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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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FE)，又称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feminist PE)、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 political economy)、女权主义经济学

　　女性主义经济学通过把社会性别分析引入经济理论，重新解释了女性在家庭、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等领域中受到的不平等问题，无论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拓宽政策视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学流派，女性主义经济学提倡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经济学研究，旨在推动性别平等。

　　女性主义经济学主要是探讨性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期刊上。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第二波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性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领域迅速蔓延，并直接促成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然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却缓慢得多。经济学家对女性问题的漠视，使女性主义研究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空白。

　　女性主义经济学被忽视的原因

　　这种现象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密切相关。

　　（1）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特征是简化论思维，自利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价值取向上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被淹没在这种看似中性的简化处理中；

　　（2）即使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也认为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任务，因为他们把经济学研究的范围限定于公共领域中的市场活动。从历史角度来看，妇女的活动范围过去主要处于家庭等私人领域，因此往往被经济学家们排除在视野之外；

　　（3）女性主义研究自兴起之初就以女性学者为主体，然而，女性经济学家的队伍历来力量极为薄弱，根据布劳格编著的《经济学家名人录：1700～1986年主要经济学家传记词典》，在400多名已过世的经济学家中，只收录了8名女性(Peterson，1999，P.757)。很明显，这种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利于开展女性主义研究；

　　（4）经济学对女性研究的排斥被深刻地制度化了。经济学教学中传授的是严格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而女性主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定性研究，这在经济领域中被视为异端，继而造成了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在“业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只能屈居经济学的边缘。

　　因此，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来发展的结果。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尽管微乎其微，但还是有迹可寻的。

　　1869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穆勒所著《妇女的屈从地位》(0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对妇女的第二等级的经济地位作了经典论述；

　　恩格斯研究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时，将当时家庭中妇女地位低下的现象归结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弊端；

　　20世纪初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也曾集中叙述了妇女的经济地位；同时期美国女权主义者吉尔曼(Chariotte Perkins Gilman)分析了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工作对女性的重要性；

　　英国经济学家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等人讨论了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之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巩固，经济学中的女性声音一度消失。

　　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力量日渐增强，经济学领域中相应地成立了一些组织，如1971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URPE)建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组织委员会(Women’S Caucus)，1973年美国经济协会(AEA)成立了“经济学职业中女性状况委员会”(CSWEP)。这两个组织在提高女性经济学家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们没有明确致力于推动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因此，在女性主义理论、政策研究以及建立组织网络方面，经济学落后于其他学科将近20年。

　　1992年1月，经过众多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协会”(IAFFE)在美国新奥尔良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非商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不仅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经济研究，而且还为建立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国际网络提供了一个载体。截止到1999年，IAFFE已拥有来自3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600多名成员。

　　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IAFFE国际委员会主席组织了主题为“女性主义经济学：颠覆主流”的专题讨论。为了扩大女性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国内和地区性学术会议，IAFFE每年夏季都要举行年会，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领域的学者自由交流提供机会。另外，IAFFE还于1995年正式创立了学会的期刊——《女性主义经济学》，为女性主义学者发表观点和进行争论提供了一个论坛。该期刊因其公认的高质量和内容、主题方面的重要性荣获美国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奖。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就业和教育这三个方面。

　　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目前，采用新古典范式分析家庭问题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新家庭经济学”，另一种是将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博弈论应用于家庭经济研究。在对这两种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

　　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

　　贝克尔的新家庭经济学认为家庭中利他主义的男性居于主导地位，其他自利的成员(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则依附于男性，服从男性的效用函数，也就是服从家庭整体的效用函数。另一方面，新家庭经济学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家庭经济分析，认为妇女在家庭工作的生产率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市场上的分工是效率最高的一种社会分工方式。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肯定了贝克尔的理论贡献，认为新家庭经济学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另外，女性主义又对之提出了批评：

　　（1）新古典理论处理家庭问题的整体论方法与它一贯主张的个人主义方法相矛盾，掩盖了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合作关系；

　　（2）贝克尔关于男性主导地位的假设，只有在男性控制了足够多家庭收入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则非常少见；

　　（3）贝克尔认为家庭决策只取决于家庭收入，忽略了外部因素对家庭内部决策的影响；

　　（4）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家庭内部分工，只是将市场中的分工方式机械地移植到了家庭中。

　　博弈论应用于家庭经济研究

　　一部分经济学家将博弈论应用于家庭的经济分析中。博弈论克服了以往理论的某些缺陷，将男女双方置于平等的博弈位置上，用合作和非合作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家庭中的合作行为。男女双方的合作被看作是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

　　这种方法之所以受到一些女性主义者欢迎，是因为它坚持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用男女双方对称的地位取代了比较优势假说，并且对家庭消费支出、劳动力供给、婚姻不平等等现象作了较好的解释。

