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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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消费理论(Positional consump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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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消费理论是福利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中的前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不过是争名逐利的动物，在基本的需求满足之后，人们更关心争名次，即追求经济的相对量如相对收入、相对效用和相对消费量，也即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对经济地位——名次。位置消费是人们对相对经济地位或名次的消费，位置消费理论不仅证明了位置消费的存在，同时也指出人们对相对经济地位的追求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影响社会的福利水平。[1]
位置消费理论的产生和发展[2]
位置消费理论的先驱是凡勃伦，他最先研究了炫耀性消费的显示性效果。与在消费中获得的物质满足不同，炫耀性消费作为一种对相对名次的消费是没有极限的。尽管炫耀性消费可以给个人消费者带来效用，但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却是一种浪费。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上的效用所得就是另一个人的效用所失，它们是相互抵消的，从而不能增加人类整体的幸福和满足。杜森贝里(1949)和依斯特林(1974)也有相似的观点。
赫希(1976)研究了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及其相对效用。弗兰克(1985)则发现，人们的寻位行为(status—seeking)将使许多竞争变成高赌注的囚犯两难竞争，其结果是最坏的均衡而不是最好的均衡。
王建国是位置消费领域的新秀。王建国(1992)发现相对于经济寻位行为，政治寻位的后果更加严重，因为它往往会导致浪费性的经济停滞甚至后退。如果说经济寻位活动导致过分的生产性行为，而政治寻位则会导致过分的非生产性行为。随后，王建国运用均衡分析方法对位置消费行为进行规范化研究，发现位置消费不一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具体情况则依赖于市场结构、规模收益和偏好结构。
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位置消费行为并非有闲阶级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氦位置商品的内涵极为丰富，并不仅仅限于奢侈品，只是在不同阶层其相互比较的标准不同；位置消费行为与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生活关系密切程度有较高的关联度(张慧芳和王晔，2004）
位置消费理论的观点综述[1]
(一)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效果(conspicuous consumption effects)
凡勃伦(1899)认为炫耀性消费主要是为了满足心理的、精神的，更确切地是为了满足虚荣心的要求，而不是为满足生理的要求。人们可能在任何绝对量的水平上去争既定的名次。凡勃伦把从争名、显示财富和炫耀性消费财富中获得的满足称之为第二级效用，把从消费中获得的物质满足(Physical comfort)称之为第一级效用。他认为人们追求财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对第二级效用的追求，来自于追求出人头地。一个人的绝对财富只要少于他与之比较的财富标准，他就会感到不满足、不幸福。他认为对产生第二级效用的炫耀性消费的追求总是导致社会浪费，它不增加人类整体的幸福和满足，因为一个人从炫耀性消费上的效用之所得就是另一个被比下去的人的第二级效用之所失，所得与所失相互抵消，因此追求二级效用的资源就都被浪费性地消耗了。凡勃伦把这种社会浪费叫做炫耀性浪费，并主张对炫耀性消费行为实行管制。
(二)杜森贝里和依斯特林的相对收入效果
杜森贝里认为个人的效用仅仅是他的相对收入的函数，个人的效用水平与他的绝对收入无关。一个人的效用水平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消费水平与他人的消费水平的相对比率。如果A阶层人们的收入相对于B阶层的人们减少，那A阶层的人们幸福感会降低。为了消除这种主观感觉上的贬值，必须采用收入累进税。一个社会的妒忌心的强弱决定了收入累进税率的级差，对高收入的人们就应课以更重的累进税。
依斯特林也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虽然国民总收入水平是增加的，但如果现有的国民偏好结构不变，按原有比例来分配国民收入将不会改变国民的幸福水平。每一个人如果同比例的增加收入会使国民的幸福水平原封不动，这种水涨船高的效果，致使经济增长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三)卡普坦(Kapteyn)和加万(Gavan)的相对效用效果
卡普坦等(1982，1985)认为人们的效用是完全相对的。他们创新性地利用调查资料探讨了人们关心相对收入的性质。并且发现资料与他们的相对效用假设相符。加万(Gavan1987)比卡普坦、杜森贝里和依斯特林等人还要相对主义。他认为人的幸福是绝对地相对的。他甚至从现代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表明人的幸福最大值是零。加万认为幸福的最大值之所以为零，是因为没有不满足就不会有满足，不满足感在生理和心理的负面感受，最多被满足感所带来的正面感受所抵消。因为人们欲望无穷，满足感总是少于不满足感，故幸福的最大值为零。(四)弗兰克的显示效果(demonstration efects)弗兰克是目前在位置消费理论方面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人追求相对经济位置的消费会产生双重效用：相对效用和绝对效用。由于在位置商品上的花费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只能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所以追求位置商品就像寻租(rent—seeking)行为一样寻位(status—seeking)行为只能导致社会的绝对损失。
弗兰克认为人们对有利的相对经济位置的竞争使得许多竞争成为高赌注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竞争。这种竞争相互抵消使得竞争的社会结果是最坏的均衡而不是最好的均衡。因此，他认为政府的立法、管制应该是为了支持人们的合作竞争而不是两败俱伤的竞争。他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劳动分工，认为人们对相对位置的追求与关心会有利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因为人们“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偏好，会促使人们另辟溪径到另一行业或开创新的行业中去作鸡头，这就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五)赫希(Hirsch)的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
赫希认为位置商品是那些象文物、古董、已死著名画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人们的相对名次等等不可能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他认为人们追逐位置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从由消费位置商品时所产生的相对社会地位中获得效用，如人们买奔驰是想获得尊贵。当人们追逐相对位置得不到满足时，人们常常获得的不是幸福而是失望与焦虑。
(六)王建国的位置消费与市场结构(1993，1995，1996)
王建国的研究是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前提，故产权制度的界定是非常严格的。他认为人们争名寻位的活动主要限制在外耗竞争范围之内，即在人们的过分劳作竞争和显示性消费竞争的范围之内。他的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争名寻位活动不一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这取决于市场结构的种类、生产技术是否规模报酬递增以及人们的偏好结构。第二，追求相对经济地位昕导致的经济增长对足够富裕的国家可能害大于利，对足够贫穷的国家可能利大于害。这是因为，在足够富裕的国家，物质的丰富程度已经是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生理的需求，争名寻位只能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资源性的竞争或相互抵消行为。然而对于一个基本的物质需求尚得不到满足的国家，争名寻位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经济增长中虽然包含了人们为争名寻位所导致的资源浪费，但同时也包含了更多的物质消费给人带来的绝对效用的增加。第三，王建国、黄有光教授(1993)发现并证明，如果宗教或政治思想工作真可以弱化妒忌程度，那么在一定条件下，宗教或政治思想工作的效用就是生产性的。第四，王建国(1992b)表明，政治寻位行为如同寻租行为一样会导致社会的浪费。国有制下的官本位分配原则使得人们把时间和资源大量地浪费在政治寻位的非生产I生活动之中，造成巨大的经济内耗。
