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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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孔子

　　儒家又称儒学、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儒家思想，是华夏思想价值体系的一种，是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是对中国及东方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意识形态，是泛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西汉以后，董仲舒提出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学说，使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但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汉初的战乱以后，直接传承自孔子的儒学已不可考。《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 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儒的名称很多，内涵也很多，一般有：“儒家”、“儒学”、“儒教（孔教）”、“孔家店”、“孔孟之道”等等，这些说法彼此各有些不同，但并不宣称自己是支派。正式的派别有新儒家、孔教，但是一般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支派，而是希望能取代过去的“儒家”。之所以如此，因为“儒家”的基本教条之一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这些名称都可以是儒家之一。

　　《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代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

　　儒家作为一种普遍的标志性信仰，它的核心思想和准则在各类儒家典籍中没有直接的记载，“儒”字的图像更能体现它的核心思想。儒字有二種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过一般《說文解字》的最後一意接受较广。「儒」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只稱有知識材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字本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字义是“雅”、“优”及“和”的意思，从“人”从“需”，指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说服别人，为人所需。儒家一词本来自《汉书·艺文志》的图书目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也就是说，儒家以六经为圣经，遵循尧舜之道、以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周礼）为典范，以孔子为宗师，教化民众的流派。^[1]自春秋、戰國、秦、汉以後起，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孔門四科十哲、二十二賢、七十二弟子以下及歷代名儒為祭孔「從祀」。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的开明时代。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世袭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荀子则认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孔子创造了士、君子和圣人的新名词。这些名词原是旧有的，孔子则赋以新的意义，不复指世袭的贵族，而是指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才。由此打破了阶级世袭的观念，代之以修身为学和选贤举能。从此在思想观念上消灭了封建制度，开创了民治社会[18]。在文献记载中，孟子最早预言了封建制度行将解体。面对诸侯争战的局面，孟子认为天下一统方能最终太平，他曾经告诉梁襄王天下将“定于一”；不过他提出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诉求则未能应验，最终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在以后，儒家逐步发展出帝国时代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并建立了适应皇朝君主制的一套制度。在帝国统一政府时代，建立了从民间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如察举制、科举制。传统中国的最基层政府为县政府，并且政府职能和机构相当节简。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保持着由士绅领导的民间自治。这些都和儒学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大陆唯建立共产制度以后，这种简节政府和民间自治体系才被摧毁；但很显然，儒家思想无法连根拔除，因而简节政府和民间自治的心理依然会存在于人民的理想观念之中。

　　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秦朝，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秦儒淳于越主张地方自治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秦记以外的所有史书，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19]秦始皇曾实行所谓“焚书坑儒”，一般认为其中的儒非专指儒家，而泛指文人术士。秦汉以后，儒家基本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统一政府，尽管仍有少部分儒士热衷分封制，直到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论》问世。

　　在汉武帝之前，原战国各学派思想逐渐恢复，尤以儒家及道家两派为盛。汉朝初期各君主主要奉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惟七国之乱平定后，汉朝中央政府权威空前强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急切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标准。但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日益需要完整及深厚的哲学思想来维护政权的权威。由于当时的学者还是各尊各道，无统一的思想。汉武帝即位后，权臣卫绾、田鼢和窦婴等主张尊崇儒术，贬抑法家，同主张道家思想的窦太后展开政治斗争，建元二年（前139年），窦太后一度得胜。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支持儒家的官员重新得势。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汉武帝时期，由于汉初的宽松统治，导致豪强并起，统治阶层意识到秩序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同时为了集中资源进行战争及大规模公共建设，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但实际上，董仲舒的体系中的儒学只是个壳，本质上是法家思想，因此被称为"外儒内法"。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秩序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同时建立完善的等级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董仲舒还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是汉儒的一个特点。

　　唐代韓愈明確提出道統之說，《原道》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2]韩愈又說：“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3]韓愈本人則以孟子繼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4]。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5]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6]