　　但是，也有不少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拒绝使用博弈模型。她们认为，博弈论方法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性别分析。博弈模型的假设前提尤为严格，如参与者只能有两方，孩子作为家庭重要一员被忽略了；过于强调交易结果忽视了对交易协商过程的分析；过分注重定量研究中的数学模型，它无法容纳许多定性的数据分析，这就缩小了其解释范围。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和见解

　　新家庭经济学和博弈论都是“双刃剑”，虽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家庭问题的分析，但为保留其主流“身份”而坚持不放弃新古典研究范式，它除了为传统的家庭分工方式作辩解外，无助于女性主义家庭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批判以往家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A.K.森(Amartya K.Sen)和B.阿加瓦尔(BinaAgarwa1)提出的“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这种方法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会使交易双方获益，对合作收益的分配取决于交易各方的“威胁”或“退出”。其创新之处在于，拒绝在理论分析中使用数学模型，更多地采用了定性分析。森和阿加瓦尔还分析了以往家庭理论忽略了的影响家庭交易结局的因素，如儿童、外部共同体(community)、社会性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意识形态等，其中共同体和文化对家庭内决策结果的影响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结构之间持续动态的相互作用。

　　阿加瓦尔还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南亚的社会环境中，提高妇女家庭地位的最有效方式是保证其对土地的所有权，但这需要改变传统的规制性别角色和行为的社会规范。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通过多种方式争取权利的过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批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工作，工资差距、职业分割(occupational segregation)等许多男女不平等现象开始突现出来。因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

　　对这一现象，新古典经济理论仅从供求两方面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歧视理论作了解释。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一方面在理论上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解释提出批判，并主要从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相关理论，对劳动力市场问题作了更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向政府提出“赞助性行动计划”(afirmative action)、同工同酬(pay equli.ty)、最低工资等建议，为妇女争取到更多权益。劳动力市场中衡量女性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是职业和收入(工资)。

　　不同学派对职业分割和工资差距的看法

　　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主要表现为职业分割和工资差距。

　　新古典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从供给角度出发的经济学家否认存在歧视；

　　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妇女的经济地位是她们理性选择的结果，或是某些职业本身存在对性别的特殊要求，这并不构成市场歧视；

　　人力资本理论则认为，工资差距来自于生产率差异，生产率差异是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追加投资方面的不同造成的；

　　研究需求的经济学家认为存在两种形式的歧视：一种是贝克尔提出的“偏好性歧视”(taste discrimination)，指雇主或同事在实际工作中对男性的偏好，这种歧视是非理性选择，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会自动消失；另一种是统计性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它的理论依据是人力资本差异和信息不完全，具体指从全社会总体来看，男性的工作价值要大于女性，又因为雇主和雇员间的信息不对称，鉴别雇员能力的费用太高，只好采用这种成本最低的甄别机制。这种做法对少数人来说可能存在偏差，但总体上是公平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批判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了这些理论的基础——个人理性选择和完全竞争市场，并对每种理论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她们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考虑歧视性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没有分析影响女性职业选择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因素。经验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只能解释约50% 的工资差距，除了观察到的生产率差异外，还有一些观察不到的因素对工资差距产生很大影响。

　　需求方面的解释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多数理论将偏好性歧视视为既定的，没有对这种偏好的起源和演化过程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这种偏好是人类固有的、不可改变的，那么提高女性经济地位而制定的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对于统计性歧视理论，它隐含着将市场中存在的工资差距和职业分割等现象合理化，并且缺乏经验支持。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解释重点将外生的制度影响内部化。她们指出，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制度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效应。妇女认识到市场中存在歧视，就会有意识地不参与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作的技能培训；工资差距会鼓励夫妻双方在市场和家庭间采取传统的分工方式。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还通过借用制度学派和社会学理论，研究了性别与社会制度的交互作用过程。她们认为，市场中的职业分割和工作差异可能源于男女在心理构成上的差异—— 他们有不同的目标或期望，抑或他们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导致工作选择的不同，比如，将多数女性从事教师和护士工作解释为妇女生育特征的一种自然扩展。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将性别的社会建构思想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个人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影响，理性选择的力量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相比要小得多。

　　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现象与教育问题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始于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现象，虽然对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有争议，但妇女的教育问题引起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她们主要通过经验研究解释人力资本差异的形成过程。

　　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追加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是指通过接受学校的正规教育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本，男女在人力资本存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他们不同的大学入学率上。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性格、家庭和对将来的预期都会影响男女在教育决策上的选择。S.埃弗理特(Averett)和M.伯顿(Burton)所作的经验研究显示，在大学期间的工作收入会促使男性选择接受大学教育，而对女性的决策没有任何影响。对于男女在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在职培训等方面投资的差异，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主要是社会性别的差异引起对工作方式的偏好不同造成的。

