国锋也批评邓小平不坚持阶级斗争。3月底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最重要的日程就是批判邓小平。

  1976年4月,邓小平与四人帮的矛盾已经白热化。4月5日,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中,群众有人贴出大字报要邓小平接班。1976年4月7日,在没有邓小平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是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倒。毛泽东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加以保护,邓小平被打倒后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但四人帮的攻击并未因此停止。”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政治局势变得异常复杂。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7日,华国锋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五、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7—1989年)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阅兵上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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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阅兵上的邓小平

  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的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著区别,但他和其他人仍是修正主义。1977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已经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1981年6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四千余人参加、九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关于经济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又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决策人和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从1982年以来,邓小平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意在作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方案。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4年,邓小平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实行这一转变的同时,组建了其陆军集团军,并通过两山战役(老山、者阴山)及其轮防,提高了各集团军的战斗力。然而,邓小平允许并鼓励军队各级部队经商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

  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但辞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任一职由另一位中共元老陈云接任。

六、南巡与逝世

  (1992—1997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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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

  1992年春,已辞去所有正式职务的邓小平考察了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他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南巡”期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他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南巡与讲话使得中国重新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

  同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即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被写进中共党章,中共还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5年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时邓已去世),邓小平理论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被写入中共党章。从此,中国的各派势力都很难再从根本上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政策。南方考察后邓小平完全退出了公开的政治活动。

  1997年邓小平去世,享年92岁。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联合国大会默哀。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一、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方面,在邓小平和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方针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关于农村的文字中,“包产到户”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也是常被质疑和批判的。即使在小岗村获得丰收的1979年,批评“包产到户”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二、农村发展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获得迅速发展,对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改善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二、对城市的改革

  一、创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改称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并鼓励特区建设,提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对外方面,中国决定扩大对外开放地程度:扩大进口的数量及进口国范围;改善进口产品结构,重点为技术输入;提供外资直接进入中国设厂,改善中国生产结构以及派遣大量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科技。

  二、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国企改革是在“放权让利”的总框架下进行的,没有制度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1992年10月召开十四大,十四大确立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国企必须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微观基础,变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这样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就明确了,就是建立以股份公司制为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国企数量很多,改革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办法,就是大的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小的企业就放开搞活,采用包括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改革。改革以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邓小平改革中的问题

  当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时,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各类经济犯罪开始大量出现,邓小平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保证经济安全的同时,大量冤假错案开始涌现,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构成破坏。

  邓小平对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开放十分谨慎。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小平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发生了八六学潮。12月30日,邓小平就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因为坚持改革扩大化的观点,原本被邓小平选定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迫下台,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此后,中共党内反改革的“保守”势力,利用胡耀邦下台的机会,又掀起一股反右浪潮。邓小平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

  1988年,中国人普遍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自由化,而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零售率从1984至1987年的7.4%骤然提升到1988年的18.5%,而1988年底政府的经济整顿计划并未收到实效。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一、邓小平理论[1]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被中国共产党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

  中国共产党将该理论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

  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

  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

  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

  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在80年代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

  (1)时代背景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首先,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其次,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我国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促进改革图强、加速发展的重要外因。第三,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发生的挫折,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进一步促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许多深层次问题重新认识和思考。总之,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是他创立/特色理论0的必要前提。

  (2)历史根据

  研究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邓小平理论总结了我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基本观点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是一致的,强调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成功经验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有论者指出,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

  邓小平理论吸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教训。失败教训主要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有论者专题研究“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系,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提出都是总结“文革”教训的结果。例如: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必须认清中国国情和所处阶段;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民主

  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绝不应倡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绝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改革开放;等等。总之,邓小平通过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弄清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去很不清楚的根本问题。

  邓小平理论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模式和如何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展开。多数论者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的基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长期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体制僵化,在处理经济与政治、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国内与国际关系上出现失误;另外,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丧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毁灭了社会主义。邓小平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追求单一模式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总结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总结了放松党的建设,严重脱离群众的教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可以说,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3)思想来源

  有关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论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其绝大部分内容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和著名观点为理论依据。它的理论渊源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基本原理。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内容明显体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对马列主义精髓的真正把握奠定了邓小平理论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东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论者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关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突破了他们自己早先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结论,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探索开了“先河”。这一学说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于封建社会瓦解的民主革命时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简单地按《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社会主义样式进行,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主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邓小平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一些论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吸收了列宁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观、社会主义重心观、商品市场观、资本主义观、全盘改革观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邓小平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邓小平理论思想来源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思想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哲学世界观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性格上,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不固守本本和成规的发展思维为特征,突出强调中国特色。许多论者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是邓小平理论的先导,对毛泽东晚年严重错误的纠正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契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二者不可分。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生长点。22世纪《0年代中期毛泽东为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如不能照搬国外模式和照抄书本论断,要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可以实行“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可分为发达和不发达两个阶段,我国尚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会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正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邓小平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解决了毛泽东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

  (4)实践基础

  邓小平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多数研究者认识到:对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首先要明确邓小平作为政治家,不是为了构筑理论体系而提出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措施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他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另外,邓小平的个人素质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素质包括:坚定的革命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的精神、丰富的革命经历、宽阔的胸怀和远见卓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二、国民经济发展“三步走”

  他继续主持并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在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主张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要坚定不移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邓小平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同时邓小平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

  邓小平还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

四、“一国两制”理论

  “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对邓小平的评价

  普遍是他执政后所倡导的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理念,使中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窘况,令其走向世界,同时大幅度提高了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也对现如今的中国崛起有着重要贡献。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评价他: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1956年9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评价:“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评价邓小平时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中共中央前领导人薄一波在邓小平去世后写下挽联评价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亲自阐释对联的深刻含义:“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无疑是个智勇双全的人,我将他视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和邓小平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中美建交的谈判。”

  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评价邓小平时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前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评价邓小平时说:“对中国和全世界而言,他都是20世纪的一位重要政治伟人”。

  前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评价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对整个世界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发展;而中国又能够因此向整个世界作出何等的贡献。”“对于一国两制成功解决香港问题,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评价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时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成功的尝试之一。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我不久前曾读过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报告,认为邓小平有关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上同贫困作斗争最成功的范例。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找到了同工业化世界接轨的途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得到了保证。”他还说“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与中国人民共同度过了许多光明与黑暗的时期,这些时期成为他生命历程的组成部分。人们对邓小平毕生事业的总结证明了他信仰的正确性。”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评价邓小平说:“世界上我最佩服两个人,邓小平是其中一位”,“毫无疑问,他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做出战略创新,惠及中美两国”,“从规模、速度和深度上看,现在中国的发展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有赖邓小平制定的纲领,这些才成为可能。

  1985年邓小平获选为《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评价:

  • 邓小平在中国推行新的经济政策,使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生活得到改善,深受人民爱戴;
  • 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生活水平的改善,有助于保持世界局势的稳定;
  • 中国经济政策的彻底改变,如果确实有效,将意味着在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 这个转变无论在正面上还是反面上都将会给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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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郭思敏,王颖.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问题研究述评(A).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21(4):13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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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好运 (Talk | 贡献) 在 2017年6月12日 11:28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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