　　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于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无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朱熹将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为儒家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一提到理学，人们马上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在理学发达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等级尊卑的爱，但“仁”是以人性为基础。虽然传统儒学也主张孝道和贞洁，但其禁欲色彩并不浓厚。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以后，已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二程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并称：“无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饮食为例阐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在宋朝以后，中国很少再出现像李白这样“我本楚狂人”的诗人了。程颐严肃刚正，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实为后世所见的“道学脸孔”。在妇女贞操方面，程颐认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有人问程颐先生曰：“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颐则提出“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饑寒作为借口，要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作为衡量贤媛淑女的标准。他们的好后学朱熹（1130—1200）在〈与陈师中书〉也同意这样的说法：“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腐；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程朱理学反对佛道的虚无主义，认为它忽略了伦理道德秩序，但同时又从道家思想里借鉴了许多关于道的论述，作为儒家形上哲学体系的材料。其实这正是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具体表现。

　　朱熹的思想体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较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朱子是继孔子后，儒学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一本著作《近思录》作为理解四子书（指周、二程、张）的阶梯，而他认为四子书是通往五经的阶梯，《近思录》曾为后世儒生必读。熊赐履大肆鼓吹程朱学说，强调：“朱子之学，即程子之学。程朱之学，即孔孟之学。若程朱非，则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学，孔孟之学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学孔孟而不宗程朱，犹欲其出而不由其户，欲其入而闭其门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 ，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心即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指出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传习录 卷上 3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 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 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传习录 卷上 3

　　“身之主宰便是 心。心之所发便是 意。意之本体便是 知。意之所在便是 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 便是一物。. . . . . . 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传习录 卷上 6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当知道孝顺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非常的孝顺和关心；知道仁爱的时候，就已经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清学实际上又分有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三派，“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派由惠栋所创，清儒任兆麟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梁启超说：“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家学，益弘其业。”。吴派人士多精于《周易》、《尚书》，著名吴派学者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等，吴派最大的特色是在学术上彻底反对宋学。吴派又兼及考史，著名学者有王鸣盛和钱大昕。

　　皖派开创于江永、戴震，梁启超称“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而树立，盖未可知也”，皖派稍晚于吴派，并不特别尊崇汉儒，“主张反复求证，不主一家”。

　　扬州学派是集大成的学派。皮锡瑞曾概括清朝之汉学演变：“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之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毂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清学的代表作品是江藩的《汉学师承记》。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李泽厚提出“儒学四期说”，“我所谓‘四期’，是以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民国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推行孔子的伦理教育，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民国以后，儒家从思想到形式的系统体系在民间和官方的存在转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第四次是1961年中国共产党采用了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形成了党管学校的规定，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加强政治理论教学。改革开放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恢复、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传统的儒家典籍有三类，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7]《庄子·天运篇》中孔子也对老子说自己“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立为国教，并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成为国家法典，开启了春秋决狱的时代。熹平四年，汉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共刻《易经》、《论语》、《尚书》、《春秋》、《公羊》、《鲁诗》、《仪礼》七经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1922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熹平石经残石百余块，现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处都有残石收藏。

　　1.对中国的影响

　　文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但，也因此禁锢人的思想，导致手工业和科技的没落。

　　2.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

　　3.对朝鲜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4.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重视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作用。

　　5.对越南的影响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6.对欧洲的影响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

　　7.对现代的影响

　　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一)孔子之学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

　　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认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读《诗经·小雅》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 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

　　(二)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是指未经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其实不讲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则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处明言“善之四端”天生即在每一个人心中，不涉及外在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规律。先秦儒学注重个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条件，譬如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发扬四端，则皆能为善，若放弃为善则失之，“每个人只要有意愿则皆能为善”。恻隐之心是自然的，由内心发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条件，只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善而已。先秦儒学与汉儒以后的儒学学说，存在着许多差异。

　　(三)孔门十哲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十哲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中表现出类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四)战国八派

　　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1.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 （《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的弟子以后即成“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

　　“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2.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3.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论语》中出现有32次，他的思想论清斋，讲坐忘，有清净归隐的倾向，类似于道家。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4.孟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敦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传达有八派的批判》）。

　　5.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他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见，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爱民；勇，刚毅勇武。有似于侠客。

　　6.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其为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7.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他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8.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另有子夏之儒。子夏之学是最注重礼制的，而礼制的强化，就是所谓的法制，宏观来讲，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颇大。

　　(五)谶纬神道

　　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

　　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

　　(六)唐代道统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七)程朱理学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

　　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八)陆王心学

　　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 ，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九)后儒学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省怀远县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 二曰美者克欲，三曰君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