　　妇女因为要承担家庭和市场双重工作负担，她们倾向于选择间断性劳动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要低。妇女预期到市场中的这种情况，就会减少对这些工作的人力资本投资，雇主则减少对妇女的在职培训。已有经验研究表明，妇女对生育孩子和从事间断性工作的预期会影响她们的教育决策，如进入大学学习和参加在职培训等，而且，非货币方面的因素对女性决策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男性。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只集中于劳动市场的活动对妇女教育决策和妇女决策自主性的影响方面，却没看到劳动市场外的很多因素，比如社会规范、习俗、惯例都限制了妇女的选择范围。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男女在获取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此外，妇女的教育选择也可能是父母、丈夫，或其他人代为作出并强加给她们的。

　　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教育

　　女性主义学者研究教育问题的另一个主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教育。苏巴拉奥(Subbarao)对发展中国家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包括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制约男女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因素和世界银行的援助政策对妇女教育状况的影响等，尤其是批评了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实施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乡村教育，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产生了妇女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训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这类错误的观念，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如果缺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教育问题仅靠几项政策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是对居于正统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的又一次冲击。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了主流经济理论的方法、模型和主题，主张摒弃个人主义的、完全数学模型化的、以市场为中心的主流范式，建立超越个人观和整体观、以定性分析为主、解释范围更广的经济理论。

　　尽管同其他非主流学派相比，它的声势和影响要小得多，但近10年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队伍已经迅速发展壮大，她们通过建立自己的协会(IAFFE)和论坛(《女性主义经济学》)，已由原来的分散状态发展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它明确提出将社会性别分析引入经济理论，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重视。以J.A.尼尔森(Julie A.Nelson)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虽然接受的是正统的经济学教育，但她们清醒地认识到，已陷入重重危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仅靠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非常有价值。

　　在过去的10年中，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除了加强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外，提出的见解和观点也很有价值。但是，完整的研究程序还未建立，现有理论中还存有疑问，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家庭问题研究中，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已认识到，诸如就业机会、土地所有权、公共政策、婚姻法等很多因素都会对家庭内部的关系和结果产生影响。相对于新家庭经济学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仍存在几方面明显的疑问：

　　首先，找出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中社会性别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过去30年中大量女性进入市场参加工作，然而家庭中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分工方式，这说明存在着尚未被认识清楚的因素强烈地影响着社会性别的作用。现有的解释是社会性别的作用植根于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之中，但研究并不深入，性别的社会建构思想还没能够与家庭经济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次，影响社会性别关系的制度以往总被视为外生既定的，导致无法全面认识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过程，制度变迁理论可以为今后女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帮助；

　　第三，女性主义者虽然对新古典家庭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和整体观思想的冲突提出了批判，但并未找到一种超越二者的新方法。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多种形式的性别不平等现象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和挑战。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除了社会性别的差异，还要考虑阶级、种族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并要研究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政府为改进妇女经济地位而实施了一些政策措施，对其有效性的评估和检验工作还未全面展开。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要通过比较分析，选出相对有效的政策措施。另外，对于政策在职业、部门和地区间的溢出效应也是将来研究的重点之一。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教育问题上的研究相对薄弱，多数还处于经验研究阶段，尚需在理论方面做更多工作：第一，要弄清楚导致男女不同教育决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作用过程；第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教育问题上还未形成固定的研究程序。这个研究程序要综合考虑更多的制度因素和社会政治环境，如种族、阶级的影响，还要能够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经济学说存在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它反映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白人妇女的经历和体验，缺少对其他种族和不发达国家妇女的研究。

　　相较于其他学科，我国女性主义经济学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女性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开始起步。

　　2002年，中国女经济学者研究培训项目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启动，标志着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队伍建设的开始。2006年起，全国妇联与各高校共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极大地推动了性别研究在各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化。

　　在研究内容上，我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视野开始拓宽，从关注人力资本积累、就业、工资、职业隔离等领域的性别差异逐渐扩大到无偿劳动、时间分配、照料劳动、性别预算、公共政策等领域，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也逐步显现。

　　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本土化

　　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女性经济地位变化与发展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异。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了西方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而中国的性别问题具有特殊性，照搬西方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推动性别平等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农村女性土地承包权问题、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女性就业相关问题以及人口流动过程中的女性发展问题等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曾经历过的，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和解答，如果仅借鉴、追随西方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用本土数据验证西方理论假说，而没将理论契合在中国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就会忽视中国真正的国情和需求。

　　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本土化的路径

　　中国社会发展已从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同时新时期出现了新的人口、经济社会问题，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从性别视角回答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为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第一，经济学研究应承认并尊重女性享受各类公共资源、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权利，并强调女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其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参与社会劳动是推动妇女解放和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先决条件。

　　第二，中国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应在我国具体的社会性别文化背景下，着重从有酬劳动与无酬照料劳动两个方面来认识、理解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女性家庭照料责任是导致就业、职位提升和劳动报酬等性别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对无酬照料劳动的劳动力市场惩罚会反过来影响劳动力再生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第三，应拓宽经济学研究性别问题的视野。要加强对教育、财产、占有生产资料等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加强宏观经济研究领域性别问题的研究；加强公共政策领域性别不平等的研究。

　　第四，女性主义经济学本土化需要拓宽方法论边界，引入定性研究方法。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应注重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